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女性参与的和平协议，有更高达 35% 的可能性持续至少 15 年。这一令人瞩目的数据强调了，在建设和平的过程中，性别平等可不只是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因素。

　　2000 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 号决议，这成为了将性别因素纳入和平与安全工作的基石。自那以后，关于女性对建设和平所产生影响的研究逐渐增多。如今，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表明，无论是在和平谈判中，还是在冲突后的立法过程里，女性的参与都有着重大影响。

　　由联合国政治事务部编写的《性别与包容性调解战略指南》指出，女性参与和平进程能够增强这些进程的合法性，促进可持续和平的实现，并且能提出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冲突解决方案。

　　联合国发现电脑翻墙的梯子有哪些，那些始终让女性和民间社会参与其中的调解方式，更有可能培养出广泛的国家认同感，从而推动实现更加持久的和平。该《指南》总结道：女性的参与能够拓宽当地利益相关者的范围，提升和平进程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女性的观点能够为理解冲突的起源和影响提供独特视角，进而促成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冲突解决建议；和平协议若能兼顾女性、女孩以及男性、男孩的独特需求，将有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之，事实证明，忽视性别的和平协议对女性的安全和建设和平的需求是有害的。

　　冲突管理、防止种族灭绝以及女性安全方面的研究员劳雷尔・斯通，在查阅了和平谈判进程的官方记录后得出结论：鼓励女性参与和平谈判，能使暴力在一年内结束的可能性提高 24%。研究还表明，让女性参与不仅有助于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利于协议的成功实施。而且，女性参与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和平进程，随着时间推移，更有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2015 年，一项针对过去二十年里 182 份已签署的和平协议的研究，对女性在和平协议中的参与情况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当有女性参与时，这些协议持续至少 15 年的可能性要高出 35%。

　　积极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 女性签署者与和平的持久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与没有女性签署的和平协议相比，由女性签署的和平协议包含更多的协议条款，并且在协议签署 10 年后，条款的执行率也更高。

　　政治学教授玛丽・卡普里奥利证明了某些性别平等指标与一个国家的和平倾向之间存在联系 —— 有统计数据表明，在女性权利标准方面得分较高的国家，更能抵御国际和国内战争。斯通的研究显示，在国家立法机构中实行性别配额制，能使暴力在五年内结束的可能性提高 27%。

　　因此，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允许女性参与政治的国家，通常更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然而，研究也表明，女性安全、女性的政治参与和持久和平之间的联系也存在相反的情况 —— 性别不平等是武装冲突的一个强烈预示因素。

　　的确，如果不让女性参与和平谈判，会导致她们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减少政治改革和有效执行和平协议的机会，最终削弱和平的可持续性。

　　在其他行为者不受欢迎或不愿涉足的情况下，地方层面的女性还可以作为网络创建者或调解人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让女性参与进来，很可能会增强当地社区对和平进程的认同感。

　　联合国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政策与调解司司长特蕾莎・惠特菲尔德在她的《在复杂世界中进行调解》一书中指出，在 21 世纪初，利比里亚的调解人员确保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将马诺河妇女和平网络列为谈判的观察员。在叙利亚，联合国特使于 2016 年成立了叙利亚妇女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为该国局势提供了自己的观点。同样，也门妇女技术咨询小组也于 2018 年成立。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妇女组织助力将这个饱受战争摧残且非民主的国家进行了转型。她们消除仇恨和歧视，推动政治制度的改善，倡导问责制，总体上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在哥伦比亚，女性战斗人员、政府代表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成功地将性别视角纳入了和平协议中。其中包括和平司法管辖区法官的选拔以及程序规则的完善等方面。

　　在也门，女性在抗议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随后在史无前例的全国对线% 的席位。该国宪法草案中纳入了一些重要的修正案，特别是男女平等地位、禁止歧视以及女性在国家机关中代表比例的配额规定。在尼泊尔，人民战争的结果是政府为女性预留了 33% 的席位，尽管参与政治的女性比例仍然较小。

　　全球的研究和实践清楚地表明，女性有意义地参与建设和平，不仅能增强和平进程的合法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还能提升从谈判解决方案到冲突后机构改革等成果的质量和持久性。

　　这些研究结果与乌克兰的过渡司法进程直接相关且十分紧迫，尤其是在该国因俄罗斯的全面进攻，开始为重建、司法和和解奠定基础的当下。

　　归根结底，乌克兰的过渡司法从设计上就必须具有包容性，而不应是事后才考虑的事情。女性的平等参与不仅仅是一种规范性承诺，更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战略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