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自雄（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晶晶（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大众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大力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新型主流媒体及其他多元传播主体通过融媒体手段面向国际公众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国际新闻舆论场不断提高国际传播话语权。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传播格局正在被重塑。一方面，美西方除了仍然掌控着主要的全球传播基础设施、平台和技术之外，还力图维系和巩固网络话语霸权，以“泛安全化”思维，特别针对中国主动发起信息战、舆论战、影响力战，明确推出“影响力和信息战略”，企图遏制中国媒体的国际影响。例如，除了强化攻击、抹黑中国的英语内容生产之外，还特别加大对中文内容生产的投资，力求掌控对全球中文用户的影响力。因应这一新态势，近年来我国加强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着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支撑下，我国国际传播拥有坚实基础和丰富内容，新型主流媒体充分利用数字化与媒介融合的发展契机，或借船出海，或造船出海，多措并举，锐意创新。

　　技术可供性为国际传播赋能，为国际传播体系迭代创新提供可能性和必要性。媒介体系、传播体系和人才队伍是全球传播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是做好国际传播的前提保证。历经新时代的持续发力，我国外宣主力军以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为龙头，顺应社交化、平台化、智能化趋势，积极探索贴近不同区域、国家、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例如，CGTN在国际主流社交平台Facebook、X、YouTube上打造官方英语主账号，以及欧洲、非洲、美洲、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分众账号，仅CGTN单一主账号在Facebook平台拥有1.2亿粉丝量，在X平台拥有1.3亿粉丝量，在Youtube平台有超过300万订阅者，CGTN还打造了T-House等数字原生品牌账号，基本上达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同等水平。此外，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的主副账号也全方位进驻各大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并已吸附可观的国际受众群。

　　面向多元国际受众群体，透过国际传播来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必须由多主体参与，用多元化叙事视角、叙事风格、叙事话语，来讲述多元化的中国故事。我国主流媒体在推进国际传播队伍多元化建设方面，近年的一些创新探索收到实效，实现从主流媒体主导的“单声道”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声道、立体声”的格局转变。目前，在国际主流社交传播平台已经出现由政府机构、职业用户、专业用户、普通网民、兼职用户、多频道网络机构，以及机器生成内容与公司生产内容构成的复合型中国叙事和话语体系。例如，我国主要外交官员与驻外大使充分利用国际社交平台账号对外发声，构成国际新闻舆论场的一股中国新兴力量，以他们为代表的外交官员阵营主动发声，提高了大国外交的传播广度和国际受众的可及性。

　　近年来，我国一些新型主流媒体秉持“造船远航”与“借船出海”并举、“主动发声”与“借嘴说话”并行的多元化国际传播战略，开辟了广阔的国际传播渠道、空间与范式。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叙事视角来看，需仰赖多元主体讲述不同层次、题材、主题、主角的中国故事，兼顾国家宏观、地方行业中观以及民间微观叙事；既需要官方机构与主流媒体讲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宏大叙事，也需要地方与行业讲述中国充满多元异质性的具体发展故事，还必须包括新时代中国百姓生产生活方式主题的微观小叙事。

　　从叙事主题来看，既要兼顾政治经济硬叙事主题，传达中国主张；也需要更多的软性叙事，反映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方式。近年来，多频道网络机构成为一股新生力量，在打造网红国际传播模式方面取得亮眼成绩，推动一批普通网民在国际社交平台“出圈”，成为跨国受众追捧的超级网红。例如，“滇西小哥”账号在YouTube平台拥有1050万订阅者，发布了424个生活方式视频，总观看人次超过34.8亿。这些跨文化传播的新鲜实践项目显著提高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信息舆论场的可见度和美誉度。

　　文化自信是我们的基本话语立场。面对西方政客与精英发起的舆论战，我国主流媒体、官方和学界当然要以我为主，立场鲜明地予以回击发声；这不是说服传播，而是舆论斗争。面向国际受众的跨文化传播，则更应该谦逊谦和，与国际受众交流对话是我们基本的交往态度。从官方来说，需要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借船出海或造船出海，温和地与外国公众直接沟通；从多频道网络机构传播者与普通网民等非官方传播主体来说，更要从民间交往、文化传播者的角度，自信谦和、平等包容地展示民族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方式，与国外受众进行跨文化交流与对话。国际传播实际上既有高度政治化的叙事话语，也有更多“去政治化”的叙事话语；混淆或混用将影响传播效果。

　　在国际信息流中，中国建构的多元、立体的话语体系已初见雏形。第一，建构了“反叙事”的政治话语体系，解构美西方“妖魔化”“污名化”的虚假宣传话语；在此基础上正面阐述“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中国治理方案。第二，大力加强“发展叙事”，讲述中国现代化的故事，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经济科技发展，再到脱贫攻坚与自然生态建设，形成多元、多层次的发展话语体系。第三，不断拓展历史文化的叙事话语体系建设，讲述历史悠久的璀璨中华文化、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文化、多民族和谐共生的人文传承。第四，生活方式叙事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惊艳成绩。当代生活方式具有亲近性、鲜活性，更是历史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的镜像，是全球网民的通用语。有学者认为，叙事可以召唤一种普遍的、共同的情感，从而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产生共鸣，“含蓄地”传达了生动的中国国家形象。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这些“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短视频艺术性地诠释了“中华文化”“中国梦”的主题，真正塑造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十余年来，我国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方面已初见成效，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稳步提升。显然，中国有良好条件进一步提升国家话语权，塑造新型大国形象。面向未来，要夯实国际传播战略工程翻墙的手机游戏，我国的主流媒体应继续遵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路线，运用多元主体参与，打造多样叙事风格的多元叙事话语，在国际舆论场呈现自信自强的中国形象。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