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学术界向以独立和严格而著称。谷歌（Google）一个向学界资助的计划，却让美国学界卷入政治的游戏中来，备受质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运行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学界渗透计划。过去10年来，谷歌资助了数百篇研究论文，为其市场主导地位所面临的监管挑战辩护。

　　科技公司通过学术界对政府部门施加影响，被视为一种较新的游说方式。虽然食品、药品等行业素有资助学界的传统，但美国学术界对此一直小心翼翼。科技界则是新加入的游戏者。谷歌在这条路上比别人快了一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而成熟的学界渗透体系：除了资助论文之外，还会赞助学术会议、赞助研究机构撰写报告、资助出版、赞助学术奖项等。

　　在美国，游说政治源远流长。协会、NGO、职业团体、工会，都有可能成为游说者。商界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大公司掌握着巨大财富，因而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比其他利益集团更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游说制度，则为企业影响政策建立了一个合法的渠道。

　　与人们所想象的不同，看似与华盛顿关系较疏远的美国科技行业，也是游说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大公司普遍支持多个游说组织，并以此来影响政府政策。根据公开数据，美国五家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2015年在游说上的花费，是五大银行花费的两倍。硅谷正在迅速扩大他们在华盛顿的影响力。这一局面或许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而稍有改变。但显而易见，在特朗普当选之后，硅谷的态度相比之前有所改变。前段时间白宫科技委员会召开的峰会，硅谷科技公司的态度大为缓和。

　　作为科技巨头的谷歌，近年来一直在政治游说上投入重金。2012年，在美国各企业中，谷歌游说总金额位居第二，仅次于通用电气公司。 这一年，谷歌面临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其进行的反垄断调查。因而在游说上的开支明显上涨。2013年，随着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宣告结束，谷歌的游说开支也从1822万美元下降为1406万美元，最终在美国企业中位居第五。

　　此外，美国政府与学术界、商界的“旋转门”传统，也让科技界与政府这层关系更为密切。根据美国维权组织“问责运动”（Campaign for Accountability）的记录，仅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期间，就有183位政府官员在离职后去往谷歌就职，另有58位在谷歌任职过的管理人员离职后转至联邦政府任职。谷歌的高管出现在白宫的次数平均每周超过一次。

　　但不管是游说、“旋转门”，抑或是为了支持意向候选人的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活动，这些都是公开的渠道，施加影响的方式缺乏私隐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力量所使用的新玩法正在兴起。一些企业另辟蹊径，通过智库、学者来撰写研究报告，以专业为名影响政府政策或民意。这种做法是向决策者施加影响的幕后手段之一。通过这一途径，企业的游说活动能够避开华盛顿监管环境的约束，并且越来越难以发现。

　　这一做法并不新鲜。食品、药物和石油行业素有资助学术研究的传统。但由于医药行业丑闻频发，许多医学院、科研人员以及行业期刊已经要求学术研究公布企业资助方面的信息，同时禁止企业赞助方干预科研发现。

　　十多年前起，科技行业悄然加入了“学术游说”的大军。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科技公司，即苹果公司、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软、亚马逊以及Facebook，都不同程度资助有利于其公司的学术研究。微软曾向哈佛商学院教授Ben Edelman提供了资金，后者是有关谷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报告的作者。与谷歌存在专利纠纷的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也向支持己方的学术报告提供了资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则向各种针对谷歌的报告进行了资助。

　　在“学术游说”的路上，谷歌更进一步，已经形成一个复杂成熟的计划。“问责运动”执行董事Anne Weismann去年10月曾在《纽约时报》撰文称，谷歌在对学术和智库的资助上有一整套成型的做法。这一举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让那些有利于公司的政府政策获得支持。不过，讽刺的是，作为反对谷歌的组织，“问责运动”本身也接受甲骨文公司等谷歌竞争对手的资金。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的具体做法包括，向行业组织手机翻墙和电脑翻墙、智库和顾问公司的研究提供资金；拟好学术论文的“愿望清单”，其中包括每篇拟定论文的暂定题目、摘要和预算，然后这些管理人士会去寻找愿意写论文的作者；支付教授们差旅费，让他们与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和政府官员会面；以及通过资助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教授的研究项目来影响舆论以及公共政策制定。

　　“问责运动”发起的“谷歌透明性项目”（Google Transparency Project）统计得出，企业资助的情况极少在研究成果中被声明。在谷歌直接或间接资助的研究中，2/3不会声明被资助的情况。而在谷歌直接资助的研究中，甚至有26%的作者隐瞒这一情况。

　　《华尔街日报》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结论。该报对“问责运动”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谷歌资助了大约100篇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均提到谷歌的资助。但另有约100篇其他研究论文的作者接受了由谷歌和其他科技公司资助的智库或大学研究中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并未披露这些公司给予的资金支持。

　　此外，学术资助的数量与谷歌整体游说花费呈现了一种微妙的相关关系。谷歌的学术资助在2012年达到了顶峰。如前文所述，这一年，它正面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整个公司的游说花费也大幅上升。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Daniel Crane在其研究中反对针对互联网搜索引擎进行反垄断监管。谷歌曾希望资助其研究，但被拒绝。

　　相较其他方式的游说，通过学术研究施加影响的花费要少得多。谷歌在资助学界研究计划上的资金只有几百万美元，对每一项研究出资5000美元至40万美元不等。这些钱对这家搜索和广告巨头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学术界对于企业资助的态度相对开放。一些学术人员认为通过企业的资助，能够获得更多资源，进而扩展自己的领域影响力。但很多学术人员仍没有接受企业赞助，因为这么做的代价可能很高。《华尔街日报》援引加州大学哈斯汀法学院的Robin Feldman的一篇合著文章称，这种公司资助行为可能会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学术界人士是游说人员而非学者。

　　但由于科技企业与高校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有时候研究人员难以回避。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Barbara van Schewick自2001年起就是斯坦福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该中心在2006年曾接受谷歌200万美元资助。但Schewick在其2015年发表的论文中并未声明这一关系，这使她遭受非议。

　　如今，科技企业与高校研究的关联仍向着越来越紧密的趋势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持续成为争议话题。一些人质疑学术研究的目的；但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学术成果和发明能够转化为生产力。反之学界也能促进科技企业的发展。目前，硅谷对于学界的影响远不局限于美国。在英国，平均每两个月就有至少一家公司是基于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