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省高院“1313”工作总体布局和市中院3.0版本“1237”总体工作思路，扎实推进省高院业务工作“精品工程”与市中院“精品计划”，2024年，双阳法院继续深化“精品工程”工作，在院领导、中层正副职、员额法官及青年干警的共同努力下，努力撰写和发表更高水平的理论文章、调研报告、司法建议、审判案例、裁判文书等各类“精品工程”成果。在全院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努力营造调查研究、钻研业务、求真务实自由之门翻墙手机版本、守正创新的浓厚氛围，构建全院人人积极参与调研工作、调研成果有效转化的大调研工作新格局，努力推出更多立得住、叫得响的精品成果和典型经验，努力打造一支精神昂扬、业务精湛、研究能力强、理论水平高的法院队伍。持续为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价值引领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贡献双阳法院的智慧和力量。

　　本篇“精品工程”专栏发布由太平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孙冠军，司法警察大队法警魏禹征共同撰写的《虚拟货币交易的效力》一文。

　　孙冠军，男，1970年2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太平人民法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1994年考入长春市双阳区人民法院，历任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平湖人民法庭副庭长、民事庭副庭长、刑事庭副庭长、奢岭人民法庭庭长、太平人民法庭庭长，一直工作在审判工作第一线，曾荣获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能手等荣誉，具有较为丰富的审判工作经验。

　　魏禹征，男，2000年10月生，毕业于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2024年6月考入双阳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职位，现于太平人民法庭协助工作。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新兴的交易媒介与投资工具，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与生活中。然而，虚拟货币的交易效力在法律和学术界仍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虚拟货币交易的效力问题。

　　虚拟货币，又称为互联网币、数字货币或者电子货币，这与我们现实中使用的货币全然不同。在“互联网社会形态”里，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成立或者参与社区，同一社区成员基于同种需求形成共同的信用价值观，虚拟货币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货币形态”。[1]比特币、泰达币等是目前市场上较为知名的虚拟货币种类。从属性上看，虚拟货币并不具备传统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及世界货币等全部职能，因此，它并不能被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货币。然而，在特定的虚拟环境中，虚拟货币却实际上能够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购买虚拟商品或服务，甚至在某些平台上与法定货币进行兑换。

　　我国第一份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文件为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但该文件仅是涉及比特币，不涉及其他虚拟货币。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规定：“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于2021年9月15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坊等，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生成的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这种数字货币并非国家货币当局发行，因此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传统货币的属性。在我国及全球多数国家的法律法规中，虚拟货币并不被视为法定货币，因此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通的法律地位，其交易行为也不直接受到货币法律的保护与约束。

　　尽管现行法律和政策对虚拟货币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学术界对此却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其法律地位尚未明确，不宜一概而论地将其认定为非法。甚至有学者认为，虚拟货币的数据属性只是载体，财产属性是其本质，虚拟货币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可以在特定环境中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因此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虚拟货币的应用场景将更加广泛，其法律地位也亟待明确。然而，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虚拟货币交易存在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危害，如果放任其发展，将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因此，应严格禁止虚拟货币交易行为，并通过法律手段加以打击。

　　《通知》第四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这也与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一致。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三十六批指导案例第199号案例中，法院认定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兑付、交易，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但需要注意的是，199号案例中案涉虚拟货币数额巨大，且当事人明确指出是用于投资理财的，因此具备融资性质，从合法性上便否定了合同效力。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将虚拟货币转换为美元市价，再转换为人民币，这相当于是在要求变相兑付虚拟货币，法院自然不能支持。这告诉我们，想要将虚拟货币兑换为法定货币的行为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因此交易虚拟货币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禁止了各类渠道的虚拟货币交易，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各类虚拟货币交易依然存在，尤其是通过“翻墙”“暗网”等手段进行交易，这导致了大量法律风险。在这些虚拟货币交易中，除了采取非法手段交易导致的风险外，由于虚拟货币的去中心化和匿名性，交易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履约风险。例如，在交易过程中，因交易对手身份无法确定、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等问题，可能导致交易无法达成。除此之外，虚拟货币的不可逆性也意味着一旦交易完成，若一方违约，将很难通过传统途径追回资金。虚拟货币交易具有较高的匿名性，导致虚拟货币容易成为洗钱、恐怖主义融资、诈骗等非法活动的工具。由于缺乏中心化的监管机制，虚拟货币交易的追踪和控制变得极为困难，特别是在匿名网络（如暗网）中进行的交易，执法机构几乎无法追查到实际的交易主体。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虚拟货币非法交易进行监管，涉及到的法律和技术问题极为复杂。

　　由于虚拟货币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创新性，现有法律体系往往难以及时跟上其步伐。导致在虚拟货币交易监管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可能导致监管空白或监管套利，从而增加了虚拟货币交易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在司法实践中，涉及虚拟货币交易的案件往往被判定为合同无效，虚拟货币交易违反了金融管理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因此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因虚拟货币交易产生的纠纷，往往判决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但具体操作中却面临诸多难题，如虚拟货币价值难以衡量、交易行为被认定为无效后如何恢复原状等。

　　此外，虚拟货币具有跨境流动的特性，使得其交易行为往往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虚拟货币交易的监管政策和法律规定存在差异，在一些地区，虚拟货币被视为资产或商品，而在另一些地区，它可能被视为非法的金融工具。这种立法上的不一致，导致了国际虚拟货币交易中的法律适用混乱，交易双方往往难以确定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

　　涉案虚拟货币是目前司法机关颇为棘手的现实难题。一方面，《公告》与《通知》的相继发布，进一步明确了对虚拟货币交易的严格限制。政策的调整不仅重塑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定位，将其从潜在的货币替代选项转变为非法金融活动的焦点，同时也对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虚拟货币性质的法律认定及其司法处置流程上，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与要求。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又对虚拟货币存在现实的处置需求，在集资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洗钱等相关案件中，司法机关需要把扣押的虚拟货币变现，以实现认定犯罪金额或上缴国库等目的。此外，还包括在民事案件中可能作为财产保全对象的虚拟货币，以及在行政违法活动中被没收的虚拟货币，都存在处置问题。由于传统的处置方式如拍卖、变卖等因违反现行法规而难以实施，导致大量虚拟货币被封存，无法转化为流动资金，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2]。

　　虚拟货币交易高度依赖于区块链等先进技术，而现有的法律体系在处理这些技术问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由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技术与法律的融合难题不仅增加了监管难度，还可能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性和争议。因此需加强跨学科研究与合作，推动技术与法律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

　　虚拟货币交易的去中心化和全球化特点，使得跨境交易变得非常普遍。然而，不同国家对虚拟货币的法律态度差异很大，这导致了跨境交易中司法管辖和法律适用的问题。例如，一方当事人在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进行的交易，可能涉及多个国家的法律管辖权。由于各国法律对虚拟货币的定义、监管要求等不一致，交易争议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此外，虚拟货币交易的跨境性质也带来了执行难题。例如，即便一国法院作出了有利于某一方当事人的判决，但由于虚拟货币的跨境流动性，如何在其他国家执行该判决，成为实践中的一大挑战。

　　针对虚拟货币交易的效力问题，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要尽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公告》出台前进行的虚拟货币交易应该如何处理给出相应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对于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查封、扣押虚拟货币却无法进行处置的问题，出台可行的、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利益的方案。同时，还应建立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为误入非法交易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为了减少非法交易虚拟货币的情形，应当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增强虚拟商品交易的透明度。虽然虚拟货币具有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的特性，但技术进步已经使得一定程度的交易追踪成为可能。监管机构可以通过与虚拟商品交易平台和区块链技术公司合作，建立透明的追踪机制，以便在必要时追查可疑的交易活动。例如，区块链分析工具已经能够分析链上的交易数据，以识别可能与非法活动相关的地址或交易。通过在法律上引入强制性的报告机制，虚拟货币交易的可追踪性将得到增强，有助于防止洗钱和非法融资等违法行为，防止不法分子以合法平台为掩护从事非法交易。

　　虚拟货币交易具有跨境性特点，其监管需要国际合作与协调。因此，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共同研究制定虚拟货币交易的监管标准和措施，确保处理虚拟货币交易在全球范围内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外，各国应加强在虚拟货币犯罪侦查、洗钱防控等领域的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以有效打击虚拟货币相关的跨境犯罪活动。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非法金融活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

　　由于虚拟货币交易存在极高的法律风险，交易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政府和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开展虚拟货币相关的公众教育，帮助用户了解虚拟货币交易的法律风险、反洗钱等要求，从而促使交易者自觉拒绝参与虚拟货币交易。另外，各类虚拟商品交易平台也应通过完善用户的身份认证、交易风险提示、资金安全保障等功能，提高用户的风险防范意识，降低交易中的潜在风险。

　　虚拟货币交易的效力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议题。它既涉及到法律的完善与创新，也关系到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安全。在未来的发展中，在涉及新事物、新情况的案件中，要准确作出裁判，既要对该事物本身有所了解，也要对相关部门、行业的规章制度、规定沿革进行全面搜索和学习。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应对虚拟货币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同时加强监管与引导，确保其健康有序地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数字经济时代中更好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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