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苹果、华为两大科技巨头先后召开了新品发布会，引爆市场热议的iPhone 16系列和全球首款三折叠屏手机HUAWEI Mate XT相继面世。

　　上一次两者同一天开发布会，还要追溯到2018年10月。6年过去，电子信息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消费者将这次发布会较量视为一种隔空“battle”。两者的新品发布是技术实力的集中展示，是市场策略的较量，更是6年间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竞相创新的缩影。

　　中国手机厂商，在席卷全球的科技浪潮中，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从低端到高端的蜕变。长江商学院李伟教授发文指出，激烈的市场竞争造就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手机品牌，他们依靠“走上去”和“走出去”的战略奠定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了价值链的向上迁移。

　　9月10日，华为与苹果上演了精彩绝伦的“隔空PK”：苹果在当日发布iPhone 16系列四款手机，搭载A18仿生芯片，CPU和GPU性能继续提升，增加了拍照按钮、全系标配即将发布的AI功能（Apple Intelligence）。当然其中最吸睛的无疑是新增的AI功能，起售价5999元。

　　华为则扔出了更炸裂的杀手锏，带来了全球首款量产的三折叠屏手机Mate XT系列手机，要知道尽管此前三星已经推出了三折叠的概念机，但一直没有量产，而苹果更是至今尚未推出任何折叠屏手机。当然，华为的这款三折叠手机定价也是绝对的“遥遥领先”，三款配置定价分别为19999元、21999元和23999元，目前黄牛价格更是炒到了十万以上，并且一机难求。

　　不知道何时在中国，苹果手机几乎成了新的“性价比”代名词，而商务人士们则更追捧新款的华为折叠屏手机，至于以前曾经一度风行的廉价手机几乎踪迹难寻。这一切的发生，是中国手机产业在经历了高度市场竞争阶段后，实现价值链向上迁移的结果。

　　手机市场竞争格局的演变，伴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不断迭代而不停向前，今天的“赢家”一旦放松警惕或者战略失误，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出局”。手机产业的大变局就发生在从功能机时代向智能机时代的跨越中，新的引领者将耀眼的新星——一个具备上网功能、可编程、可触屏的小手机——推上舞台，上一个时代的引领者则纷纷黯然谢幕。

　　科技的进步，崭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给后来者创造了极佳的“弯道超车”的机会。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来说，手机市场是一个“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而随着技术和商业模式快速升级换代，手机市场的“可竞争性”也增强了。

　　功能机的时代（苹果2007年发布第一代的iPhone之前），尤其是在2000年之前，中国手机市场几乎完全是外资品牌的天下，摩托罗拉、诺基亚和爱立信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

　　1992年摩托罗拉投资1.2亿美元在天津建设了其全球最大的手机工厂；1995年诺基亚也在北京建立了合资的手机生产基地。此后，两家公司不断推出引领风尚的拍照手机、音乐手机、翻盖手机，备受市场青睐，那一句“Hello，Moto”可能至今仍深深地刻在很多人的记忆之中。

　　爱立信则是手机和通信设备业务两手抓，中国早期很多通信网络项目都是爱立信承建的，第一款进入中国大陆的GSM手机也来自于爱立信。这三家寡头共占据了中国手机市场约八成的市场份额。索尼、阿尔卡特、西门子和飞利浦等外资品牌则瓜分了剩下的市场份额。当时中国本土的手机制造商要么做代工贴牌，要么虽有品牌但影响力很微弱。

　　这个阶段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外资三大寡头之间，竞争的焦点是以更快的速度推出款式更新颖有趣的手机。

　　伴随着中国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手机厂商们大量的广告宣传，到了2000年底，中国手机市场已经达到了年销售8000万部的规模，其中仅2000年一年就新增用户4000万，相当于此前5年新增用户数量的总和。2001年，中国更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蓬勃发展的市场吸引了更多本土的手机厂商加入竞争。

　　为了培育本土厂商，早在1998年底，信息产业部就向37家企业发放了30张GSM手机生产许可证和19张CDMA手机生产许可证，其中12家企业同时获得两个牌照，这12家中除了摩托罗拉是外资企业，其余均为中国企业。

　　但这些拿到“牌照”的中国厂商很多并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只能依靠整机进口贴牌，或与外企合资来获得国外品牌的技术和设计支持，赚的都是“牌照钱”。被称为“手机中的战斗机”的波导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做传呼机起家的波导1999年与法国萨基姆公司（Sagemcom）合作，几个月的时间，就制造出2万台手机。为了打响名气，波导花费重金投入广告，并向代理商让出高额利润，激励他们优先推销波导手机。在这样的高举高打之下，波导手机开始逐步深入人心，2003年更是成功卖出1175万台手机，年利润超2亿元，远超其他外资品牌。

　　本土力量中很快又长出新枝桠。2003年，中国台湾厂商联发科推出集合通话与多媒体功能的集成式手机基带芯片，很快又发明“交钥匙”方案，这大大降低了造手机的技术门槛。之前一直依靠水货手机和翻新机赚差价的深圳华强北老板们兴奋不已，他们连夜赶制手机，但因为没有牌照，这些手机也被称为“山寨机”。

　　与有牌照的“正规军”不同，山寨机因缺乏品牌、“准生证”和资金优势，所以更加专注在使用功能和性价比上，一些功能甚至在今天看起来仍很有趣，比如双卡双待，甚至四卡四待，超大电池超长待机时间，超强低音炮，能点火的手机，能验钞票真假的手机，甚至还有为信佛人士设计的佛光手机，有指针指示麦加方向的穆斯林手机……令人不得不佩服其脑洞大开的程度，同时因为没有支出大额研发和营销费用，生产成本也很低，所以山寨机的价格竞争力不可小觑。

　　据统计，2007年，中国山寨手机的产量至少有1.5亿部，几乎与正规渠道的手机总销量相当。除了在国内销售，这些山寨手机也选择了“出海”，根据iSuppli的数据，2010年，山寨机在中国的出货量约为2.3亿部，同期有1.5亿部山寨手机出口海外，其中有2000万部进入印度。创新的功能和高性价比就是其制胜的法宝。

　　反观那些最早拿到牌照的厂商，在2004年手机生产“审批制”被“核准制”取代后，失去牌照优势的它们，纷纷被国外的合作伙伴抛弃。波导、科健、夏新、熊猫等曾经红极一时的本土品牌，在外资品牌和山寨机的共同挤压下，竞争出局，波导转向做海外市场和贴牌代工，另外三家则从市场上消失了。

　　可以看到在功能机的时代，外资品牌在手机的技术上具备先发优势，因而能够享受这个阶段市场成长的最大红利。国内品牌在缺乏核心技术的背景下，仅靠牌照保护，很难走得很远，而类似于“山寨机”这样不走寻常路，做高性价比且具备创新功能的产品是一种值得学习的从底层突破的发展模式。

　　2007年1月9日，美国旧金山马士孔尼会展中心，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带来了激动人心的第一代iPhone手机。这款配置3.5英寸全触控屏幕、便捷操作系统、创新时尚功能的iPhone真正推开了全世界走向智能手机时代的大门。初代iPhone吸引了一批“吃螃蟹的人”，销量约为130万部。

　　2008年6月，iPhone 3G亮相，更强大的功能设计和应用使得其全球销量猛增到1100万部。此后每年iPhone手机都会迭代升级，吸引了全球大批“果粉”的拥趸，当然中国市场也不例外。

　　2010年，苹果带来新款神机：iPhone 4！凭借着全新的视网膜屏幕，iOS系统，流畅的操作体验，瞬间引爆了中国市场。

　　2011年，iPhone在国内的销量首次超过了1000万台，2015年更是达到了5838万台的历史巅峰。

　　这个时期同样耀眼的还有三星手机，2011年，三星推出划时代的Galaxy系列手机，标志着三星在智能手机领域的强势崛起。Galaxy系列的大尺寸屏幕设计在当时的手机市场上可谓独树一帜。三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开始快速攀升，到2014年，三星在中国的年销量达到了惊人的5280万台。

　　2010年可以说是中国手机产业竞争最为激烈的一年，中国市场的在售品牌达到200多个，诺基亚和三星依靠6000万部和4000万部的销量处于绝对领导地位，苹果iPhone 4热卖，国产品牌华为、中兴通信、联想等开始崛起，“山寨机”市场依然火热，各方“势力”各领风骚。

　　但“百花齐放”的场面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在2011年-2013年间，老牌外资劲旅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相继因战略出现重大失误，市场份额严重下滑，此外还有不少日本和韩国的手机品牌也因为竞争失利陆续退出中国市场，成为“昨日黄花”。外资手机品牌通过大洗牌，完成了新旧交替。

　　同样，中国本土厂商的竞争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风光无限的“山寨机”开始遭遇重重困境。

　　●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困难，iPhone的问世推动了3G时代的快速到来，而联发科芯片主要支持2G的GSM，在3G芯片技术上有绝对优势的高通，芯片又卖得很贵且在非正规渠道根本拿不到，“山寨机”遇到了“卡脖子”的难题。尽管后来联发科的芯片也迭代到3G，但因为要向高通缴纳专利费，价格优势不再明显；

　　● 其次，屏幕、主板和摄像头技术当时多由中国台湾厂商垄断，这些供应商对“山寨机”厂商通常缺乏信任，在合作时不仅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且常常会出现断货问题，“山寨机”在供应链中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

　　● 此外，中国的消费升级，以及政府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开始严厉地打击山寨手机，也是“山寨机”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一批新的“挑战者”出现了，小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业内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的“山寨机”正是被小米打出局的。

　　小米的创始人雷军是狂热的手机控，据说在他自己开发手机前的16年，用过53部手机。2009年下半年，一直从事软件设计的雷军决定出手开发手机。与别人从硬件入手不同，雷军做手机是从系统着手，通过用户深度参与的方式设计出MIUI系统，他又从当时日渐式微的摩托罗拉挖来了大量硬件专家，本人一家家地拜访主要的供应商，终于在2011年8月发布了小米手机第一代。

　　这款“互联网手机”依靠顶尖的配置和1999元极具性价比的价格直接破圈，原本计划卖出30万台，最终实际销售790万台，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奇迹。随后2013年7月雷军又发布了第一代红米手机并定价799元，彻底把山寨机扫出了市场，共售出4460万台。

　　除了小米，2010年至今，激烈的市场竞争还造就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手机厂商，他们依靠“走上去”和“走出去”的战略打败对手，奠定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华为从2003年开始做手机，到2010年功能手机还有80%的占比，主要依靠的是电信运营商定制机的渠道。但2014年因政策突变，运营商补贴紧急退出，曾经领先但重度依赖运营商渠道的“中华酷联”（中兴、华为、酷派、联想）中另外三家遭受到严重打击，退出了中国手机的第一梯队，转战海外市场或逐渐销声匿迹，只有提前布局技术和高端市场的华为手机在激烈竞争的中国市场活下来了。

　　实际上华为一直有“居安思危”的心态，很早的时候就在芯片持续投入研发。早在2004年，华为就宣布成立单独的芯片部门——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其前身是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此后虽然一直有做芯片的迭代，但因为研发成本很高，在利润微薄的中低端手机市场生存困难。运营商补贴退出，市场重新洗牌，让华为更加坚定了要靠技术在市场上立足的信念。

　　2013年开始，华为进一步加大对芯片研发的投入，2014年华为将其芯片命名为“麒麟”翻墙免费的app推荐 知乎，并加快了迭代步伐。2014年9月，华为推出了搭载麒麟925处理器的高端手机Mate 7，发售价格在2599到4399元间，700万台的惊人销量，让华为在高端手机市场有了一席之地。除了高端手机外，华为还在2013年推出了面向年轻人的荣耀品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市场空间。

　　2017年，华为与荣耀的手机销售收入达到了2360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了30%，全年发货1.53亿部，坐稳了国内手机销量的头把交椅。2018年华为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从20%提升至27%，更在第三季度全球销量超越了苹果。2019年华为更推出了5G折叠屏手机Mate X，惊艳全球，同年华为成为全球智能手机的头部玩家，出货量达到2.4亿台，仅次于三星，位居世界第二。

　　就在此时，2019年开始，美国对华为进行芯片断供制裁，2020年华为也不得不剥离荣耀来缓解芯片压力。2021年第三季度，华为也跌出了世界前五大智能手机厂商之列。

　　但经过三年蛰伏，华为实现了“王者归来”，于2023年9月突然推出Mate 60系列手机，搭载了自研的麒麟9000S处理器，一时间产品供不应求，据悉截至2024年7月该系列手机全版本销量已经破千万。根据IDC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华为手机出货量以17.5%的市场份额再次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第一。

　　苹果最强之处在于芯片，但因为其在外型、功能、硬件配置（除芯片外）上每年的更新都很小，被人吐槽“挤牙膏”；而华为恰恰相反，其芯片的性能较之苹果仍有不小的差距，但其在外型、功能、其它硬件配置，尤其是折叠屏（包括最新推出的三折叠屏）上的创新，给市场带来了更多惊喜。

　　此次，两者在同一天发布旗舰机型，更将这种对比推向了“白热化”，iPhone 16此番即将推出的AI功能，被视为可以让其“性能过剩”的芯片发挥用武之地，而华为的Mate XT三折叠屏则将其在工业设计和制造上的优势发挥到极限，未来究竟鹿死谁手值得期待！

　　OPPO是从步步高视听业务转型独立而形成的，而VIVO则是从步步高手机直接更名而来。在功能机时代，OPPO曾依靠一款“笑脸手机”走红，但在进入智能机时代后，OPPO开始落后了，苹果、三星、HTC纷纷抢占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小米也异军突起。

　　最终OPPO决定壮士断腕，将库存的220万部功能机大幅降价甩卖，同时全面挺进智能机研发。很快OPPO在中国、日本、美国和印度相继设立了7个研发中心，在拍照、旋转摄像头和闪充等领域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特别是闪充，OPPO2016年首次推出的超级闪充技术能实现高达50瓦的充电功率，是当时世界上最快而且安全的手机充电技术。2016年OPPO以7840万部的出货量和122%的同比增长率打败小米，跃居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第一名。

　　同时，OPPO在海外市场的销售也有不俗的表现：早在2009年OPPO就首先进入了泰国市场，随后在2012年又进驻越南和印尼市场；2014年开始涉足菲律宾、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地，并在印尼建设了第一个海外零部件组装工厂；2015年OPPO又进入了埃及和中东市场；2017年在印度建厂生产手机。目前OPPO的海外业务已经遍布60多个国家，为全球6亿用户提供服务，2023年第三季度更是以18.3%的份额拿下了东南亚市场的第一。

　　VIVO也全面复制了OPPO的成功经验，在包括美国的硅谷和圣地亚哥在内的地区共设立了七个研发中心，同时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目前来看，在经历过大浪淘沙后，华为、小米、OPPO、VIVO和传音手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手机领域绝对的“第一梯队”。它们不仅没有陷入低质低价、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的怪圈，反而不断在向价值链的上游迁移。

　　其实，在前文的描述中，我们也提到在“山寨机”风行的时代，价格也曾经是竞争的焦点，而且2010年在中国手机市场曾经有超过200家手机品牌，而到了2024年第二季度，IDC的数据显示VIVO、华为、OPPO、荣耀和小米在中国智能机市场份额合计高达80.8%，苹果已经滑落至第六，其它品牌几乎已经没有多少生存空间。

　　全球市场份额超过1%的智能手机制造商有15家,其中12家是来自中国的手机品牌。这些手机品牌包括华为、小米、OPPO、VIVO、荣耀、真我、联想-摩托罗拉、TECNO、itel和Infinix等。

　　在一个能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竞争市场中，当绝对领导者还没有杀出来之前，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者常用的战略，激烈的价格战屡见不鲜。

　　但是价格战对厂商的成本控制和资金实力也是巨大的考验，随着有人出局，这个市场将经历出清，剩下的厂商数量会显著减少；但只要不是行政垄断的市场，剩下来的竞争者也不敢单纯抬价，坐享垄断红利，因为场外早有潜在的竞争对手虎视眈眈蓄势待发；你一旦这样做了，新的竞争者就会伺机出动，市场重新进入高度竞争状态，最终很可能重新洗牌。

　　相反，你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抬高进入行业的技术门槛，同时提高消费者对自己品牌的忠诚度。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产业也会实现升级。通过技术升级来筑建或拓宽护城河，来提高品牌溢价，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正是中国手机产业证明了可行的道路。

　　比如小米手机甚至红米手机的技术、定位和价格都较品牌诞生之时有了质的飞跃，手机也帮助小米积累了大量的现金，根据小米最新财报，截至2024年6月30日，小米的现金储备高达1410亿元，雷军也被称为是北京的“现金王”，现在手机业务所创造出的充沛的现金流甚至可以支持小米造车。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不过3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手机业已进行了几轮的大洗牌。从一开始的外资占统治地位到如今的国产手机走上去与走出去，一切都似乎在梦幻之中。山寨机曾占据国产手机的主流，但它们现在已被小米等品牌机所取代。国产手机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很快就成了世界级玩家。这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三点：

　　手机业早期竞争激烈，鱼龙混杂，一片混乱，这让其背上了产能过剩等负面评价。但消费者是理性的，资本也是理性的。随着时间的推进，效率高的企业逐步做大规模；而效率低的企业则不可能永远获得资本的追捧或消费者的支持而死磕下去，他们要么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要么退出市场。这种竞争，貌似无序，却能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政治经济学家熊皮特所推崇的“创造性破坏”。正所谓，红海的尽头是蓝海，虽然逐浪红海的英雄们绝大部分会折戟沉沙。

　　在当今社会，创新无疑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语，但创新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创新的成本非常高。一旦创新失败，企业甚至会堕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企业可以较为容易的赚钱，因此这时候它们经常对创新兴趣寥寥。只有当市场处于激烈竞争中的时候，企业为了击败竞争对手，创新才会成为一个必选项。

　　进一步说，在竞争的环境中，创新有着很强的外部性，一家企业创新会激励其他企业也去创新。创新是九死一生，但不创新就是等死。因此竞争会驱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从这方面来说，创新不是我们喊几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也不可能靠评比颁奖来激励面向市场的创新。创新需要成为企业解决企业生存和市场痛点问题的必选项，其才能够发展起来，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华为手机的曲折经历。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各家厂商不得不持续的提高自身产品的性价比，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购买自己的商品。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在向消费者让利的过程。企业并非要做善事，但它们的行为却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福利，这一切都要拜市场竞争所赐。从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监管政策应该着眼于促进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而非相反。

　　最后，笔者要说，手机相对于庞大的中国经济来说，仅是小小的一部分，但它的发展史却带来了巨大的启示。现在中国经济凡是竞争激烈的行业，往往也是最有活力的行业。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最关键的就是塑造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让各家企业去激烈竞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俗话说，有竞争、准许进入、准许失败（退出）才能驱使有梦想有“鬼点子”的人去创业创新。顺着这条路走，中国经济的未来肯定会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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