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普京支持叶卡捷琳堡申办2020年世博会录制的一次讲话，光是在Youtube上就得到了上千万的点击率。人们瞬间抛下对他离婚原因的诸多疑问，以及窥视其隐私的无穷动力，转而关注起他的英文演讲——从阴谋论角度，这的确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

　　回到普京的英文本身，尽管这不是总统先生第一回秀英语，但却是他所有英文讲话中最欢乐的一次。他依然是那副精心维护的硬汉形象，锐利的眼神和不时挥动的僵硬手臂，在阐释俄罗斯参与世博会的历史久远，却非常可惜地从未有机会举办时，他的表情更像是嚼了一块太妃糖一样生硬。如果你把声音关掉光看他的肢体和面部，那么他下一个动作是迅速摘下墙上的猎枪定点射击，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问题的关键出在他那口浓重的斯拉夫腔英文上。他的英文可没有德语那么顺溜，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德语了。后来被克格勃选中，苏联时期曾经以外交官的身份在苏联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多年。

　　普京开始学英语是在他担任俄罗斯总统以后的事了。普京上任不久，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访问俄罗斯，普京在莫斯科的一个餐馆宴请这位年龄与他相当的欧洲大国首脑，就是在这次晚宴上，普京第一次向外界披露：他正在学习英语。

　　可惜没有更好的语言环境，也没有潜伏暴露的压力，总统先生和他众多的东欧俄语区同乡一样，大舌音搅在每个尾音里，染上了浓得化不开的斯拉夫腔。不过，这种腔调本身并不让人讨厌，要不然美剧《破产姐妹》里东欧来的厨子Oleg和他的掮客老相好Sophie怎么会有那么多热爱他们口音的粉丝。

　　从字面意义上，口音（accent）是同种语言里与社会团体、地域或阶级相关的特有发声方式。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虽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口音，但在某些语言中也有所谓的标准口音之说，不过，这些标准语音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用法国社会学家PierreBourdieu在《语言与象征力》（LanguageandSymbolicPow-er）的专业阐释，即标准口音语言是一个差异的系统，是在诠释社会事实的社会性差别、层级体系以及分化等共同构成的网状结构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口音的审美或是正误判断，依据的是社会标准而不是语言学标准。

　　正是因为口音这种社会建构性，一切口音都有可能因为接受群体经验的不同而得到认可或者受到诋毁。19世纪的俄罗斯贵族，都讲究要万里迢迢去法国，学一口硬邦邦的巴黎贵族口音，才有脸面回莫斯科或彼得堡，而一切又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颠了倒，一口俄罗斯口音在傲慢的巴黎社交圈变成了身份的象征，十月革命期间逃亡到巴黎的俄罗斯贵族难民，不仅带来了缝在斗篷、靴子里的“沉重”珠宝金币，那些隐藏在奢靡里神秘而又悲惨的身世故事也令当时整个上流社会兴奋不已，他们马上接纳了“俄罗斯皇家时尚第一人”叶卡捷琳娜女皇为时尚idol，而夹杂着斯拉夫口音的法语，与人沟通时夸张的手势也成为流行的表达方式。

　　当价值观无限向经济实力靠拢，口音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上流社会媚俗的工具。如果要说世界上对于口音这件事最为偏执，并且可以几百年如一日，最大限度不向金钱低头的，恐怕只有英国人了。

　　剧作家萧伯纳的《卖花女》改编成电影后由赫本主演，讲一个卖花的底层少女通过学习贵族的口音伪装进入上流社会。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英国人一开口说话，就会激起另一个英国人的妒恨或鄙夷之情。”

　　现代的英国仍旧是一个阶级负担沉重的社会，这不能说是一种坏的形式，至少也称不上积极。 口音在英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他们相信，你很难从一个人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却可以从他的口音听出这一切。一个人的口音等于向世人诏告他的出身背景，包括他的成长环境、教育程度乃至他的社会阶层。

　　拿口音说事，早就跳出了社交圈沙龙里的游戏范畴。事实上，英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确由口音而起。ReceivedPronunciation是公认发音的标准英语，它最初的作用并不是促进沟通，而是作为一种“贵族音”将一小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和别人区隔开来。只有三种人讲 RP：皇族、BBC的播音员和从小在私立寄宿学校受教育的人，而其中皇族讲的RP又和后两种有一点儿不同，被称为“QueensAccent”。

　　说RP口音的人，给人的典型印象是良好的出身背景和教育程度。同样的，一些口音，可以在开口的第一秒，就使人觉得你是没文化的土包子。 这种“工人阶级”口音里，比较知名和有影响力的是Cockney。这是一种伦敦工薪阶级所使用的口音，最著名的口音持有人，恐怕就是贝克汉姆了。Cockney虽然被打上负面烙印，但它同时也带着鲜明的反抗上流社会的意味，年轻人非常热衷于模仿一些这种口音以彰显个性。

　　现在，操一口纯正RP口音的人少之又少，如果非要这么讲话，也只会被人看成矫揉造作扮上流。RP的式微是语言进化中一个悖论，贵族口音的核心是强调区别，最终却因为没有促进交流而濒临淘汰。

　　德国慕尼黑大学以语言学家乔纳森·哈林顿为首的研究团队研究了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即位起50年来圣诞演说中的元音发音，女王不再操一口标准的“女王英语”，而是染上了社会阶层相对较低的人的一口伦敦音。哈林顿认为，这种变化其实是英国过去50余年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一种折射。

　　虽然女王本人可能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音已经有所变化，但她却非常敏感地留意到王室一些年轻成员的口音变化。史学家兼王室自传家肯尼思·罗斯两三年前与女王一起喝茶时，女王告诉他自己的孙辈有伦敦口音，就连安妮公主与爱德华王子也是如此。

　　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口音的阶层变体的概念，由阶层、个人、职业、性别等社会因素所引起的语言变异，就是语言的社会变体。而阶层变体是其中最早被研究的一种。

　　社会语言学家将贝克汉姆夫妻定成了研究对象，这对夫妇行事风格没有一般英国人那般刻板。他们分析了Youtube网站上载有的这对名人夫妇自2007年以来接受采访的录像，区别显而易见，贝克哈姆自成名后，讲话中英格兰东南和伦敦东城劳工阶级所惯用的一些土语发音开始逐渐消失；而从小在伦敦以东埃塞克斯郡长大、混迹在时尚圈的维多利亚，更加主动地顺从了这种强势口音的驯化。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口音标签和随之而来晦暗未明的地域奚落司空见惯。如果你不懂这种符号化的具象意义，最好的参照样本便是每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各种语言类节目。上海口音通常出自小里小气的精瘦男子，山东口音则经常出现在表现部队生活的小品里面，河南口音多半是在火车站候车室里面的农民工代表。东北口音的代表是赵本山，基本是农村人大大咧咧的自我嘲讽，正好切中庶民精神复兴的要害得以流行全国。与此同时，口音的双重矛盾性在东北口音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并非没有社会学依据，BBC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发声调查，只有两个参数，声望（Prestige）和吸引力（At-tractiveness），南爱尔兰口音和加勒比口音被普遍认为是声望低而吸引力强，通俗点解释，这意味着你会想和他（她）去酒吧但绝不会雇佣他（她），相反，伦敦或德国口音则是信誉好声望高却非常无趣。把这个问题换成中文口音，估计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里，东北口音属于第一种。

　　广东口音最微妙，二十几年前的广东模式，代表着生活水准上的绝对领先，你翻看那几年的节目，各路出身东北的小品演员无一例外地梳着油头，拖长了音说广东普通话扮港商，而最近几年流行的桥段，说广东口音的角色不是诈骗犯，最后也是被奚落的下场——中国式的口音偏见固然与各地区的传统、文化差异有关系，不过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发展水平，而高速发展时期地区发展差距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流动带来的对资源配置的无序性，都让这种偏见变得圆滑又刻薄。

　　口音很多时候其实是策略。主持人李湘，则像条变色龙，主持湖南卫视，是嗲嗲的港台腔，到了北京台的《每日文娱播报》，却字正腔圆，完全不是同一人。都是娱乐节目，居然有如此大的区别。再说何炅，能在北外当阿拉伯语老师，估计说一口正统播音腔并非难事，但谁让人家主持的是《欢乐大本营》呢？

　　娱乐圈、时尚界这等鱼龙混杂的地方绝对是社会语言学最值得研究的领域。May的职业是艺人宣传，副业是餐厅合伙人。她的原名是什么，估计很少有人知道。她原来名字里带个“妹”字，这种事她会告诉你吗？除非混到“张惠妹”。如果有不识相的问起来，最多害羞地回答，人家是5月出生的。May是东北人，15岁艺校毕业之后就到北京闯荡，最早做酒吧驻唱，住过北漂标准的地下室，也和天后一样，天天早上胡同里倒马桶。他们那拨子野模和驻唱，和所有来自经济弱势地区的人一样，一旦进入国际大都市，首先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自己的口音。May对于对抗危机感和地缘压力有天生的智慧，语言也很有天赋，跟着胡同里的少年混，掐了烟屁股利索接一句京骂，一口北京话流利得卸了妆就可以顶班公交售票员。

　　娱乐圈的社交圈子说开放实则保守，口音其实也只容得下那几个腔调，甜腻的港台腔，略带傲娇的京腔，标准普通话，至多再加上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普通话，对那英可以例外，苞米馇子味姑且不究，这叫一姐范儿。

　　不过，扯着嗓子摇滚的自由胡同青年早就成了明日黄花，大张伟不唱歌跑去当综艺咖了，连混到了国际巨星的位子也不好轻易露出一丝胡同味儿，北京南城口音在与北城口音的角力中落败，一不小心就会被说成是胡同串子。港台腔也好不到哪里，文化的发达程度终究仰赖于经济，众所周知，粤语文化，包括台湾流行文化的势头在这些年已经削弱了很多。

　　May看得很清楚。“现在内地娱乐圈的形势简单总结，二三流艺人说港台腔，代表嘛，就是选秀出来的那班。能红的很少，但至少不出错。”她带的那个湖南艺人也不例外，平时一口港台腔，唱歌的时候又变成咬字不清的ABC，“一线艺人喜欢自诩文化正统，说标准普通话。剩下口音实在太重又不机灵的，只能当谐星，要不就窝在地方台混。”

　　倒是那些港台艺人，开始卷着舌头说普通话了。谢霆锋说普通话努力是出了名的，香港小报酸溜溜地称他的口音叫“北京国语”，最近拍了《中国合伙人》的香港导演陈可辛也是一个。听他用国语接受采访，会发现在那挥之不去的广东话口音之中，偶尔有几个字咬得特别用力，音发得特别标准，听来反而叫人更觉突兀不协调——这些字不正是他们在当下的娱乐圈风向底下力争上游的结果跟痕迹。

　　口音的对抗与消弥往往发生在相近或同一文化体系内，举个例子，说中文的人不会觉得爱尔兰口音有多粗鄙，伯明翰口音又有多拿不上台面，但我们会瞧不起印度人说英文的口音，乃至新加坡的南洋英文也不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在同一地域的多种口音之争往往存在着某种政治经济关系与权力消涨，如香港音与广府音对粤语标准音的争夺。文艺作品与公共空间从来很喜欢表达这种纷争，在似是而非之间寻找笑料，却意外地能在不同语言体系中达成宽容。

　　因此，在美国生活的张超反倒是放开了。“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感觉讲话有口音像是犯罪一样。”她说，特别是说着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口音，时间久了也感觉没什么了，只要不影响沟通，有点口音反而能显出你母文化的魅力与真切，“因为这代表你能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却也说得那么好”。

　　只是华为手机开了翻墙后，口音生物链却没有失去作用，法语、德语口音的英文最有异域风情，中文的行情也不错。口音的是非曲直，恐怕永远是商业的意义大于语言学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