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教育成了人们的必争之地，“鸡娃”“内卷”这些热门网络词汇背后，其实是无数父母对孩子未来的焦虑。

　　在大城市里，中学生们的生活，就像电视剧一样丰富多彩，这样那样的兴趣班，特长技能，他们路线是准备升入国内高校，或者干脆瞄准了海外的大学。

　　这些孩子读完县城高中，然后呢？大多数都得走向社会、奔向各自的命运。这些县城高中生的梦想很简单，“我要去厂里挣第一笔钱”，“我要回家开个小店”。

　　再看他们的人生轨迹，就像一个圆，读完高中进了工厂，挣了钱，又回到了人生出发的地方，那个生养他们的小城或村子，然后成家生子。

　　这些孩子的身影很少出现在媒体报道里，但他们却是中国经济的隐形支柱。十几岁的年纪，他们进厂做工，把中国的“世界工厂”撑得稳稳的。

　　可是，尽管这个群体占据了全国中学生总人数一半以上的比例，关于他们的教育问题，对他们的关注，却少得让人心疼。而他们最后的学习堡垒——县城高中，正在一个被忽视的角落，悄悄凋零。

　　他们没有华丽的履历，没有耀眼的起点，但他们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咱们社会的教育公平问题，甚至是城乡资源的分配矛盾。

　　在这本书里，林小英以P县为例。P县隶属于一个经济发达省份，虽说经济水平总体还不行，但因为地处山区，相比周边地区还是要落后一些。

　　十几年前，P县第一中学还是省级示范高中，是当地孩子心目中的“圣地”。可短短十几年时间，这所学校却一步一步走向了衰败。

　　为什么呢？在当地人看来，就是因为生源流失。可生源为什么会流失呢？他们认为都是因为别的地方在“抢学生”。

　　可实际上问题哪有那么简单？作者林小英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P县一中的衰落，生源流失只是结果，更深层的原因是县政府的失职。

　　其实，P县的教育经费并不少。按理说，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改善教学条件，激励师生，甚至提升县一中在家长和学生心目中的吸引力。

　　然而，这些经费用在哪里了呢？答案令人唏嘘——修校舍的工程、后勤的承包、教材的印刷，等等，这些有大量经费流动的项目，统统变成了教育部门干部家属的“生意”。

　　而本该用于激励的资金，例如发给优秀学生和老师的奖金，却常常“迟到”甚至“缺席”。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多媒体教学已成大势的今天，P县一中直到最近几年仍在使用传统的黑板和粉笔授课。

　　这些年，P县修了不少路，交通条件变好了，这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便利”却加剧了大城市对县域资源的“虹吸效应”。优秀的学生、优秀的教师，像水一样不断往中心城市流去。

　　交通之路，变成了优秀学子的“出逃之路”。数据显示，2016年，P县中考成绩前100名学生中，只有15人选择留在本地读高中。这些数字冰冷又无情，但却真实地反映出教育资源流动的方向。

　　书里提到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二年级的数学课上，老师给学生们看了一张画着20个气球的图片，然后带着学生们数气球。结果，数了整整六遍，学生们才把气球数对。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是这些学生智力有问题吗？当然不是。

　　说白了，他们缺少对“画面逻辑”的基本认知，而这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从小接触的绘本、图画太少了，连最基本的“透视”概念都没见过。

　　相比之下，城里孩子生活在一个被丰富教育资源包围的环境里，他们很早就接触过各种图画书、拼图游戏、科教节目。

　　如此一来，农村孩子的“常识库”从小就比城市孩子少了一大截。可有些来自城市的年轻老师，社会经验不足，人生阅历不够，很容易就简单草率地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孩子“笨”“不开窍”，甚至用偏见的眼光看待他们，忽略了这些孩子成长环境中的巨大差距。

　　坐一会儿就没有坐相，老师还在台上，他就旁若无人地离开座位乱走，甚至直接跑到操场甚至是学校外面玩耍。你说老师能怎么办？

　　但村小的老师们哪懂这些理论？他们也没精力管这么多。对他们来说，只要孩子不出事，安全地待到下课，就算是“谢天谢地”了。至于课堂上还能学到多少东西，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而且，老师的工作远不止教书这么简单。村小的老师还要花大量时间纠正学生的生活习惯，比如督促他们洗头、洗澡、换衣服。

　　在这样的环境里，村小的课堂最终变成了一场“种瓜得豆”的表演。面对这么多“花样百出”的学生，老师只能用一种最简单、最省力的教学方式——以纪律为中心，把教学内容机械化处理。

　　比如，老师说出前半句，学生接上后半句，整个课堂就像一场“填空游戏”。这种教学方式看似维持了课堂秩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培养的其实是学生的“察言观色”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学会了等老师给出提示，再想下一步怎么回答，而不是独立思考。

　　他们的教育轨迹几乎是被“设定”好的：出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短暂地在县中接受一些有限的教育，然后回到乡村，继续重复父辈的生活电脑不用vpn怎么翻墙。

　　比如，政府搞禁毒宣传、普法教育，学校就成了主要阵地。毕竟青少年都在这儿学习生活，这安排顺理成章。再比如，孩子上学放学，人流量大，保证安全也成了学校的责任，这好像也没毛病。

　　有个新闻，一个高三的班主任，收到一份关于整治不文明交通行为的通知。家长骑电动车接送孩子时如果没戴头盔，就通报批评老师。这事儿也得学校来管，那交警是干啥去了？如果啥事都让学校兜着，那学校的活儿岂不是干不完？

　　一位县中的校长说得直接：“凡是社会上搞不定的事，好像学校特别神，能搞定。”这种“万能神话”背后的代价就是，学校不得不接手越来越多的“杂事”。

　　在校长们眼里，这些“杂事”是啥呢？简单说，就是外面硬塞给学校的活儿，跟教学关系不大，却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所谓“正事”，当然就是教书育人。

　　但现实哪有这么泾渭分明的事儿，有些工作游走在“杂事”和“正事”之间，问题就出在这些灰色地带上。

　　比如“控辍保学”政策，这本来是脱贫攻坚的一部分，要求做到“零辍学”。听起来很好，但具体执行起来，教育局发现，还得靠学校出面才行。

　　毕竟，校长和老师去做家访，比行政部门直接去沟通要有效得多。结果，这工作就顺理成章地落在学校身上了。

　　问题是，“零辍学”对一个县城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应付检查，学校的教职工花了不少时间跑腿、填表、陪同谈话。更别提随之而来的扶贫任务了。

　　扶贫攻坚任务对每个事业单位来说都不陌生，学校更是重头戏。一般的扶贫模式是“包村”，学校的干部需要对接贫困户。

　　那些分散在交通不便的村庄的农户，走访一次就要花上一整天。而在村委会里，你还能看到两个负责扶贫数据录入的老师。

　　他们干的活本该是村干部的事儿，就因为村干部不会用电脑和操作软件，所以老师们不得不接手。这样的“杂事”数不胜数，占用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教职工的精力，听上去全是负担。

　　不过，要说这些事儿完全没价值，也不公平。教育本身就是和人密切相关的，县里的教育更是深嵌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

　　要完全脱离这些，去追求所谓的“专业化”或“职业化”，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学校扎根社区，承接一些行政任务，确实能让整个系统的运转更高效。

　　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的教育体系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所有社会边缘事务最终都会压到学校头上。

　　教学时间被挤占，家长和老师的沟通机会减少，久而久之，学校就会失去它作为教育场所的核心价值，沦为一个“孩子托管中心”。

　　无论是县中的孩子，还是城市里的孩子，他们都不只是某个家庭的责任，更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同的未来。星星之火，终会燎原。但前提是，这些星火需要被守护，被呵护，更需要风助火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