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帝吧（百度李毅吧）组织了一场面向台独势力的网络集体行动——“帝吧出征脸书”，引发了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本文以Bennett等学者提出的连结性行动理论为框架，对这次网络集体行动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帝吧出征脸书”呈现出高度的个人化传播倾向，这种传播形态迎合了“千禧一代”青年追求个性化表达的形态，从而激发了具有政治冷漠特性的“千禧一代”投身于政治表达活动中，并推动网络行动从传统的集体性行动向连结性行动的模式转型。但与此同时，“帝吧出征脸书”中大量使用的表情包米姆（Meme）使得运动呈现出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的特性，消解了运动的严肃性与政治价值，抑制了对话双方在实质性议题上急性沟通与交流的能力，使“千禧一代”主导的，以连结性行动为框架的政治参与在对话上具有了建构与破坏的双重特性。

　　自从2014年台湾发生反服贸运动以来，台湾社会的“反中”情绪日益高涨，这一趋势在蔡英文2016年1月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达到顶峰。在此期间陆续发生的周子瑜事件和林更新脸书表情包事件也在加剧两岸民众的对立情绪。2016年1月20日，国内著名网络团体帝吧（百度李毅吧）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行动，将目标瞄准蔡英文和台湾多家泛绿媒体，通过在这些个人和组织的脸书专页上留言刷屏，宣扬反对台独的政治主张。这场网络政治运动被称为“帝吧出征”，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包括《经济学人》、《纽约邮报》、CNN等媒体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华尔街日报》对参与帝吧出征的网民进行的分析显示，“千禧一代”（the millennials）是参与此次网络行动的主要力量，参与这场运动的网民中90后占比超过60%，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也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由此可见，帝吧出征是由青年网民主导的一场网络行动。在过去对政治议题表现出冷漠情绪的千禧一代利用互联网重新成为了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

　　本文以Bennett等学者提出的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理论为框架，对这场帝吧出征脸书反对台独的网络行动进行分析，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出现明显下降。在美国，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选举投票率的不断降低，也体现在对政治议题和公共事务的日益淡漠上（Putman，2001）。这种情况在当代青年群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而有人断言称“千禧一代”是政治冷漠的一代人（Rossi，2009）。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千禧一代对政治的淡漠感来源于不断僵化的投票选举机制，如果能够有亲身实践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会对青年人产生显著的吸引力。（Wattenberg，2012）。这体现出西方社会现行的政治体制与青年群体的心理期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互联网的出现，为弥补这个鸿沟提供了可能。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5%的美国千禧一代通过互联网了解政治和选举信息。互联网不仅是一个单向度的信息发布与传播平台，更因其互动性和参与性而成为吸引千禧一代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平台。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和普及，显著增强了千禧一代群体参与政治议题讨论和政治运动的热情（Conroy et al，2012）。这种线上的政治参与也带动千禧一代更多参与到线下的政治运动中，增强了他们在现实世界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Mossberger et al，2008）。

　　在中国，由于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背景，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有着较为独特的变迁历程。在80年代之前，包括青年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受到国家严格管控，动员型的政治运动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模式（Yang，2003）。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青年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从复兴到衰退的过程。80年代青年群体对政治参与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带有明显的行动主义色彩，但90年代以来，经历了集体性行动挫折的青年群体开始走向“政治无涉”，对政治议题和政治活动表现出高度冷漠的情绪（程福财，2011）。虽然青年在整体上对政治参与上表现出冷漠与排斥的态度，但在不同政治议题上，这种态度的程度也有所差异。在政治活动涉及到国家主权利益、国际局势与国际关系的议题时，青年群体有着较高的参与热情（陆士桢，2015），这与近些年来中国社会逐渐的高涨民族主义情绪有着密切关系。

　　在一些学者看来，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具有重要的赋权意义。互联网的赋权同时作用于国家和社会，重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使中国的政府变得更加开放、透明和负责（zheng，2009）。同时，互联网也打破了权利与资本长期以来对政治话语的垄断，使得语言知识成为合法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师曾志，2014）。这就使得缺乏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而文化资本相对充足的青年群体拥有了进入政治话语的可能性。由于中国现存的政治生态没有提供充足的实践空间，因此互联网成为青年群体政治参与的突破口。互联网的赋权能力是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基础。

　　在观察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对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的改变时，Bennett和Segerberg（2012）认为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显著改变了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的形态，使传统社会行动的形态从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向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转变。在分析诸如占领华尔街和阿拉伯之春这样的连结性行动时，Bennett认为它们与传统的社会运动最大的不同在于集体性的身份认同让位于个人化的内容表达与分享。个人不再是宏大的社会运动中微不足道的一颗螺丝钉，而是拥有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参与者。当个人化的表达内容被他人认可、分享并且被重复表达时，人们便获得了参与行动的自我激励机制（Benkler，2006），这也符合互联网培养个体意识和自我效能感的特性。同时，传统的实体性政治组织也让位于由互联网作为中介的组织，原先由小范围、强关系的组织领导模式转变为由人际网络支撑的弱关系连接。最后，由于身份认同的弱化与弱联系的人际网络机制，连结性行动的参与者具有多元化的身份关系，对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具有较强的包容性。

　　由此可见，连结性行动根植于互联网的逻辑中，追求个人化的表达、松散的组织架构和广泛的参与。这与千禧一代期待的政治参与形式有很高的契合程度。因此，连结性行动会取代集体性行动的框架，成为审视中国千禧一代群体主导的社会运动的主要模式。

　　帝吧，即百度李毅吧，是中国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帝吧用户通过“高级黑”的方式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式解码，从而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林品，2013）。包括“屌丝”、“备胎”等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词汇都是来源于此。帝吧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爆吧文化”，爆吧是指在某一论坛或社交媒体上短时间集中性地大规模发帖，将含有正常内容的帖子淹没并造成服务器过载或瘫痪的行动。有学者认为，“爆吧”实质上是群体理念不同而导致的群体间冲突行为，一方面是具有彰显表达自由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对互联网的秩序和生态构成潜在的威胁（罗以澄，2013）。

　　在帝吧出征脸书之前，帝吧已经组织了多次的“爆吧”行动，但针对的对象都是国内的其他粉丝组织。帝吧出征脸书是帝吧第一次基于国家统一的政治因素展开的爆吧行动。在出征之前，帝吧的组织者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将参与者被划分在不同的群中，分别负责收集信息、制作表情包、资料翻译等，还有专门的群组负责在网民发表的不当言论下解释和道歉，团队分工非常细致。在1月20日晚7点，几路网民同时出动，在蔡英文、三立新闻和苹果日报的脸书网页上展开爆吧行动。与传统的爆吧行动大多发送无用的“垃圾信息”不同的是，这次帝吧出征所发送的信息内容非常多元化，包括“八荣八耻”、爱国歌曲歌词、网民自制的表情包和中国各地的美食及风景照片等。由于参与出征的网民人数众多，作为主要目标的三个脸书网页迅速被大陆网民攻占，使得蔡英文、三立新闻和苹果日报陆续关闭了脸书的评论功能。

　　虽然帝吧出征完全是网民的自发行为，但很快得到了官方的回应youtube 免翻墙。 共青团中央的微博账号在帝吧出征脸书的同时，发了一条内容为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的微博，被认为是在对这一事件表达隐含的支持。《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和《环球时报》也陆续发文，表达了对这场网络运动的支持，《环球时报》还采访到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人。虽然在帝吧出征的行动中，参与者集体使用代理服务器（VPN）翻越防火墙登录脸书，触及到了我国目前互联网管理的敏感问题，但官方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可以视作在这个议题上默许了网民翻墙的行为。

　　如前所述，个人化传播是连结性行动的核心特征。Bennett和Segerberg在讨论连结性行动时，认为个人化传播的模式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政治诉求蕴含在便于个人化的口号中，二是个人化的传播技术使得人们能够分享这些主题。在帝吧出征脸书的过程中，这两个特征都有着明显的体现。首先，帝吧出征的目标是反对台独、打击台独分子的声势，但在这个模糊的目标下，整个行动并没有明确的诉求和实质的内容。在攻占脸书的过程中，网民们可以自行选择任何文字或图片内容发送。在蔡英文的脸书页面上，既有以她自己为原型的表情包，也有“八荣八耻”和爱国歌曲歌词，所有的内容都围绕着反对台独的主题展开，衍生出的内容却非常多元化和个人化。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运动，基于互联网发动的帝吧出征给予了每个人很大程度的自由去实现自我表达和参与，这正迎合了连结性行动对于个人化传播的要求。

　　其次，组织者在帝吧出征前广泛征集网民制作表情包，并制作成网络文件供参与者下载，使得脸书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大量具有丰富意涵和趣味的表情包占据。表情包作为社交媒体时代出现的新文化符号，继承了米姆（meme）文化的诸多特性。米姆是道金斯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是基因（gene）的逻辑移植到人类文化中形成类比性概念，以此解释谣言、流行语和时尚趋势是怎样进行传播的（Bauckhage，2011）。在互联网时代，米姆通过社交媒体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在帝吧出征的过程中，表情包成为了参与者攻占脸书刷帖的主要武器。表情包中包含了诸多大陆网络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例如黄子韬、尔康、暴漫表情等。参与出征的网民不断利用这些元素进行再生产，并有意识地与反对台独的主题相结合。每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表情包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性和行动力的个体，而不再是被人群所淹没掉的“原子化”的人。在这种机制下，通过网民的共同生产，相互分享，推动了这场网络运动的身份认同与传播形式的个人化。

　　由此可见，帝吧出征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运动和网络运动，没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诉求，没有等级分明的实体组织参与，整个运动带有强烈的个人化传播色彩，这与Bennett所构想的连结性行动的模式非常相似。个人化的传播更加适应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千禧一代的心理期待，表情包等互联网米姆所构成的符号体系和语境也是这一代人所熟悉的，这为他们适应并主导帝吧出征的形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帝吧出征成为了中国千禧一代展现其政治参与意识和行动能力的舞台。

　　如果将帝吧出征脸书与90年代到现在历次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展开的反美、反日抗议活动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代际心理、自律意识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以更加平和、开放和理性的姿态面对复杂的政治问题，并实现了与台湾社会的集体性对话与互动。这种互动不再是官方主导的，而作为“行动者”的组织也不再主导议题的设置、政治符号的确定和集体身份动员，而是调动各种资源，运用社交技术手段，让松散的公共网络围绕个人化的行动主题而聚集起来（Chadwick，2013）。这种形态的政治参与对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对传统政治话语表现出冷漠情绪的千禧一代群体自己创造出了一套话语体系，并成为了与官方话语并行的沟通两岸的对话方式。可以预见的是，基于数字媒体展开的连结性行动将会成为中国千禧一代群体接触与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

　　由于80年代中国的社会运动遭遇打击，中国青年群体自90年代起对政治议题表现出冷漠的情绪，加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主导了90年代的社会。成长在这个环境下的千禧一代所认同的是对高消费的追求和对身体欲望的满足，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经历了“从广场到身体”的嬗变（程福财，2011）。因此，帝吧出征的意义不仅在于一场政治观点的宣誓，更在于这是千禧一代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诉求表达行动。通过帝吧出征脸书，中国的千禧一代开始确立属于这个社会群体的政治认同和政治表达方式。

　　在帝吧出征反对台独两个月之后，由于维珍航空对中国乘客发表种族歧视性言论，帝吧再次出动，以同样的方式攻占了维珍航空的脸书，并将其好评度刷到最低分，使维珍航空总裁迅速出面道歉。由此可见，千禧一代正在通过连结性行动塑造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认同， 在涉及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主动发声，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与认同。千禧一代的行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国际传播的舆论生态，力图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始终处于成为被塑造的“他者”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帝吧出征是新一代青年群体政治意识萌发所造成的结果，他们通过张扬爱国热情来体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王涛，2016），这也在改变着中国青年群体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冷漠心态，推动他们关注政治议题、积极投身政治参与中。

　　与此同时，连结性行动的有效性却一直受到广泛质疑，Bennett认为连结性行动像之前的集体性行动一样，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通常还会遭遇惨败。在帝吧出征脸书过后，相当多台湾网民在台湾最大的网络论坛上PTT上表示无法理解大陆网民所发的内容，特别是无法理解表情包的含义。美国新闻网站Quartz也在文章中指出，这些表情包显得“非常奇怪”（odd），并且无法确定这些网民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

　　台湾网民无法理解表情包的内容，是两岸长期分离带来的话语鸿沟的一个具体体现。由于帝吧出征所使用的米姆是经过“原始米姆”在不断移用的过程中产生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所指，但这些所指都来源于原始米姆。符号意义的交换条件是双方具有共同的意义空间，表情包这种米姆在台湾的网络文化中并不存在，使得符号失去了交换意义的基础，这就导致台湾网民并不能理解大陆网民在脸书上刷屏的表情包里所蕴含的丰富意涵。

　　由于共同意义空间的缺失，帝吧出征更接近于网络青年借助反对台独的议题进行了网络狂欢行动。在互联网时代，巴赫金所说“狂欢”演变成了一种在网络虚拟空间的纵情恣肆，成为人们摆脱各种压制力量与繁琐无趣乏味的日常生活的方式（胡春阳，2004）。帝吧出征在形态上与帝吧之前所组织的多次爆吧行动如出一辙，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狂欢行为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随处可见（Herold，2011），但只是在这次行动加入了反对台独的政治主张而显得意义非凡。但由于千禧一代在出征的过程中大量使用表情包米姆作为沟通的符号，在很大程度上也消解了议题的严肃性，使其转变成一种狂欢的形态。

　　米姆的大量使用正是狂欢式传播的主要特点（Marek，2014），这是由于米姆的复杂意义破坏了双方进行信息沟通的语境，使得这种连结性行动缺乏进行沟通的基础。当双方无法实现意义的沟通时，社会运动就很明显地呈现出其弱点——一方尽情地实现个人化的表达，另一方却无法进入话语场域实现沟通，最终只是某一方带有强烈个人色彩自我表达，话语和行动都失去了传播的效力。

　　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依然没有给予民众足够的政治参与空间，这就使得千禧一代不得不寻找新的渠道实现政治参与和表达。连结性行动则提供了一种适应青年群体性格和价值观念的政治参与渠道。通过连结性行动，千禧一代构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群体内部的话语体系。在这个层面上，互联网不仅为青年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同时也培植了青年关注政治议题和参与政治的热情，二者相互依赖并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依存关系（Yang，2003）。因此，连结性行动的出现对于民间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基于民族主义情结展开的政治参与具有积极意义。

　　但同时，连结性行动并没有解决当前中国政治参与通道依然有限而且处于边缘化的状态，青年所萌发的政治参与意识只能通过翻墙的特殊方式和米姆这样的离奇形态而呈现。由于翻墙在制度上的模糊性，这更增加了千禧一代通过这种“离经叛道”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所产生的快感。高度政治正确的运动主题和徘徊在制度规范边缘的运动方式，带来的是更加强烈的仪式感和狂欢感，但对于议题的推进与解决，并不一定能够产生有效的帮助。同时，这种连结性行动是否会滑向单纯的懒人行动主义，使得政治参与和讨论都停留在虚拟空间中，以及这样的政治参与方式是否具有持续性，也都需要时间的检验。

　　总之，连结性行动为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渠道，帝吧出征则是这种行动方式的首次实践，无论效果如何，它都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模式。但依赖连结性行动的框架能否真正提升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与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程福财. (2011). 从广场到身体:当代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状况的嬗变. 中国青年研究(9), 34-37.

　　胡春阳. (2006). 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 115-121.

　　林品. (2013). 从网络亚文化到共用能指——“屌丝”文化批判. 文艺研究(10), 37-43.

　　陆士桢, 潘晴. (2015). 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当代中国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基本状况研究报告——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调查.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1), 61-66.

　　罗以澄, 赵平喜. (2012). “爆吧”集体行动中公民参与表达的实现及其规制——以“69圣战”事件为例.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34(12), 22-27.

　　编者按：近期，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成为舆论热点。相比尚不熟悉互联网的老人，已经能够熟练掌握互联网应用操作的老年网民同样面临网络谣言、网络诈骗、虚假广告等陷阱，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远低于年轻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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