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云治理”的原因在于其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代表着社会治理发展的一种新趋向。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云治理本身的意义，不在于拥有或显示“一大堆数据”，而是为了让社会运行更为顺畅，社会服务更有效率。

　　发挥政府在“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尽管政府受到强烈的挑战，但是，作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如何搭建免费翻墙，尤其是社会主义“人民政府”更应在“云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以上海为例，上海出台了“云海计划”，通过应用示范的推动，把上海建设成亚太云计算中心。其“十二五”规划把“智慧城市”作为最重要的目标，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加强和推进城市管理、民生改善、经济发展。“智慧城市”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竞争力的名片，更是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名片。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云计算这种IT的形态发挥了大脑灵魂的作用，它可以把资源充分整合，可以为企业，为市民，为个人提供灵活的应用，能节省资源，降低成本，还能激励创新。

　　我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大数据看成是社会更有效管理自身的有力工具，这不仅会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还能使公民更多地参与决策过程。尤其是一些“公共性质”特别强的服务部门和领域，如国家安全治理、国民经济安全治理、文化治理等，必须由政府而不是由私人公司提供。

　　拓展“云治理”的全球视野。“云治理”的空间范围和逻辑特征，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学、地理学意义的国界，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全球治理”特征。尤其针对“流动性”、匿名性极强的违法犯罪，特别需要全球治理的视野和手段。针对个体自由、个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网络解决方案，应该具有全球性，因为信息化的本质已经突破了原有的国家、地域概念，而不能仅仅用于维护某个国家、某一群体的利益。一个人在德国通过加拿大的因特网服务商购买了一个美国软件，谁的法律适用于该交易？如果购买者碰到问题又应该找谁呢？当然，这里存在着技术高低、强弱的差别，存在着强网络技术国家对弱小国家的强制和侵犯问题，这显然要突破和批判任何抽象说辞，注重网络技术的全球公益性和基础性，形成全球通用的安全观，构建一个基于全球文明和谐、自由、平等的网络安全体系。

　　发挥普通民众、非政府组织参与“云治理”的积极性。当经济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应该适时转变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城市治理的目标导向和机制选择，即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依靠现有经济基础和能力，反哺社会发展，以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顺应全球社会公共管理新趋势，大力鼓励和引导普通民众、非政府组织（如社会基层的自治机构、行业性的同业公会，以及具有专门目标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等等）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共同促进“云治理”的社会化发展。也就是说，“云治理”不再是纯粹的“政府治理”，而是要彻底改变政府集社会管理和兴办社会事业于一身的格局，鼓励非政府组织及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强化社会参与自我管理能力，提高社会自组织能力。这里的“云治理”已经不再是“政府云”，而是针对更为广泛且拥有恒久力量的“社会云”。

　　例如，在司法治理方面，现代社会中的司法部门在信息装备上进行了大量投资（计算机系统、网络、无线通讯系统等），警察能够追踪和了解可能的犯罪行为。又如，有关寻找失散儿童的国家中心网站，是帮助寻找失散儿童的重要资源，能帮助父母防止儿童被拐骗。如果缺乏个人和大量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云治理”依然不可能走出传统“中心控制”的模式之外。

　　发挥“大数据”的公共服务功能。政府部门应从经济、社会、政治转型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大数据的资源效能，为广大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尤其要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与平等竞争的条件，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等。例如，在社会保障方面，新的信息技术为公众健康和安全部门提供了传递保健建议和消费者信息的新工具。疾病控制和防治中心、国家医药局以及其他部门已建立了有效的网络站点，来保证公众能得到主题广泛的信息。尤其是大数据医学中心、大数据基因组的测试等举措，可以通过更大范围的临床病例、基因筛查，更好掌握世界病情诊断的信息，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在个体服务的层面上，数以千计的提供保健信息的私人站点也在不断涌现。无论传统药品还是替代药品在网上都有详细介绍。

　　尤其在教育资源的拓展方面，大数据不仅有助于提高教育的质量，同时也将对公立学校体系提出挑战。各种数据化的教学材料（网页、在线课程、慕课教学等），提供了老师在课堂中所不能讲授的东西。这些资源无论在公立学校、私人学校，还是在家里都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家里接受教育，这反映了人们对公共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满，同时也反映了新工具使父母在家教育孩子变得更容易。

　　这里的“公共服务”更具有“私人定制”的服务特点。这里，“大数据、微治理”的重点在于，不仅仅要建立并疏通市民利益的表达和反馈渠道，让市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发展权，更重要的是为“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不同”的服务内容。不同的人群具有完全不同的吃饭穿衣、住房取暖、疾病医疗、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最低生活保障、就业服务之类的问题，及时、有针对性地为这些“不同人群”排忧解难，这是“云治理”走向“全面治理”、“微治理”的重要内容。显然，这里的“治理”本身就意味着“服务”，而且是“细致入微”的服务。

　　发挥“大数据”的风险治理功能。“大数据”可以帮助公众抵抗没有预见到或无法预计的各种风险灾难，增强应急防控的效果。例如，FEMA的网络站点是美国公众预防地震、洪水和飓风的信息源泉，它为那些房屋或者生意遭到自然或人为灾难毁坏的人提供在线支持。站点将FEMA的雇员、州和地方紧急事件预防办公室以及公众联系在一起。对普遍盛行的“社区矫正”工作而言，通过“大数据”可以及时发现并化解社会矛盾，以保持坚实的社会稳定基础和较强的社会预警及反应能力。

　　注重“大数据”的环境治理功能。针对越来越严重而普遍的环境治理，通常的做法是，派遣检查人员深入现场来监控污染排放和确定工厂是否违反了排污标准。只要公众要求得到清洁的水和空气，只要某些工厂主违反排放条例，就需要派遣现场检查人员。近年来，“大数据”是美国环保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和州环保处的新手段。EPA耗资最大的项目之一就是建立有毒废气排放数据库。每年经营单位都提供各工厂的有毒废气排放数据，EPA核实这些数据并将结果在因特网上公布。这样公众就知道了当地是谁在污染环境，并和其他地方的同类设施做比较。同时，环保部门也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要求经营单位采取措施以减少排放量，甚至在经营单位符合EPA标准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做。通过向当地公众提供信息，政府加强了地方的反应能力，因而可以减少自上而下解决问题的需求。

　　1 4 12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9、103页。

　　3 5 22 24 ［美］巴布科克：《云革命》，丁丹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88、107、71、77页。

　　6 网络治理是一个与技术、观念紧密相关的概念。网络本身是一个崇尚创新并创新纷呈的领域。一项网络技术的应用，必然引发网络秩序、网络安全的各种问题。针对发达国家的网络优势，我们不能通过不上网、不共享、不互联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更不能片面强调“专网”。

　　7 2014年，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表明我国已经将“网络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网络自由”已经成为“现实秩序”的最大问题，境外一些渠道以“网络自由”为名，对我国攻击污蔑、造谣生事，试图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这是现实社会治理面临的一个越来越严峻而现实的挑战。2014年，Windows XP系统停止服务支持，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性的技术升级，属于企业自身的事件，但事实上，我国政府、银行和民间使用该操作系统的程度占世界的70%，由此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显然属于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事件”。

　　9 仅仅在西班牙就发生至少200起要求谷歌删除涉及个人隐私的起诉。刘栋、陈丽丹：《互联网巨头运营规则受冲击》，《人民日报》，2014年5月15日。

　　14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对大数据的定义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认为并不需要给“什么是大数据”一个具体的客观标准。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何谓“大”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变动的尺度。针对各个不同的领域，“大”的定义和要求也不尽相同，无需统一。这里，其实将“客观之大”转换为一种“主观之大”评判，对于理解“大数据”并没有直接的参考意义。在客观标准的选择上，“大数据”应该有其相对的“大小多少”的衡量标准。与此相比较，EMC的界定无疑更有针对性，即至少在10TB规模，而且具有多用户群集效应。参阅郭晓科：《大数据》，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页；并参阅［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第8页。

　　15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混搭”（Mashop）的应用程序。该程序通过开放应用编程接口或开放“数据源”访问的方式，使用并结合多个“数据源”，创造新的服务。

　　17 “计算机化”本身带有“社会化数据”或者“数据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Data）的含义。

　　18 TB是当前电脑硬盘最大的储量单位，10TB相当于人脑的信息储藏量。人类对于数据的计量单位己经从单位字节（Byte）、千字节（KB）、兆字节（MB）、吉字节（GM）、太字节（TB）、拍字节（PB）、艾字节（EB）走向了泽字节（ZB）甚至尧字节（YB）的发展道路。

　　19 结构化数据（Structured Data）和非结构化数据（Unstructured Data）是一个标示能否以二维表解构储存和处理的数据。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哲学含义看，“结构化”显然属于一个动态的“结构—功能”“行动性”概念，而非静态的“结构要素”分析性概念。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社会学都关注“结构化”的变动对于“既定结构”的解构和建构作用。某一个元素只有进入“某种结构”之中，对原来的结构产生冲击和解构，并形成“特定形式”的“结构化”行动，才可能线

　　李振，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现代性问题。主要著作有《货币文明及其批判》、《社会进步运动的历史逻辑》等。鲍宗豪，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