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华社85年历史中，唯一一位柯尔克孜族记者。这些年，我奔走上万公里，采访了许许多多护边故事。作为记者，我会用新闻的力量，去延续柯尔克孜族人护边的故事

　　老奶奶是一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界线的护边员。沿着山脊,沿着河流,沿着草原,祖国的边境线,与她脚下的路,严丝合缝。一路走来,她刻了数以万计这样的石头,码放好的界碑连她自己都数不清,这一码就是45年。

　　沿着边境线来公里,就到了另外一个村子。那里有一个柯尔克孜族的老爷爷,他告诉我,护边可不是沿着边境线走走就可以的。

　　上世纪80年代,他亲手抓到一个境外间谍,当得知还有一个间谍在逃时,他领着一群边防战士,沿着间谍逃窜的上山方向,追踪过去,当车不能开了,他们就徒步；当路不能走了,他们就爬山。最后他们到了一片狼群经常出没的禁区。

　　老爷爷说,只要你生活在边境线的这一边,你就得护边。这句话不是老爷爷对我说的,是他对他的7个孩子说的。如今,他的两个孩子,已经从他的手中,接过了他的那份担当。

　　有一个35岁的柯尔克孜族小伙子,生活在另一个边境村,他常常凌晨6点就动身,沿着边境线,寻找发现一切可疑的动向。他要在黑夜中翻山越岭4个小时,才能迎来第一缕阳光。之所以要摸黑护边,是因为大多数可疑活动,都发生在天亮之前。

　　2014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外一名年轻人,一起去巡山,当他在夜色中发现有偷越边境嫌疑的4个可疑目标时,他让另外一个年轻人下山去通知村里人,自己冒险走上前去,与他们搭讪拖延时间。谁知道对方很狡猾,察觉到他是护边员,抽出随身携带的一米多长的砍刀,一刀,就砍下了他的手臂。他告诉我,用一只手臂,换来这4个犯罪分子的落网,值了。

　　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我都隐去了他们的名字,是为了保护他们。但是,我把他们写进故事,是为了用新闻保护我们的边境。在新疆56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还有塔吉克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等各民族的护边员,都在演绎着同样的故事。

　　我叫阿依努尔,我是土生土长在那里的柯尔克孜族人,我是新华社85年历史中,唯一一位柯尔克孜族记者。

　　我选择回到新疆,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因为,我是一名记者,我是一名柯尔克孜族记者。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里的路,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我也知道,那里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太多的美好,还不为外界所知,有我在,就有了你们今天听见的故事。有我在,你们还会听见更多这样的故事。

　　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战役中，激励我们的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十年前,我从泰国登上了一艘西方战舰——蓝岭号两栖指挥舰。在那之前,蓝岭号从日本出发,一路南下,在南海逗留十多天。为什么这样一艘武装战舰可以在我们的南海水域肆意航行、旁若无人?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蓝岭号的舰长时,他给了我这样一个回答:我的蓝岭号,可以去地球上任何一片水域,而南海,是我进出横须贺母港的必经之路。他说话时暗藏的那种霸权、霸道、霸气,十年来,让我一直无法释怀。

　　时光穿梭。2013年1月,某个东南亚国家突然提起南海仲裁案。当然,那个提起仲裁案的政府现在已经下台了,而且,那个国家的新政府与中国正在开启外交新篇章。但在当时,仲裁案还是引起了一片哗然。国际上一些人很快抛出观点,认为南海问题无解。无解,就意味着被动和失语,被动就要挨打,失语就要挨骂。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我要用记者的方式,寻找新闻层面的解题方程式。我开始寻找东南亚各国的官员、学者、专家,征集各种各样的想法、观点和建议。三年来,大量的采访为我的新闻报道积累了大量的新闻素材和事实依据。

　　今年以来,个别西方政客,在国际舆论场,不遗余力地针对南海问题接连抛出各种舆论炮弹。到了7月,南海已经被一些包藏祸心的人搅动得阴云密布。那一刻,我们意识到,在国际舆论场上,既然有人出于某种居心口无遮拦,我们就要用新闻事实说话,让他们哑口无言。作为国际新闻报道的“国家队”,新华社国际部的编辑记者们,集中精力,研判形势,瞄准对手,精准发力。我们拔出三把剑,争夺国际话语权。

　　我们的第一剑,是打黑。我们挖出仲裁案背后的西方黑手,我们挖出仲裁案背后美国律师团的底细,我们挖出仲裁庭和日本右翼政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用新闻报道让全世界的读者一眼就看穿,所谓仲裁案,就是一出意图抹黑中国的政治闹剧。

　　我们的第二剑,是打拐。我们明察暗访,发现了一些国家拉拢、拐骗东盟国家的小动作,发现了他们挑拨离间、嫁祸中国的险恶用心,发现了他们给东盟国家精心设下的圈套和陷阱。

　　我们的第三剑,是打假。我们曝光了仲裁庭租借其他法院场地的“小九九”,我们把仲裁庭在荷兰海牙和平宫租用听证室、租用办公用品、租用秘书服务那些事告诉全世界——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想在自己头上戴上一顶高大上的国际光环。在我们的连续追踪报道下,真相浮出水面,国际法院、联合国海洋法法庭这些正规国际机构先后公开声明与那个仲裁庭没有任何关系。仲裁庭的国际光环被摘掉了,仲裁庭露出了原形——一个地地道道、临时拼凑的五个人的草台班子。

　　三把剑,转化成新华社多语种的2000多条稿件,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声音,出现在欧美的主流媒体,出现在很多国家报纸的头版。在所谓最终裁决发布的那一天,我的一篇重头稿《南海仲裁案真相与谎言》在全球范围内被300多家媒体采用。不久后,我们看见某国的航母悄悄走人了,先前上蹿下跳的个别西方政客沉默了。经不住史实、事实和法理考验的所谓最终裁决,化作废纸一张。

　　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战役中,激励我们的是“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使命感和责任心,鼓舞我们的是“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

　　我是新华社一名普普通通的国际新闻记者,国际新闻记者从来都不只是简简单单地报道发生在国外的事情。我们用中国视角去观察,用中国站位去把握,我们用融化在血液中的中国基因,做好中国表达,传播好中国声音。

　　推动一个“点”前行的，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新华社记者这个身份带来的力量。一个“点”的故事告一段落了，但它却启发我们，对外报道有更多的“点”可以写

　　那是2016年1月。阿卜来提,一个29岁的维吾尔族青年,站在北京农行的柜台前,又一次没取出钱来。原因仅仅是:他的名字中有个“点”。

　　大家都喊他阿布,但其实人家还有姓,叫如则托合提。这个“点”,就在他的姓和名之间。在常见的输入法里,这个“点”有4种输入格式。但是,我们的银行、公安、民航、铁路等公共服务系统是从1993年开始信息化的,对这个“点”,一直没有统一的输入规范。

　　20多年了,这个看似很小的“疏忽”,却给1500多万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她在“朋友圈”里这样写:“你能想到吗,我在上海的大雪纷飞里,打车去火车站买票。我也用不了微信钱包、支付宝,不能网购、海淘……感觉自己像一个‘孤岛’。”

　　当时正是春节爷王妃翻墙逃了免费。我身边所有人都在抢红包,淘年货、买车票、全球购……谁能想到,我的同龄人却在以包邮著称的上海,享受不到线上生活的便利,仅仅因为,她的名字中也有一个“点”。

　　一个“点”的烦恼虽小,但当它进入1500多万少数民族同胞的日常生活时,它就成了一个事关民族和谐的大问题。

　　中英文特稿《一个“点”的烦恼》讲出了这些故事。刊发后,很多汉族读者、外国人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的报道“刷屏”了,支付宝官方很快有了回应,说“工程师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英文报道也在推特上取得了很高的阅读量。

　　“点”的故事没有完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注意到政协常委葛剑雄,曾在去年提交过一份“社情民意”,反映的正是少数民族姓名的问题。不过,他早已公开宣布谢绝一切采访。

　　我和同事费尽心思,终于在宾馆堵住了葛剑雄。没想到,他也对我们一个“点”的报道印象深刻,详尽地介绍了他向全国政协反映和中央政府部门协商的过程。我们的有关报道刊发后,成了全国“两会”的热点新闻,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阿布们”的烦恼,很快成了过去时。今年5月,国家民委等12部委专门就这一个“点”颁布法定标准。这意味着:“点”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解决。

　　国家民委专门邀请中国特稿社记者,接受了专访,当面表达了对新华社系列报道的感谢。他们说:一直知道“点”的情况,可是不知道该怎么推动,幸亏你们的报道,这件事办成了!

　　一位研究民族政策的权威专家评价说:一个点的改变,是“小政策”,但取得了“大效果”。它反映了中国民族政策更重视民生导向的新变化。

　　在采访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我先后采访了维吾尔族、塔塔尔族、藏族、满族等八九个少数民族近20个人,很多人开始都顾虑重重,不肯透露姓名。但到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主动要求实名,只因为我是“第一个过问这件事的人”。

　　“刚才给和田的孤儿学童捐款,用的支付宝,四五个人全是中间有点的银行卡,全部转账成功,大家都特别开心……”

　　很高兴,这个“点”是温暖的。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推动一个“点”前行的,不是我个人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新华社记者这个身份带来的力量。

　　作为一名时代的记录者，我们有责任，走进平凡，发现背后的不平凡，握紧手中的那支笔，写下一个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责任与担当，凝聚起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强大力量

　　邓聪挠挠头,腼腆地说,“哪顾得上呀,每打完一个桩,我就赶紧从水里捞点黄泥巴,糊在手上,再去握下一个。”

　　如果一双20岁的手握住的是一个大坝的安危,这双手在与洪水搏斗后留下了战斗的烙印。那么谁能否认,这是一双年轻,但却担当的手呢?

　　2013年,我上到青藏高原。冰天雪地中,我握住了一名修路工冻僵的手。常年的高原低温让这双手骨节粗大、皮肤开裂、握不成拳。

　　他说他经常睡一晚上觉,第二天打开门,发现雪已经下了四五尺高,要想出去,得先找个铁锹,刨个洞。

　　程春明讲的不是夸张的笑话,而是他参与修建中国最后一个通车的县级公路,也是世界上修建难度最大的公路——墨脱公路的真实经历。

　　这是中国最美的一条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但当我亲身感受着,向右扭头,就是碎石不断滑落的万丈深渊；向左扭头,就是随时可能塌方的悬崖岩壁。我终于明白,大自然在这里最美妙,也最无情。50多年的5次修建中,200多名修路工,长眠于此。

　　从此,一双残缺的手,托起了这个贫困的小山村。滴水成冰的日子,朱彦夫带领大家去打井,溅起的泥水、磨出的血水,加上汗水,生生把他的假肢和断肢冻在了一起。

　　一位老人跑过来,抱起朱彦夫的双腿,放在自己胸膛上,老泪纵横地说:“求求你回家行不行,就听俺这一次。”

　　如今,朱彦夫已经80多岁了,但腰杆依旧非常直,用断臂敬出的军礼,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优秀的军人。

　　粗糙的手、冻僵的手、残缺的手:这三双手让我记忆犹新。作为一名时代的记录者,我们有责任,走进平凡,发现背后的不平凡,握紧手中的那支笔,写下一个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责任与担当,一点一滴,凝聚起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强大力量。

　　四年前的现在,我正在耶路撒冷驻外。在那里,我度过了很糟糕的一天。那天,我正在一个难民营的冲突现场,冲突双方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军队。巴勒斯坦人喊口号、扔石块,自制火炮满天飞；为了驱散他们,以色列士兵不停地发射催泪弹,我被熏得泪流满面,跌跌撞撞地跟着人群一起跑,很狼狈。

　　就在这边冲突频发一片狼藉的同时,那边几十公里外的展览中心就在召开地区最大的国际武器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衣冠楚楚地坐在一起,研究最新型的武器。在这同一个地方,同一分钟里,有人正在讨论如何更有效率地杀人,而有人正倒在枪口下。

　　我在难民营里一边哭一边跑,跑了不知多久,我发现脸上的眼泪已经不是被催泪弹熏出来的了,它们变成真的眼泪了。那是我当记者以来,感到最无力的一天。记者,究竟有没有能力让世界变得更好?回到国内,我仍然在努力寻找答案,寻找身为一名记者改变世界的途径。

　　Rh阴性血,这是一种稀有血型,因为特别稀有,这种血也被称为“熊猫血”,在黄种人里大约有千分之三。

　　像我这样身体里流淌着“熊猫血”的人,健康的时候和常人没什么不一样,然而一旦需要输血,医院或血站往往没有足够的备血,常会陷入“找血无门”的绝境。“熊猫血”一旦需要输血,他们去哪里找到血?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为了全中国四百万“熊猫”,也为自己。

　　采访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不太出名的民间组织,叫作“中国稀有血型联盟”。有三万“熊猫”,他们组织在一起,自愿作全中国四百万“熊猫”待命的血库。这些“熊猫”在其他“熊猫”紧急求助时,随叫随到,无偿献血,十几年里救了数千条命。

　　他们去献血救人,我就跟着。我问,救陌生人,为什么也这么拼?他们说,因为命不等人。只有当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尽了全力,那么将来当我需要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人尽全力救我。

　　他们把这个称作“熊猫法则”。不要小看这句话,这条“熊猫法则”和三万“熊猫”的热血,为四百万人织了一张生命的安全网。

　　我报道了这个民间组织。一周之后,“麻烦”来了。稀有血型联盟的负责人告诉我,报道发出之后,他们出名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求助量剧增!特别是北京,大医院多,用血量大,北京志愿者已经不够用了。志愿者从全国各地往北京赶,开汽车来,坐飞机来,坐火车来,有的人家里条件不宽裕,居然是买站票一路站过来的。但是,他说,血都找到了,每一个人都找够了。

　　深夜,我又接到电话,有个得了白血病的内蒙古“熊猫血”小伙子在北京治病,找不到血、危在旦夕,你可不可以来?

　　献了血,有朋友开玩笑说,你本该在战地流的血没有流,回国以这种方式流了,看来记者真是个流汗流泪又流血的行业。

　　但我心里特别满足,这一次,我依然离改变世界十万八千里,但我觉得自己似乎加入到让世界变好的队伍中了,这就够了。

　　做调研不是重大问题的专利，也不是只有沉郁顿挫、横眉冷对这样端庄严肃的风格，调查研究其实贯穿在每一起用心的报道中

　　作为新华社记者中的普通一员,今年2月19日,我有幸与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一场6分钟的视频连线。当时,我正在河南兰考采访基层干部作风建设。连线对话中,总书记几次谈到调研活动的价值,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记者提的要求——“基层干部要接地气,你们的调研也要接地气”。

　　入社5年的实践让我体会到,我们所追求的报道的思想、温度和品质,都藏在调查研究这个武器里。今天我想讲两个故事,分享自己对调研的理解,以及从调研中收获的成长。

　　去年底,我和同事走访了河南、陕西、河北等多个水资源短缺的省份,个别地方干部对生态环境之漠视,令人震惊。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市级水利部门负责人,面对我们对城市大规模引水造景的质疑,他振振有辞,说营造水面是响应中央“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号召。这种荒诞的逻辑引人深思。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

　　在白河、渭河等好几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上,我切身体会到橡胶坝的威力。以它为界,蓄水的河段水波潋滟、风光旖旎,旁边地价飙升,新楼盘拔地而起,被截水的河段水面干涸、河床裸露,虽然是同一条河流,画风却形成强烈反差。

　　有几名缺水地区的干部,还用夸耀的口吻介绍,当地圈出的水面相当于5个甚至10个西湖。上游造水景,下游闹水荒,城市造水景,农村愁水缸,这种无视河流自身健康生命、人为剥夺部分人群利益的行为居然被附会成“响应中央号召”。

　　当时和我结伴调研的是一名资深前辈,两个月的采写中,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新华社记者的优秀品质,调研能力大有进步。

　　最终,我们推出了相关系列报道。当月,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出台了关于切实做好引调水工程前期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一些地方无序调水、“跑马圈水”进行控制。这次经历,也让我深切体会到,接地气的调研所彰显的品格与力量。

　　作为新华社记者,我一直觉得,做调研不是重大问题的专利,也不是只有沉郁顿挫、横眉冷对这样端庄严肃的风格,调查研究其实贯穿在每一个用心的报道中。

　　201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考古领域的报道《商朝人每天干点啥——一枚搓澡瓦片引发的趣味考古》,出乎意料在朋友圈刷屏了,还被评为当年的新华社“清新文风”佳作。回头想想,这也是一次通过调查研究,从专业性强的冷门题材中,发掘和重构趣味性的报道经历。

　　稿件的出炉算是机缘巧合。当时我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参观,看到一个布满凹痕的陶块时,讲解员卖了个关子,让猜猜用途。它居然是搓澡用的,商朝人已经过上这么精致的生活了!

　　我萌发了写篇稿子的念头。考古一贯以高冷形象示人,如何把艰深的内容解构、重组和包装,十分考验记者的功力。我从商朝人的衣食住行出发,阅读和筛选了大量文献资料,并请专家帮助解读,把“阳春白雪”式的常规文物介绍,变成了以现代人眼光和趣味还原古人生活的“下里巴人”。稿件播发后,数百家媒体和公号转载,新华社稿件意外地成了“网红、爆款”。

　　近年来,传统媒体式微的论调屡唱不衰。但是我相信,真正有价值、有公信力的内容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生存空间。作为一名年轻的新华社记者,我也会用脚踏实地的调研,拿出更多有温度、有思想、有品质的作品。

　　今天，也许我们没有机会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克难奋进，勇往直前，走出一段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2016年7月14号清晨,天色微亮,很多人还沉浸在睡梦中。我爬上了一家餐馆的屋顶,取出无人机,安装好桨叶,寻机起飞。

　　7月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多地降雨量、江河湖库水位均超过1998年同期。我带着无人机,穿越大半个湖北去追雨,从空中记录下荆楚大地的抗洪全景。

　　这一次,我的任务是航拍牛山湖大堤爆破的瞬间。牛山湖大堤是湖北省第二大湖泊梁子湖与牛山湖之间的隔堤,梁子湖水位告急,炸掉牛山湖大堤,还湖于自然,成为一项应急谋远的共识。

　　转眼间,我的无人机快接近牛山湖大堤了,手机屏幕上的回传画面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当时,十几架无人机在大堤上方盘旋,彼此干扰非常严重。

　　我调整好悬停方位,屏息凝视着手机屏幕。突然,巨响划破天际,尘土腾空而起,爆炸物形成了一道超过100米高的移动墙。正在这时,我的手机操控界面黑屏了!5秒,10秒,20秒过去,仍旧是黑屏……我果断执行了返航操作。失联约40秒后,通讯重新建立。当无人机稳稳落在我手里的那一刻,我的后背全汗湿了,我紧紧抱着它,给它一个吻。

　　事后才知道,在这次历险中,有的无人机被炸毁,有的电池被大浪卷走。但即便面临再大的危险,出发,永远是我无悔的决定。

　　与1998年险情主要发生在长江干堤沿线年湖北汛情呈现出多点强降雨、处处灾情重的特点。灾情就是命令。在湖北分社分党组的领导下,全体采编人员日夜奋战,众志成城。

　　从6月28日到7月27日,我追随暴风雨的中心,密集转战。一架无人机,一双雨鞋,一把雨伞,两个充电宝,30个日夜,16个现场,3000公里征程……

　　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月的“长征”。今天,也许我们没有机会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但是我们却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克难奋进,勇往直前,走出一段属于自己的长征路。

　　这一月,我开着无人机走过长征路。无论环境再危险,条件再恶劣,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无人机的身影。它一次次起飞,瞭望灾区的水,寻找被困的人。它不仅让我以更高的视角见证灾难的无情,更让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守望互助的温暖与大爱。

　　这一月,我乘着越野车走过长征路。车是移动的帐篷,我在车上吃饭,在车上睡觉,在车上发稿。我们的车曾穿行在大别山的红色旅游公路,冒着沿途70多处塌方的险情,我们挺进灾区；我们的车曾在月夜驰援一线,不料道路被水冲断,我们尝试了三条路,结果不断上涨的洪水差点把我们包围。

　　这一月,我坐着冲锋舟走过长征路。那一天,我和我的同事一行五人,乘坐空降兵的冲锋舟前往天门市受灾最严重的黄潭镇直击灾情。我忍受着冲锋舟表面上的滚烫高温,忍受着水质恶化后的刺鼻气味,冒着感染血吸虫病的风险,和灾区人民一同体验一线的生活。

　　这一个月的长征是短暂的,但对我职业生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这不仅是脚下的长征,更是心灵的长征。每当在暴风雨中逆行,每当疲惫得睁不开眼睛,每当浑身湿透却还要继续战斗,我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出发,又为什么坚持?在新长征路上,我又该抵达何方?

　　记者，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神，只有当我们贴近大地，我们的报道才有温度和深度，我们的记者生涯才会走得更远

　　去年春运期间,我们陪同一个45岁的农民工苏文勋返乡,我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上,和他一起,顶风冒雨骑行了两天一夜,历时37个小时,回到了他地处中越边境的广西老家。在这1000多公里的回家路上,我和同事相互配合,通过新华社客户端直播的方式,发出了95条图文和视频。这次采访,不仅真实记录了铁骑大军的回家路,也让我长久以来思考的那个问题有了答案。

　　在前后历时7天的采访中,我对老苏的认识和情感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老苏启程的前两天,我们赶到他在佛山的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屋。在那里,我们和老苏坐在床边拉家常,还帮他讨回了5000块钱的欠薪。老苏很感激,他说,挣钱真不容易,四年来他骑摩托车回家也主要是为了能省下一点钱。那时,我对老苏这样一个平凡、不起眼的外来务工人员,充满着同情甚至怜悯。

　　而这种感觉,却在铁骑返乡的路上,改变了。路上真的太冷了,即便是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前面老苏像一堵墙一样为我挡风。从1月30日凌晨5点半出发,快骑行到广西南宁市区时,已经是接近31日的凌晨1点钟了。天上飘着细雨,风非常大。我穿着一条秋裤、两条厚毛裤和一条牛仔裤,却依然感觉双腿泡在冰水里。除了寒冷,还有困,我的眼皮都在打架,我紧紧地缩在老苏背后寻找着一丝热气,而老苏却把头盔盖子打开,让冷风不断地灌进来,大口大口地抽着烟给自己提神。

　　因为太困,我开始打瞌睡。然而一打瞌睡,就会引起摩托车重心不稳造成摇晃,太危险了。我被同事强行架下摩托车换班,钻进随行的采访车休息。一个小时后,我被颠簸的路面摇晃醒,恍惚中看见一个小红点仍在前方移动,那是老苏摩托车的车尾灯。

　　骑行得越久、越远,我越能感受到老苏矮小身体里所迸发出的巨大耐受力。而我对老苏的认识和情感也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我对他更多的是平视和心疼,他像我的家人一样,让我内心觉得温暖。

　　寒风冻雨阻挡不了老苏回家的脚步。1月31日号晚上6点钟,我们终于到家了。老苏家的房子已经50多年了,楼上住人,楼下养猪,气味难闻。仅有的四间房是用木板挡的、泥巴糊的,屋顶、墙上全是破洞,冬天的小风呼呼地往里头灌。

　　眼前的景象让我很难受,而老苏却笑呵呵地说,这次骑摩托车回家他又省了520块钱。他努力挣钱、努力省钱是因为他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在父母有生之年让他们住进新房,一个是不管花多少钱治好老婆的病。

　　面对生活艰辛,老苏却“总是笑”。在银行的ATM机上查到5000元欠薪时,他笑着。凌晨1点多找落脚点,在南宁的一家小招待所,为省10块钱跟服务员讨价还价时,他笑着。在途中停车休息我握着老苏冰冷的双手和他一起聊天时,他笑着。

　　我问老苏,你总是笑,不觉得生活很苦吗?老苏说,我每天多挣一分钱,我的生活就改变了一点点,我就离我的愿望更近了一小步。

　　直到这时,我觉得自己才真正读懂了老苏,一个对家庭充满责任、为小小梦想勤劳工作、在艰难困苦前乐观面对的老苏。他开始让我仰望,像一个师长,教我如何面对生活。

　　我想这就是新春走基层的意义。老苏是2.7亿农民工的缩影,是他们的真实故事,让社会公众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共鸣,也让作为记者的我更加读懂了中国的现实和希望。

　　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安泰俄斯。他一旦双脚离地,就浑身无力。但是,只要让他的双脚接触他的母亲大地女神,他就会力大无穷。而记者,就像这个力大无穷的安泰俄斯,只有当我们贴近大地,我们的报道才有温度和深度,我们的记者生涯才会走得更远。因为正是大地,给了我们温暖和行走的力量。

　　玉树母亲，在你们身上有着对心灵家园的守护，更有着对爱与善良亘古不变的忠诚。是你们告诉我：无论何时，勿忘初心

　　1998年元月3日朝佛路上,卡车侧翻,通天河畔,康卓德吉和父母及姐姐、哥哥阴阳两隔。一场车祸让她失去4个亲人,那年她才10岁。

　　这所学校收容的孤儿有500多名,其中很多都是玉树地震留下的遗孤。康卓德吉说,很多低年级的孩子入校后管男老师叫爸爸,女老师叫妈妈。课堂上出现“父母”二字时,孩子们经常含着泪,声音哽咽。

　　如今,康卓德吉已成婚,有个快4岁的儿子。暑假里,很多孩子都被她带到家中,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采访结束时,八一孤儿学校门口12个红色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上面写着:“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当时,想想老师的艰辛,孩子们的不易,我的眼泪再也没有控制住。

　　第二位母亲叫做索南措毛,45岁,家住玉树禅古新村,美丽的村落因附近有玉树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禅古寺而得名。

　　见到索南措毛时,她正在自家的院落里晒牛粪,即便是她上山放牧,也要把一对龙凤胎儿女带到身边。聊天中我才知道,2010年玉树地震,她的一对龙凤胎儿女在地震中遇难。

　　这位善良的藏族母亲久久不能从失去孩子的悲痛中释怀,她整天以泪洗面,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也许是上天眷顾这位善良的母亲,2012年5月12日,她的另一对龙凤胎孩子在玉树八一医院降生,儿子叫伊西达哇,女儿叫尕玛文毛。

　　我清楚地记得,采访结束给两个孩子说再见时,当时只有3岁多的文毛突然双手合十,对着我做了一个祈求平安的手势,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玉树地震发生后,化隆县负责援建玉树称多县雪吾村49套房屋的重建,在建筑工地干过8年活的杨秀英和丈夫赵恒礼承建了其中的16套民房。

　　2010年11月17日,赵恒礼承建的房屋主体框架完成,又值高原寒冻期不能施工,他踏上了返乡路途。不幸的是,他们驾驶的车辆在青海省湟源县境内发生车祸,车上5人全部遇难。

　　2011年端午节过后,这位以前最远只去过省城西宁的女人带上20多个民工,毅然去了几百公里外的玉树。杨秀英只上过小学二年级,不懂工地管理,请人；不会财务,还请人。2011年国庆前夕,杨秀英终于将16户“定制房屋”按时交付给了当地牧民。拿到丈夫的车祸赔偿款后,她首先给工人们结清了工资。

　　“老赵,工人的40多万工程款全部付清了,房子也交给老乡们了,你就好好过你的清闲日子吧。”她曾这样在丈夫坟头哭诉。

　　就是这样一个经历磨难的母亲,在一双儿女面前,她却始终挺直着脊梁。她的坚强,她的尊严,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玉树灾后重建,当地基础设施跨越发展20年。诚然,物质重建是基础,但在三江源头,在世界屋脊,更多像康卓德吉、索南措毛和杨秀英一样的人们却为我们重建起一片精神的高地。

　　玉树母亲,我想在你们身上有着对心灵家园的守护,更有着对爱与善良亘古不变的忠诚。你们告诉我:无论何时,勿忘初心。

　　作为一名长期驻外的新华社记者，从东非高原到西非大漠，从满街枪支的战区到民风淳朴的村镇，行走非洲的经历告诉我，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对于国家中的个体有多么重要

　　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有一个特殊的代表团,由10名来自叙利亚、南苏丹、刚果(金)和埃塞俄比亚的难民运动员组成。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运动员代表全球超过6000万的难民登上奥运的舞台。

　　去里约之前,我在肯尼亚采访过其中5名运动员。在南苏丹姑娘安吉丽娜的记忆里,战争是村里的枪声和火光。这个当年不到7岁的小姑娘,跟着村民晚上躲子弹,黎明找食物,一路从南苏丹逃到肯尼亚卡库玛难民营。离开家之前,她甚至没来得及与父母见上一面。

　　难民代表团的其他队员都与安吉丽娜有相似的逃难经历。来自刚果(金)的波波莱·米森加曾在森林中躲了8天才被人解救。来自叙利亚的游泳运动员尤丝拉·马尔迪尼曾与姐姐推着船在冰冷的爱琴海中游了三个半小时。

　　就在对安吉丽娜采访结束后一周,南苏丹,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再次陷入内乱。军队内部派系发生冲突,交战双方用上了重型武器。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6万人流离失所。

　　首都朱巴的难民涌入联合国工作区寻求庇护。这些难民中,有许多和安吉丽娜当年一样大的孩子。他们追逐打闹,穿梭在就地生火做饭的大人身边,尚未意识到他们还要经历多少颠沛流离。

　　去年三月,多国联军对也门境内发动空袭,当地安全形势急剧恶化。中国政府随即展开了迅速、高效的撤侨行动,分4次共撤离中国公民629人,外国公民279人。作为新华社唯一的视频记者,我随舰参加了这次系列报道,也经历了很多难忘的瞬间。

　　在中国撤侨的临时安置点,中国援建也门图书馆项目的工作人员张洪兵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他所在的建筑工地靠近也门国会大厦,爆炸声就在墙外,不时还有流弹飞入。每天空袭开始后,炮弹都把夜空打得通明。

　　3月29日早晨,接到撤离通知的张洪兵与同事登上大巴,抵达荷台达港。看到军舰和五星红旗,现场有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他说忘不了舰身上挂着的条幅,上面写着一行字:

　　一边是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一边是温暖安全的诺亚方舟。吉布提的临时安置点里,有空调、热饭和免费的亲情电话。在军舰上,战士们将所有铺位腾空,给撤离人员休息,随舰军医在每间舱室巡诊。无论是协调国际关系、设计撤离线路,还是生活上的妥善安置。处处能感受到中国的大国担当以及对人民的关爱。

　　我还记得看过一条网友评论,他说,这就是中国梦吧,每个人都有逐梦的权利,尽管在海外打拼,也能放心去飞,因为祖国在你身后。

　　从东非高原到西非大漠,从污水横流的贫民窟到“高大上”的国际会议中心,从满街枪支的战区到民风淳朴的村镇,行走非洲的经历告诉我,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一个强大有力的政府,对于国家中的个体有多么重要。

　　驻外近三年,我带着摄像机和话筒到过非洲不少地方。我享受身在现场、纪录历史的过程,也常庆幸自己生在和平安宁的中国。（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