展望未来，新技术与新人文的互相融合与融通应该是数码时代艺术发展的光明前景。创作者如何选择和应用数码技术这把双刃剑，对文学艺术审美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新媒体语境中，需更加重视深度思索和反思思维的作用。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和“后人类”媒介技术的“暴涨”，审美如何面对、应对和有效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确实是一个亟须讨论的话题。

　　美学以人的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使人自觉建构起审美意识和获得审美能力，确立起人类文化的审美价值体系。美学的核心是人，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完善人类自身，使人变得高雅和有品位，以促进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审美精神的宗旨在于实现灵魂净化，升华人的境界；真正的审美意在使人知觉到人之崇高和尊严的意义，实现美好和谐的生活。只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坐标，以人的精神家园为依归，审美才不会“走形”“变味”，美学才能大有作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介”“多媒体”“全媒体”“跨媒介”“互联网”“数字技术”以及“元宇宙”“后人类”思想，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或“塑形”日益加深，文学艺术的创作/生产、接受/消费、传播/营销也日益走向社会化，社会发展的边际效应和连锁反应正在文学艺术领域链条式展开，文学艺术“得风气之先”的“穿透性”效应日益被娱乐化风潮所影响。

　　随着“互联网+艺术”平台的诞生，审美趣味转化为可公开的指数，成为可供人观察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新媒体好像带来了真正展现个人审美趣味的时代，不论对艺术家还是对非艺术家来说，“互联网+艺术”赋予了个人审美趣味全新的用武之地，创造了它可以“变现”的价值。事实上，在日新月异和光怪陆离的新媒介时代，当代文学艺术面临着诸多变数，新媒介正在全面重塑已有的审美经验。简言之，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环境和飞速发展的媒介技术，当代文学艺术如何面对、应对和有效“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确实是一个大话题。基于以上认识和定位，应该加强和扩展相关的专项研究和综合研究：首先是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提升民众的互联网与新媒体使用常识；其次是在有力传承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上，多层次、多维度推动实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向塑造功能。

　　审美精神对于当前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以及更长时间的文化发展都很重要，它面对文学艺术、新媒介和审美经验三大领域，而这些在当前和未来都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领域。我们应该意识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介文学”崛起，其基点是互联网平台与互联网思维，与“文学性”的关系并不大。“互联网”文学商业价值倍增，而其审美性却并不乐观。

　　在文艺领域，媒介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由话语文化形式向形象文化形式的转变，在摧毁传统文化秩序的同时，也消解着艺术传统对意义的深度追求。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认为，人是一种时间性存在，时间是人的精神肉身，时代的加速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时间的改变，更是精神和心灵结构的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人大多在“压榨”自己的时间，因为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人们就不得不去学习新的技能；每天的时间变得不够用，人们变得越来越忙碌，借助各种互联网终端见缝插针式地“刷屏”“读图”“看短视频”等。

　　互联网的互动性质让审美活动的单向传播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即时的互动和多向传播。这种宽容度极高的网络环境，一方面确实激发了互联网的社会活力，拓展了价值创造和文化创意的新路径。但另一方面也带来文艺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审美茧房”效应被不断强化等问题——艺术生产日渐深入大众日常生活，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形式上赋予了民众平等的审美权利，给了民众一致的信息投送和反馈。

　　毫无疑问，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娱乐、即时沟通、获取信息等的重要方式，但网络沉迷、信息泄露、网络攻击、网络暴力等问题也深深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和网络治理的重点问题。与此同时，自ChatGPT于2022年底问世以来，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引发了外界对于技术滥用的担忧。情感多变的人类时而会出现犯错和误判等情况，拟人化机器人没有影响决策的偏见或情绪，可以快速处理大量数据以作出最佳决定，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人类和AI一起工作可以创造一种“有效”的协同作用：AI可以提供无偏见的数据，而人类可以提供情商和创造力，两者“有效”合一就能作出最佳决策。当前，人工智能正大踏步地向“通用人工智能”迈进，其相应的社会应用前景无限广阔且“看上去很美”。未来世界的“强人工智能”才是人们真正期望的，它能够像人类一样学习、推理和解决问题。

　　从理性角度讲，AI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我们需要为快速发展的AI领域设置“监管护栏”，为娱乐创意工作及其他行业提供保护。人类在发掘AI潜力时应谨慎行事，目前，中国、美国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在拟定管制人工智能的法规，这些政策制定者除了制定法规管制人们使用人工智能之外，也应该思考如何利用技术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连锁问题，特别是AI科技与人类智识的共存到底属于进步的创造还是欲望权力的延伸，是智人“赋能”还是自我“罢黜”这类终极性问题。

　　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提升，首先是指文艺创作要在表层意义上与物质世界相对的精神世界深耕，其次是指在更深层意义上对媒介技术研发者、大众传播管理者与使用者等各方的高要求，对最终实现民众精神成长、民族精神富有的高期待。这其中就涵盖了针对我国文艺发展的国家治理和文化治理，以及面向广大民众的喜剧美学启蒙和传媒素养提升，是有效作用于创作原初动力、大众审美品位、文化事业建设的根本所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应充分、科学、合理利用现代先进科技，特别是“迭代”发展的数字媒介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融通全球文明涵养、重塑文艺教化功能，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市场制度管控、民众素养提升等多层面互补共享的文化治理格局。这既是一项艰巨的民心工程，也是新时代数字文明建构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美好愿景。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用手机网络不能翻墙，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