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阿英，是在工厂的办公室里。阿英坐在硬木红椅上，瘦小的身躯几乎被椅子两边的把手包住。阿英将自己收拾得很干净，头顶几缕银丝与黑发整齐地梳在一起，她刚从工位出来，衣服上还粘着几根白色的毛线。看见我们，她腼腆地笑了笑。

　　阿英来自江西乐安县，那是一个位于赣中丘陵地带的国家级贫困县。村里土地贫瘠，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家家靠种水稻糊口，一年收成换来的钱刨去化肥和种子成本，到手不过几百元，许多家庭连孩子的初中学费都凑不齐。阿英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家五口人挤在漏雨的土坯房里，墙面裂缝能塞进手掌，雨天要用木盆接水。村里学校只有两间危房教室，每间教室分成前后两半，一半上小学的课，一半上初中的课。像阿英这样早早辍学的女孩并不少见，许多女孩小学毕业就辍学——家里供不起，更觉得“女娃读书没用，早晚嫁人”。她们要么早早嫁人，要么跟着老乡出省打工。流水线上的工作虽枯燥，但裁剪、缝盘、组装等技术门槛极低，正适合教育程度普遍只有小学的农村青年。老乡带老乡的“链式迁移”更成常态，一个村半数劳动力被工头引向同一家工厂的现象屡见不鲜。当同乡带回“东莞缝毛衣月赚八百”的消息时，阿英决定跟着一起去广东。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无数像阿英这样的农村青年开始涌向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作为开放前沿占据地理、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东莞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第一站”。国家推行的“三来一补”政策（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外资提供了低成本入场的通道——港商、台商只需提供设备和订单，东莞的村镇便迅速建起铁皮厂房，流水线上的机器昼夜轰鸣。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给出税收减免、土地低价甚至“先建后批”的便利，短短几年间，毛织厂、电子厂、玩具厂如野草疯长般在公路两侧建起，蔓延到视野尽头。这些工厂不挑学历、不问出身，工资是内地农村的十倍——对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贫困县而言，东莞就是“掘金地”。

　　东莞的崛起恰似一场“饥饿游戏”：香港的资本、内地的劳力、全球的订单在此碰撞，织就了“中国制造”的原始图谱，也碾碎了无数个体的青春。

　　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与产业升级浪潮袭来，这份野蛮生长的繁荣才逐渐褪色，但那些挤在绿皮火车里，用双手缝合毛衣的农民工，早已将半生刻进这座城市的骨骼之中。

　　那是2000年，阿英15岁。去东莞的路充满艰辛。当时跨省交通尚未完善，绿皮火车是农民工南下的主要工具。阿英跟着十几个同乡挤上开往丰城的大巴，车厢里弥漫着汗臭和呕吐物的酸味。为了逃票，他们在中途小站翻墙溜进火车站。站台上人潮汹涌，打工者背着鼓囊的编织袋，像沙丁鱼般往车窗里钻。车厢、厕所、过道，每个能落脚的地方都是人，火车门因为拥挤完全打不开，一些人便用石块砸破窗户挤进去，阿英一行人也紧跟着爬进去，终于在火车里找到一个能站着的角落。车厢里照样混乱：急着上厕所的人无法动身，只好在原地小便；没有座位的人将报纸一盖，钻到座位底下睡觉；脚边的瓶罐和行李被踢得叮当作响……火车开动，奔驰的风从破碎的窗户涌进车厢，吹淡了这方拥挤空间里难闻的气味，阿英就这样朝着新生活启程了。

　　从家里出发时父母给了阿英200块钱，车费就花掉120元，剩余的80块钱是初来乍到的阿英仅存的生活费，她要用这80块钱度过人生地不熟的前两个月。早餐她吃着最便宜的油条和包子，除了几毛钱一顿的饭几乎没有额外开销，就这样拮据地数着日子，她捱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光。她和同年纪的女孩子们在工作上有许多大同小异的选择，服装厂、鞋子厂、电子厂，基本都是门槛较低的手工活。为了学习缝盘技术，阿英需要在工厂里找认识的老乡师傅，交300块钱学徒费，习得之后慢慢地自己开始上手做工。

　　那时的东莞，既是充满活力的，也是秩序混乱的。四处都是如雨后春笋般新建的厂房工地，但杀人放火、抢劫偷盗的事情也随处可见，东莞的治安似乎跟不上发展的速度。马路上，土方车二十四小时运输着建筑材料，噪声连连，交通事故频发，空气被沙土染成灰黄的颜色。街边河流吸纳了大量污水与垃圾，浑浊得跟臭水沟没什么两样。“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在一辆辆土方车，一片片建筑工地，一声声毛织机器的轰鸣和一个个劳动者的心中分外鲜明。

　　怀揣着学习技术后就可以开始赚钱的激情和动力，阿英顺利成为了一名缝盘工。雇佣童工并不合法，阿英只能在小厂子里做工。政府有时会派人去作坊里检查，这时阿英就得躲在房间里，以防被抓到。阿英的工作比较辛苦，每天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4点到18：30，晚上19：30到22：30，她就在工位上将一块块布片缝合成整件的成衣。小型工厂为了提升利润，每月也只放一天假，还经常加班，加班两三个晚上再休息一晚上已经成了阿英的日常。小厂子里结算工资是计件，更不存在加班获双倍工资的可能。缝盘算是一项门槛不高的技术活，但对于年纪尚小的阿英来说，高强度的工作，还有远在他乡对亲人的思念都让她倍感无助。然而这些压抑、低落、难以名状的情绪还来不及仔细梳理，新的一天就会开始，阿英不得不收好内心的感受立刻投身于新一轮的工作中。

　　与此同时，阿英也感受到了蓬勃发展的大城市散发出来的活力。阿英的老家乐安和东莞是非常不同的，东莞是瞬息万变的大城市，乐安就好像是一成不变的世外桃源。据阿英所说，“那是两个概念，家里面是一点活力都没有，就走到镇上去，还是几十年都不变动的街道”。数十年如一日的农村老家，山间稀疏坐落的还是传统自建房，与生长在那里的人常相伴的仍然是家禽家畜和做不完的农活，最令小孩开心的日子可能是大家自觉定期举行的赶集，静谧的夜晚只有一盏盏昏黄的灯光可见，偶尔或能听见一两声狗吠。而大地另一端，迅猛发展的城市里，四处可见的建筑工地扬起浓重的沙尘，满载货物的集装箱卡车来来往往，穿着新潮的人们随时可以走进商场购买新鲜的物件，彻夜不息的霓虹灯照亮天空，从远处还能看见原本漆黑的夜空也换了颜色。也许最不同的是，在乡村的人们缓慢行过四季，心里是怡然自得的平静，而城市里即便重复着单调的工作的人们，眼里也满是希望。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大量订单涌入国内，特别是东莞，工厂顺势招收大量员工，处处昭示着这座城市拥有一个明亮的未来，于是各地又有许多像阿英一样的年轻人涌向广东寻找新的机会。

　　在充满着朝气的城市里，阿英的日常却显得普通且平凡。下班之后，缝盘车间的噪音逐渐平息，阿英离开令人疲惫的工作环境后，迎来属于自己的时间。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娱乐项目，跟同事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商场，老乡之间聚一聚，这就是她简单的休息方式。如果加班到晚上十点之后，阿英便没有休息的空闲，只能在厂里冲个凉洗洗衣服，同事之间聊点闲天，然后上床睡觉。到了放假那一天，大家也是坐在一起聊聊天，分享彼此的感受，那是大家难得放松惬意的时刻。不过对阿英来说最开心的，当属发工资的那天。

　　那时候的工资一个月大概七八百，对阿英来说绰绰有余了，相比江西农村的收入更是天壤之别，她老家中学的一位老师，每月工资也就在一两百块钱上下，“在家里干一年可能还拿不到三百块五百块，他这里一个月就等于家里面一年的收入了”。工厂包吃包住，吃早餐才花费一两块钱，猪肉两块钱一斤，许多农村来的女孩子都很节省，一年都不怎么买衣服，只有过年的时候买一身新衣服回家，日常花费比较少。阿英给自己留100块50块就够用了，剩余的钱她都会往家里汇去。那时汇款也是一件麻烦事，据阿英说，整个东莞的邮电所和银行全都排满了队，有时从中午排到下午都是往家里汇款的，大家基本上都三五百块这样去汇。每个月1号上午，阿英从早上排到中午差不多就能汇完款。那时的阿英特别单纯，没有自己存钱的想法，只想着补贴家用，让家里人能过得好一些，把工资全部寄回家。她周围的人也都是这么做的。

　　和那个年代大多数人一样，阿英是很看重家庭的人，她的妹妹和哥哥还在读书，家里的负担重，阿英内心有帮衬父母减少压力的责任感，同时也无比思念着亲人。数十年前手机还没普及，联系家里人的方式只有写信和打电话。那时尚以写信为主，但阿英不认识多少字，打电话是更好的选择。相对便利的通讯更相对昂贵，为了省钱，她三四个月才去邮电所打一次长途电话。久别的思念和委屈在接通电话的那一刻汹涌爆发，每次阿英和妈妈打电话，两人都“哭得稀里哗啦”，心底的防线在听到熟悉的声音时刹那间瓦解，诉说思念的字句被风吹散，隐没在一次又一次的哽咽中。阿英也想过回家，在她刚出来的第二天，浓烈的思念和对陌生环境的害怕就已让她彻夜难眠。但那时治安不好，家乡和工厂、两座城市之间一千多公里的距离太过遥远，路途充满危险，来东莞时她和老乡一起，要回家的话只能一个人坐上绿皮火车，“我一个人不敢回去”。除此之外，那时工厂的货单源源不断，工人们只能一直留在厂里上班，年中也请不到假。每年只有到了年底春节时，阿英才能回去和亲人团聚一次。

　　十五岁的阿英在新的机遇里一边激动着，一边思念着，一边喜悦着，一边伤神着。没念过什么书的她顾念家里，一心想要肩负为家庭减轻负担的责任，也算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东莞，一座发展迅猛的城市，既给了她赚钱养家的机会，也给了她难以疗愈的伤痛；一片枯瘠凋敝的土地，既是她不得不离开的家，也是她永远的归处。两个地方构成了阿英这段务工经历的两面。

　　每日重复着流水线一般单调的生活，机械地上班，阿英表示“习惯了就还好”，也没什么怨言和杂念。她只求自己能快点学会技术，快点成为熟练工，多加一些班多做一些货，多劳多得多拿一些工资。虽然随着她的技术一起沉淀下来的，还有身体上日积月累下来的毛病。渐渐地，她已褪去最初那单纯天真的孩子模样，在磨练中不断成长。

　　在阿英的家乡，二十出头正是结婚的年纪，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男女都需要遵守。阿英的父母不希望她远嫁他乡，一怕天遥地远老来相见不易，二怕女儿受欺负自己无能为力。因此，和其他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样，阿英只能放弃当时的工作回家相亲。

　　相亲的流程并不复杂。谁家有想要相亲的年轻人，媒婆或者亲戚就会上门来问。她们会成为两个家庭之间相互接触的桥梁，帮助年轻人们了解对方的家庭、工作以及对此次相亲的态度。双方都点头后，年轻人们便可以见面。那时的相亲普遍约在农村的集市里，也就是赶集的时候。见面的两人会对彼此进行评估，如若男方“相中”，便会给一个红包作为见面礼，而女方是否认可取决于收下红包与否。收下了，两人便可以吃饭，男方送女方回家，关系进一步开展；不收下，就可以换下一个相亲对象了。

　　阿英的相亲很顺利，她只相了一次便告成功。男方是亲戚介绍的，在外做汽车模具，家庭情况一般。亲戚说这个男孩老实有技术，见过面后，阿英也觉得“差不多”，便同意了。

　　关于相亲，阿英并没有更多的想法。回乡时，她虽对父母之命有些许抗拒，但也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认同——来自农村的姑娘，一旦年纪大了，再嫁人就不好嫁了。二十岁是该结婚的年纪，那时的人们都这样觉得，相亲也提供给年轻人们彼此选择的机会，如果不满意也可重新尝试。

　　于是阿英便接受了这种现实。“每个人都是宿命来的，每个人都逃不掉这种东西，在我们农村来讲都是这样的。”

　　回乡一年后，22岁的阿英和现在的丈夫结婚了。谈起丈夫，阿英没有用浪漫抑或丑恶的词语去形容，她说：“他是很朴实的一个人。”在阿英的描述中，她的丈夫既节省又顾家。阿英刚嫁给他时，他连鞋都舍不得买，穿着一双破鞋便去见阿英，还被阿英责怪丢面子。结婚后，丈夫每个月大部分的工资都寄回家，供阿英照看孩子。

　　“那个时候农村的男孩子都是这样，顾家，赚点钱也不容易，都是为了小家。”在农村办过酒席，阿英又跟着丈夫回到广东，没过多久，她就怀孕了。当时丈夫的工资不高，工作也忙，广东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缺少照料的阿英于是回老家养胎。

　　23岁，阿英生下第一个孩子。次年，阿英再次生产，都是男孩。在老家的生活十分辛苦。家里经济条件拮据，父母务农收入有限，只有丈夫一人在外打工赚钱。阿英要做的就是带好两个孩子，但这并不容易，孩子不听话，身体也不是很好，常常感冒。

　　小儿子八个月大时，阿英再次踏上了去往广东的道路。作出这个决定十分艰辛，孩子小，而老人农忙，完全不放不下心来。但如果一直待在家里，只依靠丈夫每月六七百的收入，一家人的开支就十分艰难。阿英的选择是在老家与东莞来回往返，打两三个月的工，便回家看两三个月的孩子，如此反复。这样的生活非常辛苦，但阿英并没有逃避。“累。但是孩子是自己生的。没办法。必须要自己去承担，必须要承担责任。”

　　更加艰难的是忍耐对孩子的思念。在广东时，阿英与孩子唯一的沟通方式是电话。每一次打电话时，阿英的思念都抑制不住地化为眼泪。她担心孩子有没有吃好吃饱电脑上登推特要翻墙吗，有没有摔到哪里。“小孩子顽皮，经常摔跤，有一次把手都摔断了”。那时的阿英，每一次回乡前都彻夜难眠，每一次离家时都心如刀割。对于孩子，阿英感到高兴，也会感到愧疚，她满足于孩子们甜美的笑容，又会在体察到他们的瘦弱时痛哭。在赚钱养家和陪伴孩子之间挣扎，在喜悦与悲伤中反复，成了当时农村年轻女性共同的困境。

　　“特别无奈，又特别没办法。你情形所迫了，那时候在农村里多数都是这样的。”阿英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医疗事故”。阿英还在外打工的时候，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出去玩时出了事。那时正值夏日，小孩子穿着拖鞋撒欢，不小心踩到了打碎的啤酒瓶上，玻璃渣刺进孩子的脚掌中。奶奶带去看了医生，医生没有找到脚里藏的玻璃，只上了药就让他们回去了。阿英当时并没有太在意，直到半个多月后返乡时，她才发现孩子走路一瘸一拐。她觉得不对劲，赶忙去摸孩子的脚，当时伤疤并没有痊愈，一摸，藏着的玻璃便把她的手划出一个口子。那时玻璃已经长到肉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孩子都得靠奶奶用车拖去上学。为此阿英哭了一天，觉得心痛愧疚，觉得孩子还得自己带才行。

　　当时阿英一家住在老家二十平米的小屋里。一张床，一个柜子，墙是木头做的，下雨天会漏水。在阿英的回忆里，房子很小很旧，也很温馨，四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也会觉得很幸福。然而随着孩子年龄渐长，小屋愈发满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需求，阿英只得再赴广东打工。离家时，孩子哭得厉害，一直恳求阿英不要离开。阿英无以为应。

　　2017年，新房开建，在这之前阿英没有换过工作。孩子上了小学，瘦得皮包骨头。当地老师不负责任，上课迟到早退，公婆也挑不起教育的担子，阿英只好又留在家里。在家中教育了一年孩子，阿英把孩子带去镇上读书，又在镇上待了一年。之后，迫于房贷压力，阿英再次离家打工。她并非没有想过把孩子接去广东，但她本就与丈夫分隔两地，身体又不好，自己都只能艰难度日，更别说照看两个体弱多病的孩子。

　　这次一走又是三年，直到家庭迎来新的危机。孩子们上了初中，进入青春期后叛逆问题越来越严重天天打得不可开交。小儿子调皮，总忍不住捉弄哥哥，动手动脚。哥哥也不惯着，下重手去打，每次都打得弟弟鼻青脸肿。兄弟俩关系不好，因为一些小事就会大动干戈。比如，哥哥喜欢吃糖但不喜欢分享，每次买了零食便在外面自己吃完，一点不分给弟弟；弟弟为此说他自私，哥哥就会动手。这是经常发生的事。

　　孩子们每次打架都是一阵地覆天翻，砸了桌椅，撕掉书本，互掐脖子，在脸上留下一道道血痕。哥哥不懂事，会跟阿英理论说，他把弟弟打死不算犯法。阿英就劝，“你把弟弟掐死了，咱们全家都完了”。“你还小，你不会坐牢，但是你爸妈都活不成了。你不要说爸妈，你爷爷奶奶都活不成了。那你还活着有啥意思？”但孩子们还是打架。

　　此时，忙着打工的阿英想要去管教孩子们也有心无力。孩子们觉得，既然阿英与丈夫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就是不想管他们，那也就没有听话的义务了。阿英让大儿子写作业读书，大儿子便要离家出走，说：“你不要管，你快去打工，我不要你管。”阿英恼怒，让他把自己买的东西都留下再走，大儿子竟真将衣服脱个干净，跑了出去。

　　教育一个孩子已然不易，处理兄弟俩的矛盾更为艰辛。一次，哥哥指责弟弟拿了他的钱，两人又吵了起来，阿英就一个个问话。哥哥得理不饶人，不管是不是弟弟拿的，弟弟都得还给他钱；弟弟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自己拿了，就是不还，却又偷偷跟阿英承认不是他做的。两兄弟又打了起来，阿英上去劝架，差点伤到自己。她气愤极了，拿起一根棍子吓唬大儿子，大儿子反倒直接打了她一巴掌。

　　那天阿英感到无比生气又无比伤心，她觉得自己苦，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却怎么也没想到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她哭了一晚上，打了大儿子一顿。大儿子却一边用头撞玻璃，一边喊着“撞死算了”，奶奶只好在旁边拼命拦着。

　　阿英心里清楚，孩子变成这样，和他们夫妻常年在外打工有很大关系。“他们缺少父母的陪伴，情感上有缺失。” 她也知道孩子本性不坏，有时惹她哭了，也会内疚地说 “妈妈，我看到你伤心，知道错了，以后不会了”。但亲情的缺失，终究需要亲情来弥补。

　　“我看着小孩子，觉得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跟我老公说，如果这两个儿子不带的话，我们再赚多少钱都没有用，一点意义都没有。要是小孩子废了，往后生活都没有方向。”那时老家类似的留守儿童很多，大都性格叛逆，走上犯罪道路的也不在少数。阿英害怕自己孩子过上一塌糊涂的人生，害怕自己与丈夫付出的一切付诸东流。于是，孩子们初二那年，阿英再次毅然决然地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回到家乡专心陪孩子读书。“他们是我们生的，我们生存就是为了他们，我是这样感觉的。”

　　摆在阿英面前的总是残酷的选择，天平的两侧，一侧是哭着让妈妈不要离开的孩子，一侧是拮据的家庭和更遥远的为孩子准备的未来。阿英像一根连接两端的橡皮筋，她有一点自己选择的权力，但一旦选择了一端，来源于另一端的拉力便随之而来，她必须小心平衡以保持橡皮筋在其可承受的范围内不断裂。不过，大多数时候阿英更像一颗滚珠，生活赋予她选择的权力很小，当一端的压力骤增时她只能别无选择的被动的倾向那一段，以维持暂时的平衡，但当另一侧压力来时她也只能无可拒绝的奔向另一端。孩子的问题便是日积月累压在天平上的痼疾。

　　阿英孩子严重的叛逆问题让阿英逐渐意识到尽管他们努力平衡家庭和经济，尽全力想要给孩子、给家庭最好的，但长期的陪伴缺失还是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情感缺失，并使孩子尤其在青春期表现出较为严重的性格、行为问题。阿英回忆道：“到了孩子初中，大概时初二的时候，我看着小孩子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跟老公说‘如果这两个儿子不带的话，我们赚多少钱都一点用没有’，没有意义，再这样小孩子就废了。”阿英对孩子的发展感到深深的担忧和迷茫。对于孩子的叛逆和不听话，阿英在伤心、气愤的同时却从来没放弃过，她始终认为，既然生了孩子，就要承担好养育的职责。阿英并不将所有过错归咎于孩子，她知道自己应该给予孩子正确的指导，希望尽她所能让孩子有好的人生，“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走一遍我的路”。

　　阿英在孩子成长与家庭经济间的挣扎，这在村中并非个例。同村孩童的成长轨迹，让她深刻意识到：相较于在外务工挣钱，在孩子关键成长期陪伴更为重要。据阿英讲述，她的同村老乡与她早年经历相似，两人却因育儿选择不同，孩子成长路径迥异。

　　这位老乡家中有三个子女，经济条件与阿英相近，同样嫁于同村。其丈夫无专项技能，早年从事电脑横机工作，月收入三四千元，后因行业需求萎缩转至电子厂，工作辗转不定。二人育有一子，小学阶段成绩优异，常考九十分以上，是全村公认的 “学霸”。然而，因父母长期外出打工、老人缺乏教育引导，孩子初二便辍学。提及此事，阿英叹息道：“那孩子如今在电子厂、理发店打零工，月薪仅三五百元，十四五岁就被迫谋生，毫无选择余地。”

　　这段经历让阿英更坚定了陪读决心。她不希望孩子重复 “早早辍学、辗转底层” 的命运，期待他们通过教育获得体面工作，免于承受生活的重负。

　　对于孩子的未来，阿英有最朴素的期待：“多读书总是好的，我在新闻上听过，多认识一个字，就好比多赚一百块钱，读书很重要。” 这是她对读书改变命运最简单的理解。她自己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不想让孩子再走老路。阿英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她深知其中的艰辛和心酸。每年暑假，她都会带孩子来广东打工，让他们体验赚钱的不容易，教他们洗衣做饭，照顾自己。在外地生活时，也教他们如何与人相处。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理解父母的辛苦，学会独立和坚强。

　　现在阿英的大儿子已经高二，小儿子高一。虽然成绩不算特别好，但大儿子会跟她说：“妈妈，我英语不好怎么办？学校可以选读日语，我想试试考大学。” 阿英告诉他：“你要是想读，就尽力去考，妈妈相信你。” 看到叛逆期过后的孩子渐渐懂事，她很欣慰：“儿子说会努力，我就满足了。”

　　两个孩子现在都住在老师家，每月 2800 块，老师帮忙辅导功课，阿英觉得这样很好。说起学校里的情况，60% 的学生在老师家寄宿，30% 由父母自己带，还有 10% 住校。“那些住校的孩子太可怜了，没人管，卫生也不懂。我见过一个孩子，头上身上长满虱子，洗了好几盆水，虱子还是一大堆。” 说到这儿，阿英忍不住叹气。

　　对于现在自己和家庭的情况，阿英是还比较满意的，她说道孩子也大了，丈夫工资也高，对她还好，她很满意，阿英非常自豪她的丈夫现在在比亚迪上班，做车模一个月有一万五千多。二人平时一个礼拜，或忙的时候一个月见一次，家庭关系还是维系的很好的。平时放假的时候阿英和其丈夫也去爬山，逛公园，相较于同村的老乡阿英对自己的生活是比较满意的，她说道：对于未来的打算，阿英的愿平凡实在又美好，对于自己，她希望多赚点钱给儿子结婚买房子，等有孙子了带孙子，希望一家人身体健康日子越过越好，以后回到老家可以开个小店，再种种花草。对儿子，她希望儿子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让他自己为之自豪。同时阿英也提到，现在唯一感觉不好的地方的就是婆婆身体出了一点问题，很心疼老人家。总的说来，阿英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她认为全家人健健康康，齐齐整整就是最大的幸福，平平淡淡才是真。

　　对于现在的生活，阿英还算满意。孩子长大了，丈夫在比亚迪公司做车辆模具，每个月薪资有一万五，对她也很好。两人平时一个礼拜见一次，忙的时候一个月见一次，感情还不错。放假时，他们也会去爬山、逛公园。比起同村一些老乡，她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有一个家里情况不怎么好，儿子女儿都要读书，丈夫赚的少，自己因为纺织工作眼睛也不好，过的很拮据，很少几乎都不能回家，只能一直在广州赚钱。”阿英叹息道：“跟我们那时一样，为了家里都特别苦特别累。”说起未来，阿英的愿望很实在：多赚点钱给儿子结婚买房，等有了孙子就带孙子，希望一家人都健健康康，日子越来越好。以后回了老家，开个小店，种点花草。她盼着儿子能考上好大学，“不为别的，就希望他们能过得体面些”。眼下令阿英担忧的是，婆婆身体出了一点问题，她对此十分心疼。

　　东莞的夜晚依旧灯火通明，机器嗡鸣声在厂房中回荡。阿英的手指熟练地翻动着毛衣的织边，针线穿梭间，一件完整的衣服逐渐成型。这样的动作，她重复了二十多年。白炽灯的亮光映在她眼角的皱纹里，像是时光刻下的年轮，记录着一个农村女性的半生漂泊。

　　如今的阿英已不再是那个15岁离家的少女。她的生活依然围绕着缝盘机、工厂与家庭，但心境早已不同。年轻时，她将工资悉数寄回江西老家，为的是让哥哥妹妹读书，让父母少些负担；成家后，她在东莞与乐安之间辗转，像候鸟般往返，只为给孩子多攒一点学费，给老屋添几块砖瓦。如今，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上初三，成绩虽不算拔尖，但已学会在电话里说“妈妈放心”。这声“放心”，是她用无数个夜晚的思念与愧疚换来的。

　　东莞变了。曾经的泥泞小路变成柏油大道，工厂的围墙外多了便利店与奶茶店。阿英的手机里存着儿子的照片，视频通话时，她会指着屏幕说：“你看，这是你爸在汕尾工作的新厂。”丈夫的工资涨到了一万五，她偶尔也敢给自己买件打折的外套。但有些东西始终未变——月底的发薪日，她仍习惯性地往老家汇款；缝盘机前，她依然低着头，手速快得仿佛能追上流逝的年华。

　　回望来路，阿英总说“苦中有甜”。那些躲查童工的日子、绿皮火车上的提心吊胆、儿子脚底的玻璃碎片、叛逆期声嘶力竭的争吵……每一道坎都曾让她彻夜难眠。但如今，她坐在工厂宿舍的床边，看着儿子在微信上发的照片，语气平静：“人活着，总要生活。”

　　谈及未来，阿英的眼里有了些微光亮。她计划着在丈夫工作的地方开一家便利店，“两公婆不用再分开了”。年轻时，她总说“习惯这种生活”，如今却第一次谈起“想要”——想要一家人团聚，想要儿子考上大学，想要在异乡的某个角落安顿下来。这些愿望平凡得近乎琐碎，却像缝针下的线头，密密麻麻地织成了她半生的寄托。

　　阿英，她是一位在中国14亿人口中来自农村的最平凡最普通的妇女，是跟随时代潮流十几岁就漂泊在外补贴家用的姑娘，是顺应传统的新娘，是挣扎在平衡孩子养育和经济支持的母亲，是掌握精湛纺织技术的光荣劳动者。她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她没有对花花世界虚无人生的臆想，她甚至没有对远大的功名利禄的熊熊热情，但她带着最质朴的想法对生活有着最踏实的认知，她有着最真实充实的生活和生活赋予的最醇厚丰盈的情感。

　　或许，这就是一代农民工的缩影：用青春填补城乡的裂缝，用血汗浇筑下一代的未来。他们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转折，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阿英的缝针下，缝补的不只是毛衣的裂口，更是一个家庭的未来。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年春季《非虚构写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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