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吕红艳住在学校里。这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她在六月刚升任学校校长，这也是她第一次在松滋过完一个完整的暑假。学校里没有学生，操场正在翻修，天热难耐，工人们只能在下午过后开始施工。

　　今年也是超媒体集团资助松滋特殊教育学校的第十六年，暑假结束前，我们来到特校，见到了已经有近三十年特教经历的吕红艳，见到了她身边可爱的老师们：陈绪伦老师、王雯老师和邓王琴老师，也见到了在特校上学的孩子们。

　　在NOWNESS最新短片《绿水长流》中，我们一起来到沩水大坝上散步。那一天，雨水突然降临，绿野上湿润的空气取代了闷热，在恰逢其时的清凉里，我们听几位老师讲述起她们各自与特殊教育的缘分，和她们对特教使命的期待。

　　距离吕红艳提任为松滋市超媒体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刚刚过去了二个月。虽然校长工作还未正式展开，她内心有许多想法已经提上了日程。

　　眼下，学校正在进行大改造，这正是吕红艳抓紧筹备的要紧事。因为年代久远而剥落的墙皮得到了清理，自闭症康复中心的功能室也规划得更为细致。因为连日大雨，操场翻新进展到一半，乒乓球桌上还盖着塑料薄膜。一个月后，这里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活动，培智孩子与自闭症孩子将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在这里展示轮滑与自行车表演。

　　“让残疾孩子骑自行车、滑轮滑表演，没想到吧”，吕红艳笑着说，“节目名称就叫《我要飞翔》”。这是今年教师节的亮点节目，将操场作为演出舞台也属首次。既可以展示新的校园风貌，也能传递学生更自由、青春的状态。

　　1996年，吕红艳刚到松滋特校时，操场还是一片黄土地。坑坑洼洼积着前几天下的雨水，人踩上去，能陷进半只鞋。那时还没建起综合楼和自闭症康复中心，只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墙皮剥落处露出暗沉的土坯。在吕红艳的记忆里：“全校一共就几名教师，守着几间逼仄的教室，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边角已经磨得发白，几十张课桌东倒西歪，桌面布满深浅不一的刻痕。教室里的孩子更让人心头发紧 —— 有的嘴角挂着没擦净的口水，鼻涕顺着鼻尖往下淌；想说话的张着嘴却发不出清晰的音节，急得小脸通红；还有的孩子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却空洞得像蒙着一层雾，无论你怎么挥手都毫无反应。他们就那样安静地或坐或站，像一群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小兽。”

　　面对这群甚至年龄比她还大的学生，刚毕业的吕红艳十分忐忑。学姐告诉她，这些学生大力挥手，只是想与你打招呼，说话声音大，是因为他听不见，害怕你也听不见。尽管吕红艳早在沙市特校有过实习教学经验，这里真实的场景仍让她感到落差。

　　吕红艳原本有机会前往普通学校就职，但她的想法很简单，自己既然学了特校专业，毕业后就应该到特校工作。从小家庭环境不好，她一心想着走出农村，帮助比自己更加贫苦的人。来到松滋特校，她没有打退堂鼓，她记得自己的志向：“我当时到特校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成不了特教专家，也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特教教师。”

　　松滋很小，几乎每一个松滋人都知道松滋特校的存在。更何况这些年，作为教育部确定37个首批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之一，松滋特校已是湖北省内的特殊教育示范名校。生活在这里的人，总直接或间接与松滋特校发生着联系。“90后”盼盼现在是网约车司机，在去往机场的车上，她对我们说起，小时候家就住在松滋特校附近，每天上学放学总会路过这里。记忆中，那时的特校还是聋哑学校。

　　1987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0-14岁低视力儿童约有13万人。1989年5月，国务院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大、中城市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残疾人的初级中等以上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同一年，松滋特校的前身松滋市聋哑学校创建。随着医学手段的进步，聋哑孩子数量逐年减少，同时自闭症孩子、培智孩子的数量越来越多，学校于1998年转型为特殊教育学校，招生对象也从单一的聋哑孩子，拓展到涵盖聋哑、培智、盲生、自闭症、脑瘫五类残疾学生。2009年，松滋特校结缘现代传播集团，更名为松滋市超媒体特殊教育学校。

　　如今在校园图书室，仍可见到许多盲文书籍。在吕红艳来到松滋特校时，她所面对的也大多是聋哑与盲生。那会吕红艳教一年级，班上有一个先天聋哑的5岁孩子，不论是父母还是年轻的吕红艳，都对孩子的康复抱有极大的希望。5岁对聋哑儿童来说是康复训练的黄金期，吕红艳想把握这个时机，创造“铁树开花”的奇迹。她说：“当时我想了很多的方法，我要训练这个孩子，让他能够发出声音。虽然说我不是她的妈妈，不过我可以说做了她妈妈所做的所有事情。”

　　那时学校条件差，吕红艳和另外两位老师一起住在一间宿舍里，一张一米二的床睡两个人。有时屋外下雨，屋内漏水，她们就用脸盆接雨水。为了照顾这个五岁的孩子，吕红艳让孩子和她一起睡，在生活上悉心照料，同步进行语言康复训练。孩子从松滋特校毕业后，转入普通学校就读。后来前去北京做人工耳蜗手术，如今基本能正常生活。“这都过去快30年了，这是我带的第一个孩子，记忆最深的一个孩子。”

　　吕红艳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入职不久，老校长就把学校所有的钥匙都交给吕红艳保管，那是管教学楼、办公室、学生寝室的钥匙。每天她都要负责锁门、开门，最早来，最迟离开。

　　对松滋特校的学生来说，安全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学生自控能力比较差，安全意识比较弱，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吕红艳说。早期的聋哑学生喜欢翻墙逃跑，如今智力障碍和自闭症学生则有行为失控的风险，老师们更需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从进校到现在，吕红艳在松滋特校一待就是29年。这期间，她几乎把能轮的岗位都轮了一遍：教务、德育、安全、人事、后勤、工会……她也始终是掌管那把安全钥匙的人。

　　在办公室主任贺心雨的桌面，有一个命名为“工作照片”的文件夹。里面有历年松滋特校的工作照，以年份命名。打开，每年都有一个名为“教师节”的文件夹。

　　“之前就有教师节活动，都只是简简单单过个节。自从结识邵总后，教师节就变成了学校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我们也把这一天定为我们的校庆日。在这一天，市委市政府、教育局、残联的领导都会到我们学校来，与老师同学一起共度教师节。”吕红艳解释道。

　　吕红艳口中的邵总，是超媒体（原现代传播）集团的创始人邵忠先生。2009年，机缘巧合，邵忠先生通过烛光基金结缘松滋特校，由此开启了长达十余载的助学之路。每年教师节活动结束后，通往综合楼的阶梯照片墙随即更新。拾阶而上，记录了从2009年到2024年超媒体（原现代传播）与松滋特校度过的美好时刻。

　　早些年，松滋特校发不出工资，学校组织老师义演筹款。情急之下，吕红艳和其他老师除了兼顾教学工作外，还得抽空排练演出，为学校筹得基本运营资金。2009年，邵忠先生的首笔资金恰巧填补综合楼改建的资金缺口，2011年，综合楼落成，烘焙室、多功能会议室、美术室、舞蹈室、餐厅都设在综合楼内，配备先进设备与仪器。这一年开始，学校开设了职业教育课程，如烘焙、缝纫联想电脑可以翻墙吗、陶艺、洗车等课程，让特殊孩子学习技能，更好融入社会。

　　2022年，在超媒体集团的支持下，艺术家文芳带着艺术疗愈团队来到松滋，艺术疗愈的理念，也开始引入到特校教学之中。2023年9月，特殊教育艺术疗愈中心在松滋市超媒体特殊教育学校挂牌成立。

　　“我真的觉得蛮奇怪，有些东西都是冥冥之中好像是安排好的。”吕红艳说。在她看来，16年来学校的成长和变化，是各界人士投入心血、共同塑造而成的。“我作为一个特校工作了29年的老特教教师，一定要坚守下去。”

　　今年，吕红艳已经四十九岁了。在当不当校长这件事儿上，吕红艳和自己的丈夫也讨论了许久。她与自己的丈夫长期两地分居，2008年，由于孩子要上学，她的丈夫执意让吕红艳辞职一起移居北京。她坚定地告诉丈夫，自己要留在松滋特校。选择留下的原因很简单，人要实现社会价值、自身价值。

　　实际上，接下校长的重担后，吕红艳要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多。由于低程度残疾的孩子都已响应国家政策随班就读，被送到松滋特校的孩子的残疾程度日益严重。这对学校管理、教学来说，都是极大的难题。

　　作为湖北省唯一一家公立自闭症康复机构，松滋特校的自闭症训练中心是学校的一大特色，创立于2006年，专门招收自闭症孩子进行系统训练。目前培智部则设有五个班级，为相关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支持。这是学校亮点，也是教学难点。

　　出生于1997年的邓王琴是目前自闭症训练中心的主任，她回忆提及刚来时自己的沮丧，因为“这里的学生怎么也教不会”。另一位老师王雯则补充道，第一堂课她需要一遍一遍说自己的姓，但学生还是记不住她的名字。

　　特教教师在教学之外，还需要付出比普通学校老师更多的心血。“许多孩子没有生活自理的能力，特别是我们自闭症中心的这些孩子，有的不会吃饭，不会穿衣，不会上厕所，这都需要老师帮助他们去做。”吕红艳说。吕红艳所说的这些基本技能，有的被写入了特校学生的教材《生活适应》书本里。有一堂课，甚至是教学生“剪指甲”。在这里工作33年的老师陈绪伦说：“如果要说我们额外的付出，就是帮他们洗一下头、擦一下鼻涕，蹲下身子来守护他们。”这些，都是松滋特校老师们的日常。

　　吕红艳带我们走进自闭症训练中心，红色的地板和墙面相当鲜艳，天花板上挂的是老师们手作的卡通挂饰——这是某一年教师节活动剩下的物料。吕红艳指着其中一间“个训室”，一张桌子和椅子，墙上贴着星星贴纸，一个时钟，这里就是她曾经给自闭症孩子上个训课的地方。

　　自闭症孩子上课，教室内至少要有四个大人：两个老师、两个家长。不然的话这一节课根本没有办法上下去，为什么？孩子比较情绪化，说不定上着课突然就倒在地上，开始发脾气，用头撞桌子，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其他老师来辅助，还要有家长在一旁。”吕红艳说。“我们的办公形式也和普通学校不一样，普通学校老师都有单独的办公室，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在教室里面办公，一间教室有时候是三个老师在那里办公，在那里办公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时刻看护学生，所以说，在我们学校安全是底线，一定要确保学生的安全。”

　　管学生难，做家长工作更难。吕红艳目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便是新的招生。“这些特殊孩子的背后，往往是一个在困境中挣扎的家庭。我见过太多家庭倾尽所有，举全家之力陪着孩子做康复、搞教育：有的孩子要花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能学会自己上厕所、自己吃饭。”吕红艳说。有些家长因此放弃治疗，而吕红艳不得不一遍遍上门劝学，告诉他们教育的重要性。最近学校一个学生父亲生活受挫，吕红艳亲自上门，安慰家长情绪的同时为他安顿工作。她看到那个女孩身上的闪光点，她告诉家长，女孩有画画的天赋，一定要培养下去。

　　作为母亲，吕红艳本能地为这些孩子感到心疼：“他们也是妈妈的宝贝，却要走更难的路。”但在松滋特校，老师们的付出能收获更多快乐，像邓王琴形容的那样：“那种小的收获，属于意外之喜。”吕红艳则这样回忆那些生活中的小确幸：“自闭症孩子经长期训练后模糊叫出 ‘妈妈’，脑瘫孩子练了几个月能扶栏走两步、回头冲我笑的瞬间，都让之前无数次的弯腰和重复，有了沉甸甸的意义。

　　如吕红艳这样在松滋特校工作多年的教师不在少数。对大部分老师而言，这里的孩子并不“特殊”。陈绪伦说：“残疾不应该成为他们生命长河中的一个污点，而应该成为他们生命的挑战。”邓王琴则觉得，这些孩子只是没有掌握大多数人沟通的方式，而特教老师就是要去搭建这条沟通的渠道。在特校，生命显得脆弱而渺小。王雯说，她来特校的五年多，身边认识的不少孩子都已经去世了。她说：“你能够感觉到这种生命的流逝是很真切的，因为他们还很小。”

　　“生存有能力，生活有质量，生命有价值。”这三句话是松滋特校的办学目标。学校今年也焕新了缝纫设备，与大多数服装工厂用的是一样的型号。“还有洗车课程，学生毕业了能养活自己，当然，这种还是比较少。慢慢来。”吕红艳承认，要达到这三个目标并不容易，她给自己打气，就像她为家长打气一样：还是要有梦想，要对孩子有所期待。回首过去的执教生涯，吕校长笑着说，如今她对生活和生命都看得比较开了。特教经历给了她一颗丰盈的心，她现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能坦然接受生命的一切。

　　吕红艳用“黑暗里的擎灯人”形容特教人：“对于这群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的家庭来说，他们的生活是一直在黑暗中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给他希望，给他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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