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权力者的健康，事关国家绝顶机密，病夫治国、疯傻当政的事情，古往今来，说不清道不尽，大多被遮掩隐瞒。

　　赵高是第一流的书法家，精通法律的专才，他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武艺非同寻常，是秦王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才。

　　李斯以为，卑贱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贫穷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长久处于卑贱的地位、贫穷的境地，反而讥讽富贵、厌恶利禄，以自托于无为来自我安慰和解脱，不过是无能而已，绝非士人应有的情怀。

　　赵高深信，利益所在，就是人生的选择所在。自己如此，胡亥如此，李斯也是如此。他深信自己能够说服丞相李斯。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掺杂其间。

　　二世有意释放蒙氏兄弟，继续起用。然而，蒙恬与李斯是政敌，蒙毅与赵高有私仇，在消灭蒙氏的问题上，李斯、赵高二人利害一致。

　　始皇帝统一天下以来，从未诛杀功臣，也不无端株连大臣。二世杀蒙氏，开无过诛杀大臣的先例。在咸阳朝廷的百官中，不安的情绪开始滋生。

　　专制独裁政权之下，所有的人没有生存的制度性保障。至于罪名的罗织，从腹谤心诽到莫须有，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

　　最不可思议的是遗物，实实在在地穿越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遗物既属于当今，可以把玩触摸，又属于既往，可以牵连回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最为可靠而有实感。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在第五次巡幸天下的旅途中染病，车驾行至巨鹿郡南部的沙丘宫平台（今河北省广宗县西北大平台）时，病重不起。七月丙寅这一天，皇帝预感不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赐送远在北部边境监军的长子扶苏。遗诏由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赵高笔录，主要内容是“（扶苏）将所监领的军队托付与将军蒙恬，迅速赶到咸阳主持丧葬”。遗书加封后尚未送出，始皇帝驾崩，享年五十岁。

　　始皇帝晚年病理心理均已恶化，在宫廷的核心圈子中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始皇帝统一天下，千年伟业告成，隆重喜庆之后，似乎突然滋生了深沉的失落和不安。始皇帝的失落，是失去政治目标的失落；始皇帝的不安，是对于自然生命的不安。天下尚未统一的时候，举国上下同力，夙兴夜寐勤政，一切为了一个目的，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功成名就后，海内一统，剩下的就是维持巩固的余业。有秦以来，数百年进取出击的锋芒，陡然间失去了指向；亲政以来，近二十年扑身掀动的战争风云，瞬息间中止平息。第一次巡游，告祭先祖，如释重负之余，炫目人生的浓墨重彩开始退去，多年来强撑硬持的躯体开始乏力，各种病兆纷至沓来。刚刚四十出头的始皇帝，突然面临严重的病理和心理健康问题。

　　最高权力者的健康，事关国家绝顶机密，病夫治国、疯傻当政的事情，古往今来，说不清道不尽，大多被遮掩隐瞒。四十岁以后的秦始皇，身体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从他晚年自比真人，秘密行踪，四处访医求药，寄望方士，向往蓬莱仙境，渴求长生仙药来看，他的心境已经困闭于对于死亡的恐惧中，抑郁症和妄想狂的精神病兆已经明显。对于死亡的过早恐惧，大多源起于肉体病痛的长期困扰。有人推测始皇帝有鸡胸哮喘。从他突然死于精力旺盛的巡游途中，我推想他可能有高血压和脑溢血类的疾病。

　　始皇帝驾崩，过于突然，除了始皇帝身边负责侍候的数名近侍宦者外，知情者只有始皇帝的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三人。由于事关天下安危，丞相李斯当即作出决定，秘不发丧，封锁消息，将始皇帝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辒辌车（卧车，有窗，闭之则温，开之则凉）中，由始皇帝的近幸宦者驾御，定时奉献饮食，百官奏事如常。饮食的摄取，政事的处理，都由隐藏于车中的宦者秘密代行，一切完全如同始皇帝在世时一样。作此安排以后，车驾迅速西行，直奔首都咸阳。

　　十二年来，秦帝国像一辆构造精密的巨型马车，在始皇帝的一手驾驭下高速奔走。始皇帝的突然去世，使这辆马车顿然失去了驾驭，留下了巨大的政治权力的空白。冥冥昊天之下，不安开始浸润，人世间对于这种不安的感受，基于距离皇帝身边的远近，自有早晚和深浅。早早的三位知情者中，最感不安的是中车府令赵高。他在不安的同时，更感到一种机遇的诱惑和渴望行动的兴奋。仔细而迅速地计虑之后，他将遗诏截留下来，暂不交付使者。他开始行动，决定首先去谒见公子胡亥。

　　赵高是胡亥的老师，多年来一直教导胡亥书法和法律，很得胡亥的信任和亲近。赵高知道，要想成就大事，必须说动胡亥。根据自己与胡亥多年的交往，他对说服胡亥有自信。赵高谒见胡亥说：“皇帝驾崩，遗诏单独赐予长子扶苏，对其他诸子完全没有提及。扶苏奉遗诏到咸阳，马上立为皇帝，贵有天下。公子同为皇子，却无尺寸之地的封赏，岂不有些过于突然而无奈？”

　　胡亥的回答干脆利落：“父皇的做法是当然的事情。明君知悉臣下，明父知悉儿子。父皇过世，不言封赏诸子，我作为儿子没有多话的余地。”

　　赵高说：“臣下以为不然。皇帝笃爱公子。扶苏出京之上郡，皇帝立公子为假子同行巡行天下，已经宣示了以公子为继嗣的心意。方今皇帝去世，天下的权位悬而未定，以臣下之见，其取舍定夺在于公子、在下以及丞相三人手中，望公子计虑图取。”

　　胡亥回答道：“废弃长兄而立幼弟，乃是不义；不奉父皇的诏令而畏死，乃是不孝；才能浅薄而勉强因人求功，乃是不能。行不义、不孝、不能的事情，违背德行，不仅天下不服，更将带来自身的倾危，社稷国家也会断绝不继。”

　　赵高继续说道：“臣下听说商汤王、周武王杀了自己的主君夏桀王和商纣王，被天下称颂为义行，并不认为是不忠。卫国国君杀了自己的父亲，卫国臣民蒙受其恩德，孔子著录其事，不认为是不孝。大行不必拘泥于小节，大德不应谦让退避，地域不同有不同的应对，官职不同有不同的职司。所以说来，顾小忘大，必有后害；狐疑犹豫，必有后悔。决断敢行，鬼神尚且退避，行事定然可以成功，恳愿公子顺势而动。”

　　胡亥动摇了，喟然叹息道：“眼下父皇灵柩尚未启动，丧礼尚未举行，此时此刻，如何能以这样的事情去惊动丞相呢？”

　　赵高等待的就是胡亥的这句话。他知道，只要胡亥心动，事情就成了一半。在夺权的布局中，胡亥是关键居中的棋子，说动了胡亥，有了王者的棋局就可以启动。启动后的棋局之展开，在于丞相李斯的参与。到了这个时候，赵高益发感到时间和事情的紧迫。他知道，成败的关口到了，他必须说动丞相李斯。他忍不住出声喊道：“时机时机，迫在眉睫；整装出击，唯恐延误。”赵高宛若出笼的猛兽，浓浓地嗅到了猎物的生鲜气息。

　　赵高是沙丘之谋的主谋，也是未来毁灭秦帝国的主要人物。有关赵高的身世，两千年来了解甚少而曲解甚多。东汉以后，赵高被丑化为宦阉，其家族也被丑化为宦阉家族，不实的成见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知道，赵高是有儿女的人。他的女儿嫁与阎乐。阎乐任咸阳令，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这是赵高不是宦阉的明确证据。实际上，司马迁从来没有说过赵高是宦阉，不仅司马迁没有说过，东汉以前的所有史籍中都没有赵高是宦阉的记载。说赵高是宦阉的误解，一是出于对“宦”字理解的错误，二是基于错误的文字“隐宫”所作的丑化曲解。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这是赵高被误解为宦阉的一条材料。然而，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就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意思。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王或者皇帝的亲近侍卫之臣。宦籍，就是用来登录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不管是“宦人”、“宦籍”，还是“宦官”的用语，都没有被去势的男人所出仕的宫内官职，也就是后代所谓的“宦官”的语义。当时，被去势后的男人被称为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阉”，定义非常清楚。根据这个最新的材料，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也就是皇帝的亲近之臣，而不是被去势的宦阉。

　　《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兄弟皆生隐宫”。这是赵高被曲解为宦阉的另一条材料。“隐宫”一词，本来语义不明。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解的刘姓人士借题发挥，他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去势的宫刑，进而衍申说赵高的父亲受宫刑去势，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了赵高兄弟。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被去势成了宦官。谎话越编越大，越编越痛快，于是以讹传讹，到了唐代以后，赵高一家都是宦阉的不经流言，就逐渐固定下来。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早就根据《睡虎地云梦秦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一词，是“隐官”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以后，隐官的意义更加清楚明白。隐官，既用来指称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也用来指称刑满人员的身份，与宫刑和去势完全没有关系。

　　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论断，叫做层累地形成的古代史。顾先生以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古代史，经过了历代不断的改造重写，已经不是原汁原味，而是添加了历代所喜好的口味。为了了解真实的古代史，必须清理历代的添加，复原古代的真相。东汉因为宦阉之祸亡了国，刘氏的曲解，投合了当时人痛恨宦阉的心情，大家都愿意传布亡国的祸首都是宦阉的流言。唐代又是宦官专权乱政，古来宦阉亡国的阴魂未散，类比声讨的风气下，赵高是宦阉的流言蜚语，自然发扬光大成了不刊的定论。明代，宦阉之祸愈演愈烈，到了清末，大太监李莲英还在慈禧宫中肆意擅权，如此代代层累之下，曲解的历史也就被作为正史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不过，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了，我只是借此感慨人性的软弱，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事情，至于真不真，假不假，倒在其次了。

　　历史叙事，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叙事。核实历史事实的真相，是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的基础，因为没有事实的真实，尔后的一切都是流沙上的建筑。不过，真假的鉴定，史料的考证，那是需要用论文的形式表达的另一种历史。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叙事上，再次切入沙丘之谋前赵高的为人行事上来。

　　赵是赵国王族的姓氏，赵高的父系是赵国王室的疏族。战国时代，天下合纵连横，各国间结盟换约，相互间以王室公子作为人质。这些作为人质的公子，有些是国君众多子女中不受宠爱的被疏远者，被打发出质后往往长期滞留异国他乡，不少人贫穷潦倒终生，至死不得归还。赵高祖上，大概是由赵国到秦国做质子的这一类公子，在赵国无宠，在秦国无援，不得意而滞留于秦，后来在秦国娶妻生子，子孙后代流落于咸阳市井当中，成为秦人，与普通庶民无异。

　　车兵军吏俑，俗称将军俑，是秦俑坑中级别最高的陶俑。从陶俑身上或许可以略微窥测和想象文武全才的赵高是什么样的形象。（《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赵高有兄弟数人，都出生于隐官。在历史上留下姓名者，只有其弟赵成。赵成后来接替赵高，做了秦帝国的郎中令，曾经参与谋杀秦二世的望夷宫政变，也是一位人物。隐官是政府设置于不引人注目处的手工作坊，用来安置刑满罪人工作。赵高的母亲，因为有罪受过刑罚，赦免后，由于身体有受刑后的残疾，不便见人，也不愿被人瞧见，就一直在隐官劳动生活。

　　在秦代的等级身份规定中，在隐官劳动生活的人，其身份也叫隐官，用现在的话来说，相当于刑满释放人员，地位在普通庶民之下，所能占有的土地和住宅，只有普通庶民的一半。帝国法律注重公正，隐官虽然地位低下，其婚姻却不受限制，隐官子女的身份也同于普通庶民。赵高的父亲，大概是在隐官工作的下级文法官吏，通于法律，精于书法，在隐官任职时结识了赵高的母亲，组建了家庭，生下赵高兄弟。秦是注重世业的国家，子承父业、以吏为师后来成了帝国的国策。赵高成年以后能够走文法的道路入仕，成为第一流的书法家和法学家，都与父亲的职业和影响密切相关。

　　赵高生于秦昭王末年，大概是在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前后生于秦国首都咸阳。当时，秦国和赵国间的长平之战正进入后期，赵国首都邯郸被秦军重重围困。三年以前，秦始皇出生于邯郸，此时正与母亲一道困处城中，惶惶不可终日。想来也是有趣，秦始皇和赵高基本上是同龄人，他们之间只有三岁的年龄差，他们在历史上扮演了交换毁灭的角色。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国的王族，他由秦入质于赵，娶赵人为妻。秦始皇出生于赵都邯郸，后来消灭了赵国。赵高的祖上是赵国的王族，由赵入质于秦，娶秦人为妻。赵高出生于秦都咸阳，后来毁灭了秦国。另一位相关人物刘邦与赵高同龄，出生于楚国的沛县，五十年后，他与赵高联手消灭了秦，不久又继承了秦始皇的遗业，以秦为根基创建了汉。至于关系秦帝国兴亡的又一位重要人物李斯，此时已经成年，二十岁左右，正在楚国做郡的小吏。这些将要推动历史的人物，尚未碰撞在一起，正散处各地，默默地等待着历史的召唤。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耕战立国，以法律治国。军人，最受社会推崇；官吏，最为民人敬畏。秦国男子走上社会的途径，不外从军和为吏两条正道。男子十七岁成年，傅籍开始承担国家的徭役租税，或者应征参军，杀敌立功，或者入学室学习，通过选考出任官吏。

　　学室是专门培养文法官吏的官设学校，分别设置在首都和各郡。学生多从文法官吏的子弟当中选拔，十七岁入学，学习三年，主要学习识字、书法和法律。学满三年以后，在所在学室参加资格考试，可以背写五千字以上者为合格，除授为史，即可以担当文法事务的小吏，也就是办事员。除授为史者，进而可以参加中央政府主持的初等选拔考试。初等选拔考试在各地举行，各郡的试卷送到首都咸阳，统一由少府属下的大史审阅判定。判定的结果，提拔最优，处罚最劣。成绩最优秀者被任命为出身县的令史，相当于秘书一类，直接在县令的手下工作；成绩最差者，其所除授的史职将被取消。三年后，出任令史者还有一次高等选拔考试，经过严格的考试和审查，选拔最优秀者一人，进入宫廷担当尚书卒史，以内廷秘书的职务，直接在秦王的左右工作。

　　由于父亲是文法官吏，也是严格要求子女的人，赵高兄弟大概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读写和法律，打下了相当扎实的文法基础。赵高从小精明强干，敏捷好学，有恒心有韧性。他在文法入仕的仕途上，大概是一帆风顺。十七岁以文法官吏子弟进入学室，成绩优秀，三年后资格考试合格，被除授为史，继而初等选拔考试合格，以最优秀者出任为令史类的文法官吏。三年后，他参加高等选拔考试，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中选，进入秦王宫廷担当了尚书卒史，直接在秦王身边从事文秘工作。在秦国万千的文法官吏中，赵高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赵高进入宫廷以后，他的能力举动，开始直接进入秦王嬴政，也就是未来的秦始皇的视野中。

　　赵高进入宫廷时，在二十三岁左右，时间大概是在秦王政十三年（前234）。这一年，秦王嬴政二十六岁，亲政后第五年，开始在政治上施展鸿图。秦国的官僚制度严密完整，文法官吏的升迁多由例行考核，积年累进。赵高算是有幸，他在秦宫的宦任中得到秦王嬴政的直接赏识，从少府属下的诸多尚书卒史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中车府令。

　　中车府令是太仆的属下。太仆是帝国主要部省的九卿之一，负责掌管帝国的车马交通事宜，相当于交通部长，下属有各类车府官署，苑马监令。中车府令，同各类车府令一样，官秩六百石，有副官中车府丞一人，官秩三百石，所属吏员有数十人之多。以级别而论，中车府令只算是中级官吏；不过，由于中车府令是宫中禁内的车府令，职务相当于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负责皇帝的车马管理和出行随驾，甚至亲自为皇帝驾驭，职位至关紧要，非皇帝绝对信任的腹心亲近不能担当。

　　赵高出任中车府令，是秦王嬴政亲自作出的选拔任命。赵高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除了其考选成绩特出而外，他进入秦宫后所展现的个人能力和才智，也是主要的因素。赵高的书法，堪称第一流，尔后庞大的秦帝国中，除了丞相李斯而外，大概无人能出其右了。赵高在文字小学方面的造诣，也极为高深。秦帝国后来的文字改革，他有相当的贡献。他著有《爰历》六章，是秦帝国官定识字课本的一部分，也是有名的文字学著作。秦帝国是实用主义的法治国家，书法识字，是用来修习行政文书和刑律狱法的工具。赵高文字书法的精美，不过是他修习刑律狱法的准备和结果。在复杂而严格的秦帝国法制体系中，赵高堪称精通法律的专才，有家学渊源的法学名家。晚年的秦始皇将少子胡亥的教育委托于他，正是看中他文字、书法和法学上精湛的造诣。

　　史书上说赵高工作勤奋，行事坚韧不拔，果断敢行，是对他出众的行政能力的概述，当然这也是他受秦始皇赏识的要素之一。不过，赵高之所以能够被秦王嬴政提拔为中车府令，还有赵高适合于担当该职的实在的理由。

　　中车府令是皇帝的侍从车马班长，对于车马的驾驭管理、保卫皇帝安全的能力有极为严格的要求。根据秦代的法律规定，一般的车马驾驭，车士至少要经过四年的训练，四年后不能良好地驾驭车马，教官要受惩处罚款，本人要服四年劳役。合格的车士，要求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身高在七尺五寸以上；步履矫健，能够追逐奔马；身手灵活，能够上下驰车；车技熟练，能够驾车前后左右周旋；强壮有力，能够在车上掌控旌旗；武艺高强，能够引八石强弩，在驰骋中前后左右开弓。中车府，聚集的是秦帝国车御的精华，对于他们的要求，远在一般的车御车士之上，用现代的话来说，人人是车马高手，个个是大内武士。

　　始皇帝陵出土的铜车马，以二分之一的比例，完全按照始皇帝生前的车驾写实铸造，其车御佩剑置弩，束带着冠，髭须飘逸，威武沉稳，正是中车府官属的形象。中车府令，是中车府官属的统领，帝国车御精华的顶尖高手。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身为中车府令的赵高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娴熟于弓箭兵器，武艺非同寻常，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才。升任中车府令，对于赵高的一生来说，意义重大。其意义不仅在于职务地位的升迁，更主要在于由此涉足秦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和中枢，触摸到举足轻重之机要，如果机会适宜，可以直接影响天下政局。赵高出任中车府令时，在四十岁前后，正当年华，前程锦绣灿烂。

　　不过，专制体制下的仕途，等级制度中的官场，君主之下，人人都是身不由己的棋子，更何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前程看好时，赵高触犯法律，获大罪入狱，始皇帝命令大臣蒙毅审理。审理的结果，赵高被定为死罪，解除官职，剥夺出入宫中禁内的宦籍，听候行刑。由于涉及皇帝侧近，事关重大，蒙毅不敢有所掩饰，将案情及其审理结果直接呈请始皇帝定夺。始皇帝惜才不忍，念及赵高在身边多年，行事敏捷勤奋，才能特出难得，下令赦免赵高，恢复其中车府令的官职。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来龙去脉，史书没有记载。然而，由以后的历史看来，这件事对于赵高的一生，对于沙丘之谋，对于蒙氏家族的命运，甚至对于秦帝国的毁灭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来再谈。

　　赵高说动了胡亥以后，马上开始第二步行动。他清楚地知道，夺权计划的成功，必须取得丞相李斯的支持。如何说动李斯，赵高是久思深虑过的。

　　丞相李斯，是老资格的政治家和官僚，在当时的秦王朝政治中，是仅次于秦始皇的权势人物。李斯的历史，与秦帝国的历史始终相随。

　　李斯是楚国人，出生于楚国的上蔡县（今河南上蔡）。上蔡并入秦帝国以来，属于陈郡。李斯大概生于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相当于秦昭王二十七年，比秦始皇大二十一岁，比赵高大二十四岁。

　　年轻的时候，李斯在楚国的郡府中做文法小吏，郁郁闷闷，很是有些怀才不遇。他一个人住在郡吏的宿舍里，去厕所时常常遇见老鼠偷吃粪便中的残物，每当有人或者是狗走近，老鼠们惊恐不安，纷纷逃窜，他觉得可怜，更觉得悲哀。有一天，他有事去政府的粮仓，看见仓中的老鼠个个肥大白皙，住在屋檐之下，饱食终日，也不受人和狗的惊扰，境况优游自在，与厕所中的老鼠有如天壤之别。李斯是聪慧敏感的人，就在这一瞬间，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忍不住高声感叹道：“人之贤明与不肖，如同鼠在仓中与厕中，取决于不同的地位而已。”

　　地位决定贵贱，人生在于选择。他顿悟了，当即决定，郁郁卑贱的生活再不能继续下去，人生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众多的学者先生，纷纷著书立说，争锋论辩。道家潜心于宇宙万物，追究贯通天地人世之原理大道；儒家整齐君臣父子夫妇礼义，致力于道德伦理之建立；阴阳家依据日月起伏、四季变迁而统括国家兴替、历史嬗变；墨家崇尚贤能而提倡节俭，以博爱反战的精神深入民间；法家最是深刻实用，以法、术、势规范政治和社会，一心致力于强权的建立；至于名家，既抽象于名词与实物间的哲理，又严格于名目与实际间的差异，超脱于世，早早地进入了逻辑思辨。

　　诸子百家，分门别类，千差万别，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千年不遇的理性之觉醒。这些独树一帜、学有所成的先生们，往往兴私学，集弟子，遍游天下。他们游说各国权势人物，或者自己投身政界经世致用，或者送弟子出仕干政，自己在幕后发挥影响。如此世风之下，思想鼓动时代，掀起人才流动的大潮，对于有志向有能力的青年来说，从师游学，客卿出仕，成为出人头地的一条辉煌大道。

　　当时，著名的学者荀子正在楚国，他受楚国大臣、以养士著名的战国四大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的赏识，被任命为兰陵县（今山东苍山县）的县令。春申君死后，他废官家居兰陵，著述教学，声名远播各国。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学问，集战国后期各家学派之大成，贯通了道、儒、墨、法、名辩、阴阳各家。荀子的学问，道、礼、法相通相生，着眼于当世而与时应变，最能吸引积极入世的青年。各国的青年学子，纷纷慕名而来，投奔其门下。李斯早就耳闻荀子高名，经过认真考虑，他辞去郡小吏，千里迢迢，由上蔡来到兰陵，入荀子门下做了学生。

　　李斯来到荀子门下，学习的是经世致用的帝王之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用政治学。数年以后，李斯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决心学有所用，准备用自己的所学去游说执政当权者，参政出仕，博取高位利禄，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此时的李斯，已经不是自比厕中鼠的郡县小吏，他有了知识和眼光，他要凭自己的能力做仓中鼠。

　　李斯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后，决定离开楚国到秦国去。他看准了秦国强大，将来的天下是秦国的天下，到秦国可以有所作为，可以建功立业。他对老师荀子说道：“弟子李斯听说过这样的话，机会来临的时候，万万不可怠慢。眼下是各国争雄的时代，游说之士主持各国政事。秦王有意吞并天下，称帝而治，这正是平民布衣纵横驰骋的时机，学者游士博取收获的机会。人处卑贱之位而不思变，正如圈养的禽兽，只能张嘴等食，不过徒有一张人脸，两腿可以直立行走而已。所以说，卑贱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贫穷是人生最大的悲哀。长久处于卑贱的地位、贫穷的境地，反而讥讽富贵、厌恶利禄，以自托于无为来自我安慰和解脱，不过是无能而已，绝非士人应有的情怀。我决意西去秦国，游说秦王。”

　　在荀子的众多弟子当中，最出名的有两位。一位是李斯，另一位就是后来成为集法家之大成的学者韩非。韩非比李斯年纪稍大一些，他们同时在荀子门下学习，算是同学。不过，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子弟，因为口吃不善言谈，走了著书立说的路。李斯出身于下层平民，急于改变自己的命运，选择了入秦从政求仕的路。据说，李斯决定入秦以后，荀子为他未来的命运不安，曾经夜不能眠。作为老师，荀子了解弟子李斯的心情，也赏识他的能力；不过，李斯将禄利视为人生最大目的，这种极端功利的人生观，荀子以为危险不祥，最终可能会招来不幸，所谓物极必反，道家之所忌讳也。

　　李斯入秦，大概是在庄襄王三年（前247）。庄襄王是秦始皇的父亲，他在赵国做了多年的人质，后来得到邯郸巨商吕不韦的帮助回到秦国，做了秦王。李斯来到秦国的时候，正赶上庄襄王过世。当时，李斯三十四岁左右，新即位的秦王政还只是十三岁的少年，在养祖母华阳太后、亲祖母夏太后、母亲帝太后的监护下，主要政务由丞相吕不韦等大臣主持。

　　吕不韦当政的战国末年，正是豪门养士、游侠鼎盛的时代。各国权势政要，礼贤下士，王族公子，侯门竞开，皆以利禄网罗人才。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号称四大公子，名重天下。吕不韦入秦主持政权期间，一方面继承秦国的富国强兵路线，积极对外扩张；另一方面，他羞愧于政治军事大国之秦国在文化方面的落后，着手文化的振兴。他比照关东四大公子，以禄位厚利招纳天下人才于门下，开始编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百科全书性质的汇总编撰，吕不韦使门下宾客各人著录自己的所学所闻，集结各家学说，合而成为杂家的大著。吕不韦是卫国人，他多年在各国间经商，在赵国发迹。他见多识广，交游及于各国各色人等。荀子是赵国人，他周游各国，名扬天下，交游也及于各国各色人等。吕不韦与荀子之间，或许有面识交往，或许只是彼此闻名。吕不韦招纳天下学者编撰《吕氏春秋》，荀子当然是被礼聘的首选。不过，此时的荀子，年事已高，没有应聘西去再次入秦。他大概是推荐了李斯。李斯是荀子的得意门生，学问贯通古今，通达诸子百家，又是当时第一流的文学家、文字学家和书法家，一直怀有入秦施展抱负的愿望。当此时机，荀子推荐李斯到秦国参加《吕氏春秋》的编撰，想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不过，李斯是入世求功利的人，学以致用，参政入仕，博取高位富贵才是他的人生终极目标；学问书法，技艺文论，都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入吕不韦门下，李斯得以直接面见吕不韦，积极将自己的书法、文学和政治才能显露出来。吕不韦极为赏识李斯，他把李斯推荐到秦王宫廷做了郎官，成为秦王嬴政身边的文职侍从。进入宫廷的李斯，逐渐得到年轻的秦王的信赖，他的政见策划，一一被秦王采纳实行。不久，他被秦王任命为长史，成为秦王宫廷的秘书长，开始直接参与秦国政治。在以后长达三十余年的秦国政治生活中，李斯以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机警的政治智慧，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长史之后，他先被任命为客卿，也就是大臣级的顾问，后被任命为廷尉，相当于司法大臣，成为政府的主要阁僚之一，积极参与了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秦帝国建立以后，李斯的治国之才得到了完全发挥，秦帝国强化和巩固统治的各项政策，几乎都出于李斯的策划。大概是在秦始皇三十年（前217），李斯被始皇帝任命为左丞相，封为列侯，成为帝国政府中仅次于皇帝的权势人物。李斯有子女多人，长子李由出任秦的三川郡太守，执掌连接关中、关东要地的封疆大任，其他的儿子皆娶秦的公主为媳，女儿也都嫁与秦的公子为妻。此时的李斯，可谓位极人臣，显赫荣耀之极。

　　物盛而衰，显赫荣耀之极，正是忧患滋生之始。李斯清楚，自己本是楚国的布衣平民，原本不过是卑贱的厕中鼠，入秦三十余年来，官至丞相，爵封列侯，大富大贵，岂是仓中鼠所能比况。然而，所有这一切，根基都在于皇上的信任和赏识，一旦皇上的信任动摇变动，所有的荣华富贵，不过是砂石之上的建筑，随时可能崩溃。高处感寒，愈是高位愈是不安定的危机感，李斯是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

　　李斯出任丞相后，长子李由从三川郡守任上归省回到咸阳。李斯高兴，在家设酒宴庆贺。咸阳城内，政府百官云集，丞相府邸前聚集的马车，超过一千乘。面对如此空前盛况，李斯荣耀满足之余，不禁滋生出物盛而衰、何以收场的伤感来。他对李由喟然长叹道：“我记得先师荀卿说过，‘物禁大盛’。我李斯乃是上蔡出身的布衣，居住于里巷的平民，承蒙皇上赏识，拔擢至于如此。当今天下，以人臣地位计量，没有居于老夫之上者，可谓富贵之极了。物盛则衰，未来吉凶难测，眼下好戏不知何以收场啊。”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斯的不祥预感渐渐接近现实成真。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帝游幸咸阳郊外的梁山宫，登山远眺，正好望见丞相李斯的车马行列经过，盛大华丽，十分壮观。始皇帝当即沉下脸来，颇有不以为然的表示。事后，陪同始皇帝在场的侍卫官员将消息透露给李斯，李斯惶然警惕，马上将自己的出行车马作了相应的减损。李斯的本意，是以自我约束消除始皇帝的不满，减轻高位荣华所带来的危险。殊不知，始皇帝再次看到李斯的车马行列时，马上察觉到丞相车骑前后减损间的内在关联，他勃然怒道：“是谁泄露了我的话，通报了丞相？”严厉追究之下，没有人承认。始皇帝震怒，将当时所有在场的侍卫人员全部处死。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李斯的意料之外。追究虽然没有及于李斯，但高处不胜险、不知楼阁何时崩塌的危机感，已经是寒彻及于肌骨之间了。

　　始皇帝过世时，李斯大概已经七十一岁了。始皇帝的突然去世，给李斯带来相当大的冲击。自己是应该先走的人，却留在了后面，来日无多的预感，使他有生命短暂的悲哀。不过，李斯毕竟是积极入世的人，实干的政治家，在他的悲哀之中，更多的是对于时局和前景的忧虑。他清楚地知道，伴随始皇帝的过世，帝国和自己的未来，都将因为新皇帝的即位而有重大的变化。

　　专制皇权制度下的臣民，个人身家性命，无不系于主子一人。一朝天子一朝臣，今日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难保明日不成阶下囚、刀下鬼。

　　赵高审时度势，将眼下的权力博局分辨得十分透彻，他权衡利害，将三人共局的得失算计得滴水不漏。始皇帝死后留下的瞬间政治真空，可以由自己、胡亥和李斯三人来抢注填补。帝国是车驾，胡亥是车主，自己是车御，李斯是骖乘，三人共局，大权在握，可以强行驱动整个帝国机器的运行。三人夺权共局，胡亥以无缘帝位的幼子入继大统，李斯以拥立皇帝的新功继任丞相，自己则可以居于皇帝和丞相、宫廷和政府之间左右政局，这对于三人而言，皆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胡亥既已说动，见李斯已经有了二对一的优势。打皇子胡亥的牌，出示的是未来皇帝的威慑力量；自己与李斯有近二十年的往来，以李斯的为人和眼下的处境而论，不由他不听从。赵高深信，利益所在，就是人生的选择所在。自己如此，胡亥如此，李斯也是如此。他深信自己能够说服丞相李斯。

　　寒暄之后，赵高单刀直入：“皇上过世前，有诏书赐送长子扶苏，速回咸阳主持丧葬，立为后嗣。诏书尚未发送，皇上驾崩，事情没有外人知道。现在，遗诏以及皇帝符玺都在胡亥手中。决定继嗣的事情，只在丞相与赵高的一句话而已。如何行事，望丞相计量！”

　　赵高平静地说道：“在下鲁钝，惊动丞相。权且不妨换个话题：丞相您想想，您自己可以与蒙恬相比较吗？功高劳苦能不能与蒙恬相比？谋远不失能不能与蒙恬相比？无怨于天下能不能与蒙恬相比？与扶苏关系之新旧，被扶苏所信赖的厚薄，能不能与蒙恬相比？”

　　李斯有些迟疑，思量后答道：“以上五条，老夫确实都比不上蒙恬。不过，此时此刻，赵君用政事的欠缺来指责老夫，不也过于唐突了吗？”

　　赵高是机敏的人，他体察出李斯心动的方向，顺势说道：“我赵高不过是内廷的勤杂而已，自从有幸以刀笔文法进入秦宫以来，管事已有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被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封赏延及第二代的，几乎都被问罪诛亡。始皇帝有子女二十多人，都是丞相所知道的。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即位以后，必定任用蒙恬为丞相。如此君臣政局之下，丞相您最终不能怀列侯之印安归故里的结局，难道还不明显吗？在下受诏教习胡亥学习法律政事，数年以来，未尝见胡亥有所过失，未尝对胡亥有不安之感。胡亥仁慈笃厚，轻财重士，明辨于心而绌纳于口，礼义周全而敬重士人，秦的诸位公子当中没有比得上他的，可以立为继嗣。望丞相您计量决定。”

　　李斯惶惑，不愿深谈，起身相送说：“赵君请回！我李斯奉主上之诏令，听上天之成命，计量决定，何从谈起？”

　　李斯说：“我李斯乃是上蔡闾巷之平民布衣，仰皇上恩宠，得幸被拔擢为丞相，受封为列侯，子孙后代皆位尊禄重。今主上将国家之存亡安危嘱托于臣，岂可以有所辜负？避死而求侥幸，不是忠臣之所为；苦劳而蹈危机，不是孝子之行事；臣下人子，各守其职责而已。赵君不用多说，老夫将要得罪了。”

　　在赵高听来，李斯的话，语在双关。得罪之指向，若在赵高，则是逐客出门，断念绝意；得罪之指向，若在李斯自身，则是上轨道入计划的开始。赵高坚定地引导谈话的方向说：“听说圣人迁徙无常，顺应变化而与时俱进，察见微末则能感知根本，观测动向则能明了归终。趋时应变，乃是事物固有的本性，哪里有守成不变的道理！眼下，天下权柄之命运系于胡亥；胡亥之成功，又系于在下能够通达丞相，连接内外。政权营运，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由上方控制下部，由中枢控制外围，乃是执政之道。秋霜降而草花落，水摇动而万物作，末由本定，乃是必然的道理。以丞相之明鉴，难道不能及早有所查验？”

　　李斯欠身坐下，说道：“我听说晋献公易动太子，晋国三世不得安宁；齐桓公兄弟争位，公子纠死于内乱；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不听劝谏，社稷倾危，国都成为丘墟。凡此三事，逆天违理，使宗庙不得血食永祀。我李斯为人，要在顺守为臣之道，岂能干预继嗣？”

　　赵高是佩剑行武、强壮坚忍的人，他逼近李斯说：“天下事在人为。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丞相若是听高之计，定将长有列侯之位，世世有封君之称，寿如乔松，智如孔墨。丞相若释此不从，祸患将及于子孙，足以寒心。善处世的人因祸为福，请丞相您择善决断。”

　　李斯矛盾，李斯惶惑，李斯惊恐，他无法说服自己，也无法抗拒赵高。在为臣之道和保身固宠之间，在安定国本和攫取权益之间，他始终摇晃。这时候的李斯，年过七十，已经是垂暮之年，行事多为晚年子孙计，他垂泪叹息：“呜呼哀哉，落日黄昏，遭遇乱世，身不能随先帝去，命将何处依托哉！”

　　秦始皇有子女二十余人，其中儿子十五人，长子是扶苏，幼子是胡亥，另外知道名字者，尚有公子将闾兄弟三人和公子高；女儿十人，史书上曾经提到过的，有李斯的儿媳，也就是李由等兄弟的妻子。

　　史称扶苏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任属下，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奋发致力于政事，最为始皇帝所看重，也为朝野上下所服膺。始皇帝晚年，独裁加深，行政日渐苛酷，三十四年，焚书禁毁百家之言，引来各方的不满；三十五年，下令处罚找不到仙药而逃亡的方士，牵连到不满焚书禁令而口出怨言的诸生。公子扶苏仁慈好儒，主张宽厚为政，他曾经站出来劝谏始皇帝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尚未安集，诸生诵读的都是孔子的书，父上以重法严办，儿臣恐天下不安，望父上明察。”

　　这个时候的始皇帝，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药物，又修炼神奇的方术的缘故，性情变得乖戾暴躁，一怒之下，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晚年有一重大的失政，就是在继承人之册立上徘徊动摇。扶苏是长子，贤明而为始皇帝看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继承人。扶苏的离京外放，对于皇位的继承问题和始皇帝晚年的帝国政局，不可不谓有重大的影响。

　　焚书一事，出于丞相李斯的建议。李斯是法家，他反儒反分封，对于先王之政和仁义道德都不以为然。他主张人人以法吏为师学习，反对诸子百家的多元文化。与此相反，扶苏反对焚书，主张容纳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重视道德仁义。他在政治主张和政策上，自然与李斯对立起来。李斯在始皇帝死后的不安，其政治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里。

　　李斯与蒙恬之间，在政见上也有对立。秦统一中国以后，整个北部边境，直接邻接强大的匈奴，骑马民族南下的威胁，远至辽东，近及首都。始皇帝自视为天下唯一的君主，不能容忍对等和对抗。当他准备攻击匈奴、占领匈奴南下的进出基地——河套地区时，李斯曾经呈述不同的意见，反对进兵。

　　李斯劝谏始皇帝说，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有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匈奴非定居无城郭，逐水草而居，如同候鸟迁徙，很难控制得了，草原骑战和城守攻坚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秦军轻装深入，军粮难以接济；携辎重深入，则无法机动对应。占领匈奴的地方无法常驻，捕获匈奴的军民无法役使，耗费大而收获小，不是长久之策。

　　始皇帝没有接受李斯的意见，他任命蒙恬为大将，统领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蒙恬是进攻匈奴的主帅，北进政策的推进者。李斯与蒙恬的政见分歧，由此留下根子。

　　扶苏到上郡监军，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一体同心。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扶苏是皇长子，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大将，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内史；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扶苏继承皇位之局势，也由此形成。

　　晚年的李斯，游离在扶苏与蒙氏的政治联盟之外，政见上有分歧，人事上不同线。始皇帝在位，李斯因始皇帝的信赖而偏安，一旦扶苏上台，首当其冲的政治变动，无疑就是李斯。李斯物盛而衰的危机感，有相当部分是来源于此。赵高是久在内廷深处的人物，是习惯于在黑暗中窥探的鸱鸮。他对权力极为敏感，体察得极为真切。他有自信说服李斯，正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这种局势，也了解李斯的为人。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掺杂其间。李斯与扶苏、蒙恬有政见上的对立；而在人事上，因为扶苏与蒙氏联盟的关系，他也自然是站在了对立面上。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为了拥立胡亥，必须消灭扶苏。他与扶苏之间，是政治上的不能相容。赵高与蒙氏之间有嫌隙，主要是个人间的私怨。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赵高在中车府令任上时，曾经犯有大罪，交由蒙毅审理。蒙毅是奉公守法的人，不敢有所怠慢，依法判处赵高死刑，剥夺其官职，削除其出入宫内的门籍。由于事关始皇帝身边近臣，蒙毅判决后交由始皇帝复审定夺。始皇帝惜才不忍，赦免了赵高，不久，赵高官复原职，继续担任中车府令。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由于史书没有记载，已经无从知道。不过，以人情推论，判死刑，是体验了死；得赦免，是死里逃生。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比死而复生更大的刺激了。这件事以后，赵高脱胎换骨，宛若再生。他从此兢兢业业，供职办事益发勤勉；他从此小心翼翼，为人处世益发谨慎。他再次取得始皇帝的信任，皇帝出行，不仅车马由他提调打点；皇帝的玺印，也由他掌管；始皇帝进而将幼子胡亥的教育，也委托给了他，可谓是看重有加。不过，这些都是表象的一面，死里逃生以后，在赵高的内心深处，根植下了对于蒙毅及蒙氏一族的仇恨。复仇啊复仇，成了他死而复生的生命之呼喊。

　　对于已经死过一次的赵高来说，他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纲常伦理、生命道德已经无所顾忌。他渴求的只是权力，权力在手，可以复仇；权力在手，可以为所欲为。死里逃生后的赵高，是执著于权力、不惜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赵高游说李斯到最后，已经摆出了鱼死网破的胁迫，年迈的李斯，不得不听从。

　　赵高在说动了胡亥，将要说服李斯之前，曾经忍不住出声喊道：“时机时机，迫在眉睫，整装出击，唯恐延误。”他之所以如此深刻地感到时间和事情的紧迫，是因为正好在这个时候，一直跟随在始皇帝身边未曾离开过的蒙毅，临时受始皇帝委托，外出祭祀尚未归来，留下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赵高说动李斯以后，兴高采烈来见胡亥。他向胡亥汇报说：“臣下奉太子之明命通报丞相，丞相岂敢有不奉命之心。”胡亥大为高兴，三头政治同盟结成。

　　三头政治同盟结成以后，胡亥、赵高、李斯共谋联手，开始夺权的政治行动。夺权的首要，在于消灭最大的竞争对手扶苏。扶苏的背后有蒙氏和三十万秦北部军，不可力取，只能谋夺。李斯是老练的政治家，赵高是宫廷政治的高手，他们迅速销毁始皇帝赐送扶苏的书信，另外制定遗诏，以丞相李斯承受皇帝遗言的方式，立胡亥为太子，同时赐书扶苏、蒙恬，谴责赐死。伪造的遗诏具文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今扶苏与将军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前进，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为，因为不能回归京城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辅佐扶苏居外，知其谋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文书封口加盖皇帝玺印后，由李斯手下的亲信舍人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

　　送走使者后，李斯和赵高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沙丘在巨鹿郡南部，巡幸车马由沙丘出发，西北向进入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由井陉关进入太原郡（今山西晋中一带），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今山西北部一带）进入云中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一直往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方向西去。

　　当时，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大军防卫北疆，九原、云中、雁门以东一直到辽东，都是北部军的防区。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今陕西北部榆林一带），北部军统帅蒙恬本职为内史，即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同时负有防卫首都地区的重任。李斯、赵高和胡亥，用辒辌车密载始皇帝遗尸，瞒天下巡游千里，大体上围绕上郡环行，其用意，乃是配合遗书的发送，制造皇帝出巡北疆的行动，镇抚北部军队，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

　　始皇帝死时，正值夏天，驱尸巡行，遗体腐烂发臭，于是命令车载百斤咸鱼，以扰乱尸体的臭味。死人为活人服务，独裁者死不得安宁。可怜千古一帝秦始皇，晚年苦求长生不得，死后的遗尸亡魂，还要为政治服务，不也是人生的悲哀？

　　胡亥和李斯的使者抵达上郡，扶苏接旨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落泪，入内舍准备自杀。蒙恬劝阻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遣派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关系到天下的安危，国本的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自杀，为时不晚。”

　　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悔恨铸成于瞬间之误。对于身处高位、左右国政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动向。蒙恬受始皇帝信任重托，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当年信陵君窃符救赵，杀大将晋鄙夺军权，正是使用诈称使者王命的手段；如今皇帝高龄多病在外，唐突间有诏书使者来，要皇长子和大将自杀交出兵权，实在是蹊跷。蒙恬的判断和劝告，合情合理而又明智。然而，我们永远难以理解的是，扶苏竟然没有因蒙恬的劝告而有所省悟，他当即自杀了，留下了一句“父赐子死，何能复请”的话。后人有称道他仁孝者，有批评他懦弱者，我想他可能是过于刚烈自负，不能曲折委婉，或者是另有难以道说的隐情。不管怎么说，扶苏不是能够在政治上周旋驰骋的人物。

　　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秦帝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不同方向。扶苏自杀，蒙恬失去依托，被置于极为被动的境地。他无奈之下，只得将兵权交与副将王离，但拒绝自杀，被软禁在上郡阳周县。李斯手下舍人出任护军都尉，代替扶苏，监控北部军。

　　扶苏自杀的消息传到九原，紧张不安的胡亥、李斯、赵高大喜。他们马上由九原连接咸阳的直道急速南下，进入首都咸阳，发丧，公布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位，遵始皇帝生前旨意，号称二世皇帝。李斯继任丞相，主持政事。赵高升任郎中令，跻身于政府主要大臣之列，负责宫廷警卫。三头执政的二世新政权，正式成立。

　　蒙氏祖上是齐国人。蒙恬祖父蒙骜，由齐国来到秦国，走客卿入仕的路，官至上卿，先后仕于秦始皇的高祖父秦昭王、祖父孝文王、父亲庄襄王。蒙骜富有军事才能，统领秦军征讨各国，军功卓著。秦昭王时伐齐，庄襄王时攻韩、击赵、侵魏，他都是主要将领之一。秦王嬴政即位，蒙骜以四朝老臣宿将，继续活跃在秦军东进侵攻韩魏的战场上，死于秦王政七年。蒙武是蒙骜的儿子，仕于秦王嬴政时代，在攻灭楚国的战争中，蒙武配合青年将军李信攻楚；秦王政二十三年，出任老将王翦的副将，随王翦击杀楚王熊启和楚军大将项燕，平定楚国，继续南下，略定百越，战功赫赫。

　　蒙恬与蒙毅兄弟，是蒙武的儿子。蒙氏兄弟，如同当时欲走仕宦道路的官宦子弟一样，从小学习识字书法、法律章程，以文法之吏步入仕途。秦代是全能官吏的时代，文职武职之间并无截然的界限，文法吏要从军作战，军功吏也转任文法吏。秦王政二十六年，王贲被任命为大将，率领秦军由燕南地区进军，攻取齐国。嬴政考虑蒙氏家族由齐入秦，世代为将，在齐国有影响，于是任命蒙恬为将军，协助王贲攻齐。灭齐以后，蒙恬被任命为内史，出任帝国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成为政坛上的新星。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蒙恬被任命为大将，统领三十万秦军攻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进而连接战国时期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将整个秦帝国的北部边防牢固地统括起来。然而，尽管长城常在，北骑胡马南下之患却从来没有止息。崇山峻岭中的长城，其存在的意义，或许已经不在军事的防御，而在边界的标示，游牧和农耕以此为界，中原和北边由此划线。至于长城阻止人们自由移动的功效，可谓专制主义集权国家自我封闭的象征。作者身后背景即是九原秦长城的遗址，如今还有许多游客前往凭吊。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蒙恬被任命为大将，统领三十万秦军攻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进而连接战国时期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修筑从九原直达首都咸阳的军用高速公路——直道，将整个秦帝国的北部边防牢固地统括起来，首都咸阳也由此而解除了北骑胡马长驱南下之患。

　　蒙恬的弟弟蒙毅，精通法律章程，行政干练有能，深得始皇帝赏识信任，一直在始皇帝身边协理政务，位至上卿。始皇帝出行，蒙毅常常同车骖乘；始皇帝入宫，蒙毅每每在御前听事，集宠信尊贵于一身。对于蒙毅的官职，史书失载，由他身为上卿，多年在宫中侍候于始皇帝身边的情况来看，我推想他可能出任郎中令，多年来是始皇帝的内廷总管和侍卫大臣。

　　蒙氏名族，三世功臣宿将，蒙恬拥重兵威震北疆，蒙毅怀帝宠参谋机要，兄弟文韬武略，忠信历代传家。在始皇帝时期的政坛上，没有可与蒙氏兄弟比况争锋者。

　　始皇帝遣派皇长子扶苏到上郡，事情固然起因于扶苏劝谏迕意，多嘴烦心，不过，上郡在内史北面（内史不称郡，直接用内史）离咸阳不远，是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北部军的总部所在，也是拱卫首都的要地。扶苏到上郡监军，与大将蒙恬共事，直接参与军政，掌握军事，得蒙氏兄弟内外相助，形成不可动摇的接班态势，又未尝不是始皇帝苦心安排继嗣的布局。扶苏自杀后，蒙恬被囚禁于上郡阳周县，蒙毅在巡游途中受始皇帝委托外出祭祀，被就地囚禁于出使地的代县，听候二世发落。

　　二世与蒙氏兄弟间并无嫌猜。扶苏自杀后，二世有意释放蒙氏兄弟，继续起用。然而，蒙恬与李斯是政敌，蒙毅与赵高有私仇，在消灭蒙氏的问题上，李斯、赵高二人利害一致。李斯和赵高担心蒙氏一旦复权，将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地位，对二世的继承问题也会留下隐患，所以他们极力反对此事。赵高进言二世说：“臣下听说先帝早就有意举贤立陛下为太子，而蒙毅反对。蒙毅知贤而阻断，使太子经久不得立，是为臣不忠而惑乱主上。以臣下之见，对于这样的乱臣，不如诛杀以免将来生乱。”二世不得不打消起用蒙氏的念头，继续囚禁蒙氏兄弟。

　　二世正式即位以后，安葬始皇帝，大赦天下。蒙氏兄弟的处置，再一次成为二世政权施政的焦点。在郎中令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极力主张下，二世皇帝终于决定蒙氏兄弟不在赦免之列，予以诛杀。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神秘而重要的历史人物，二世的从兄嬴婴站了出来。

　　嬴婴私下面见二世劝谏说：“臣下听说，赵王迁诛杀良将李牧而起用颜聚为将，燕王喜私用荆轲之谋而背弃和秦之约，齐王建杀戮旧臣而用佞幸后胜，这些耳熟能详的事情，皆是骤然变更人事，导致国家灭亡、主上身首异地的教训。蒙氏世代大臣，三世有功于秦，是国家的栋梁，主上刚刚即位就将他们无故诛杀，臣下窃以为不可。臣下有所耳闻，虑事轻易的人难以治理国政，一意孤行的人不可以辅佐主上。诛杀忠臣而重用无廉行节操的人，这是内使群臣怀疑而外使将帅离心的事情，望陛下熟虑。”

　　嬴婴指斥李斯、赵高虑事轻易、一意孤行，是无廉行节操的人，诛杀蒙氏将会危及政权的稳定。但是，二世皇帝听不进这样的忠言。

　　有关“子婴”的身世，两千年来一直困惑着史学界。有人说他是始皇帝的弟弟，有人说他是二世皇帝的哥哥，也有人说他是二世哥哥的儿子，莫衷一是。实际上，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说法。“子婴”应当是始皇帝的弟弟长安君成的儿子，二世皇帝的从兄，就是堂兄。“子婴”的名字应当叫做嬴婴，“子婴”是误读，误将“儿子叫做婴”的写法连读为名字了。

　　始皇帝嬴政有兄弟四人。两位幼小的弟弟，是其亲母帝太后赵姬与面首嫪毐所生，秦王政九年，被嬴政下令扑杀处死。除此之外，始皇帝还有一个弟弟长安君成，与嬴政同父异母，年龄相近。

　　嬴政生于赵国首都邯郸。他的父亲嬴异是秦昭王的孙子，王太子安国君嬴柱的儿子，长期在邯郸做人质，得到大商人吕不韦的资助，娶吕不韦家的舞姬为妻，生下了他，算是长子。嬴政刚刚出生，秦军进攻赵国围困邯郸，嬴异与吕不韦逃脱出城，赴秦军回到秦国，留下嬴政母子孤零零滞留赵国五年之久，吃尽了人世间的种种苦头。

　　嬴异回到咸阳时，年方二十四岁，正式做了安国君的继承人，在生母夏姬的安排下，从夏姬的娘家娶了韩国的王女，生下儿子，这就是二男长安君成。八年后的公元前251年，做了五十六年秦王的昭王死去，王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是为孝文王，嬴异成为孝文王的太子。此时，秦国与赵国和解，九岁的嬴政与母亲一道由邯郸回到咸阳，成为王太子嬴异的继承人。孝文王即位时，已经五十三岁，正式即位三天后死去，嬴异即位为秦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在位三年死去，只活了三十五岁，留下了嬴政和成两个儿子。

　　公元前247年，嬴政十三岁即位，政权由养祖母华阳太后、祖母夏太后、母亲帝太后与丞相吕不韦、昌平君熊启等人摄管。嬴政长大成年，逐渐开始亲政掌权。围绕权力的争夺，秦国宫廷内发生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秦王政八年，夏太后死去，国内政局发生变化，正在前线监领秦军进攻赵国的王弟成，在前线叛秦降赵，史称成之乱。翌年，秦国发生嫪毐之乱，嫪毐矫帝太后诏令起兵叛乱，咸阳发生大规模内战。内战的结果，嫪毐被诛杀，帝太后被迁徙软禁，吕不韦被罢免，不久自杀，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完全掌握了秦国政权。

　　成之乱和嫪毐之乱，是秦国王室和宫廷内不同政治派系间争夺王权的政治斗争，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以夏太后为首的韩系外戚和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分合博弈的结果。这一段历史，过于曲折复杂，未曾解明的疑团很多，我已经在拙著《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中作了详细的破解。成出生之时，嬴政母子在围城邯郸生死不明，成从其出生之日开始，就是秦王嬴政作为嫡长子的威胁。他被卷入王位之争投降赵国以后，被赵国封为长安君，授予封地饶，就在现在的河北省饶阳县。从此以后，他就一直生活在赵国，再也没有回到秦国来。

　　成投降赵国的时候，年纪不到二十岁，留下一个儿子在咸阳，年幼尚在襁褓中，被称为“婴”，就是初生儿的意思，当时只有一两岁。以婴生于秦王政七年（前240）计数，始皇帝统一天下时他二十岁。二世元年，也就是他劝谏二世不要诛杀大臣时，他三十二岁，正是成熟稳重的年龄。成嬴姓，他的儿子婴应当叫做嬴婴。史书上称嬴婴为“始皇帝弟子婴”，正确的读法，就是“始皇帝弟弟的儿子名字叫做婴”。

　　秦二世以幼子杀长子抢班夺权，十几位兄长皆是帝位可能的威胁，自然成了猜忌诛除的对象。当时形势下，诸公子人人惴惧不安，保身唯恐不及，对于国政大事，不敢有只言片语。嬴婴是旁系他支，不在帝位继承纷争之内。二世即位时，嬴婴年纪三十有余，在非继承嫡系的宗室中，最为年长亲近。他忧虑国政，站出来劝谏二世，最是自然合理，不会引起意外的猜忌。由嬴婴的劝谏来看，他对赵高和李斯的做法与人品，都是颇为反感的。二世最终没有接受嬴婴的劝谏，决定依从李斯和赵高的意见，诛杀蒙氏。

　　二世派遣御史曲宫为使者，乘传车抵达代县，宣诏蒙毅道：“先主欲立太子而你阻难其事，丞相参劾你不忠，罪当诛灭宗族。朕不忍，准赐你一死，恩遇有幸，你自己决断。”

　　蒙毅自感冤屈，不肯自杀，回复使者说：“今指责臣下不能得先主之意，然而，臣下年少就仕宦于先主，多年蒙恩幸得信任，直到先主去世未曾有所逆忤，可以说是知晓先主之意了。今又指责臣下不知太子之能，然而先主巡游，独有太子跟从，其亲近较诸公子绝远，臣下尽知而无所疑义。先主举用太子，不是一时之转念而是多年之积虑，臣下何曾敢有过劝谏，何曾敢有过谋虑！臣下非敢巧饰言辞、强辩夺理以避死，只是担心情事不实而羞累先主之令名罢了。恳愿使者大夫能够有所顾虑，使臣下死得明白。况且，顺情成全，为道所尊贵；不实刑杀，为道所弃绝。从前，秦穆公杀三位良臣以殉死，以不实之罪处罚大臣百里奚，死后有恶评，得了‘缪公’的谥号。秦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皆为重大失政，招来天下的非议，而他们昏庸不明之恶名，狼藉流布于各国。所以说，‘治国有道者，不杀无罪，不罚无辜’。希望使者大夫明察留心！”

　　二世又派遣使者到上郡阳周，宣诏赐蒙恬自杀：“你的弟弟蒙毅有大罪，已经诛杀，你也有罪，当伏法。”

　　蒙恬道：“我蒙氏祖上父子，三代忠信，有功于秦。臣下将兵三十余万，多年驻守北边，眼下虽然被囚禁，但势力仍在，足以举兵生乱。之所以自知必死而信守大义，是不敢辱没父祖之遗教，不敢忘怀先帝之恩遇。蒙氏宗族，世代忠贞而无贰心，竟然招致如此结果，定然是出于奸臣逆乱，谗佞倾轧。臣下之所以作如此之言，无意求活免咎，只是以死进谏，愿陛下为万民着想，治国以道，也愿使者大夫传达上闻。”

　　蒙恬喟然长叹道：“上天明鉴，我有何罪，为何无过而死？”久久感叹之余，慢慢说道：“我蒙恬也是罪有应得，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筑城万余里，其间岂无截断地脉、断绝生命之根的事情？或许，这就是我蒙恬的罪过啊。”于是吞毒药自杀。

　　秦是重功劳阀阅的国家，将帅计功升迁，官吏积劳累进，法治之下，吏治赏罚分明，井然有序。始皇帝统一天下以来，从未诛杀功臣，也不无端株连大臣，吏治稳定，政权内部安稳。二世杀蒙氏，开无过诛杀大臣的先例。在咸阳朝廷的百官中，不安的情绪开始滋生。

　　诛杀蒙氏，动力在于李斯和赵高。他们内外同心协力，施压说服二世皇帝，铲除了自己的政敌。三驾马车的二世新政权，外有丞相李斯主持政务，安抚群臣；内有郎中令赵高警卫宫廷，控制内卫；二世皇帝居中垂拱，中外若一，事无表里，一时间也安定下来。待到始皇帝下葬完毕，宗庙祭祀大定，黔首安集，地方稳定以后，二世皇帝决定仿照始皇帝旧事故例，巡游天下。

　　二世元年春天，二世皇帝在以丞相李斯和郎中令赵高为核心的百官陪同下，离开咸阳出关中东去，追寻始皇帝巡行刻石纪功的路线，由三川东海大道转而北上到碣石，再到辽东，沿海返回，走并海道南下，经历泰山、之罘、琅邪、朐县，渡过长江，抵达会稽。四月，走南阳武关道返回咸阳。

　　二世皇帝的这次巡游，顺利无事。即位之际，各地或者有隐隐不稳的消息，赖皇帝出巡镇抚，海内威服。不过，事无外忧，必有内患。胡亥以幼子行阴谋杀长兄抢班即位，宗室大臣之间颇有疑问。特别是十几位兄长的存在，潜藏着争位的隐患，始终如芒在背，使二世皇帝不得安宁。

　　胡亥深居宫中，与宗室大臣疏远，李斯年高在外，心事唯有赵高可以就近倾吐商谈。他将自己的不安心情说与赵高听。

　　赵高说：“臣下早有同感，只是未敢先开口而已。现在陛下既然问到，请允许臣下一一道来。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们都心存疑问。诸公子尽是陛下的兄长，大臣们都是先帝的老臣，陛下即位，诸公子面从心诽；臣赵高居中任事，大臣们怏怏不服。臣赵高宦事主上，日夜战战栗栗，无时不担心腋下生变，如此情况下，陛下哪里能够有安宁可言？”

　　赵高回答说：“首先请陛下翦除先帝旧臣而提拔新人，使贫穷者富裕，使卑贱者高贵，如此一来，亲近臣下莫不是受陛下恩德之人，蓄谋旧奸无不被堵塞清洗。骨肉之间，逼近为敌。愿陛下疏远宗室，根绝觊觎帝位者。陛下再严法重刑，有罪者株连宗族，急迫兴狱事日日无所止息，使人人苦劳于忧死自救，无暇滋生为乱之谋。”

　　赵高的建议，一是越级提拔新人，制造感恩的新贵取代居功的老臣，即所谓后来者居上的人事方针；二是无情地制造反罪冤狱，使人人自危，上上下下陷于表忠自救的恐惧中自顾不及，无暇滋生谋乱的余念，即所谓连续不断地发动政治迫害运动。赵高不愧为权力斗争的高手，他的极权二术，不仅让二世连连称是，下令如是实行，而且千古流布，成为独裁者实施专制极权之通用故技。

　　于是赵高网罗罪名，将秦公子十二人戮死于咸阳，公主十人矺（分裂肢体而杀之）死于杜县，财产一律没收，亲近多所株连。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软禁于宫内，最终被定以“不臣”之罪判处死刑。所谓“不臣”，就是失臣下之礼义，引申就是对主上的不敬，再引申就是妄图谋反了。

　　公子将闾最是谨慎重礼的人，他实在是冤屈不服，对传达判决的使者申辩道：“朝廷的礼节，我从来不敢不服从；朝廷上的序位，我从来不敢不遵守；接受上命而有应对回答，我也从来不曾有过失辞欠礼，何以叫做不臣？只求明了自己的罪名而死。”使者说自己是奉诏书行事，催促将闾服罪。

　　专制独裁政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人之下，所有的人没有生存的制度性保障，至于罪名的罗织，从腹谤心诽到莫须有，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可怜将闾兄弟三人呼天不应，含冤引颈自杀。

　　在杀戮的恐惧之中，公子高曾经打算逃亡，又担心株连家族，走投无路之下，上书二世请求让自己为始皇帝殉葬。二世准其奏，赐钱十万筑墓陪葬于始皇帝陵，也就没有株连公子高的家族了。史书所载公子高上二世皇帝书说：“先帝无恙的时候，臣下入内则被赐予饮食，出外则使乘坐车马；御府的衣物，中厩的宝马，臣下都有受领。先帝仙逝，臣下应当从死而未能速行，这是身为人子而不孝，身为人臣而不忠。不孝不忠，无以立名于世，臣下请求从死，愿意陪葬在骊山脚下。切切恳求，愿主上恩幸，哀怜准许。”皇子王孙日暮途穷之哀鸣，至今读史尚回荡在耳边。

　　二世即位以来，恐怖和迫害像瘟疫一样扩散开来，群臣人人自危，百姓们也惊恐不安。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山雨欲来的气氛，已经弥漫整个秦帝国。用星象家的话来说，大厦将倾，前兆显明。

　　始皇帝陵千古雄伟，兵马俑坑赫然惊世，在临潼的山原丛林之间，处处是历史的遗恨和隐秘。骊山脚下，始皇帝陵园内西北，有甲字形陪葬大墓一座，规模等同王侯级别，地角缔交靠近始皇帝陵封土，考古学者以为墓主当是皇室宗亲，可能就是公子高的墓，他被迫殉葬，得赐钱十万埋葬于此。

　　由始皇帝陵封土东行里许，出陵园之外，有村落名上焦村，村外河道边，石榴杏柿果木下，有十七座甲字形陪葬墓，坐东向西，南北纵列，面向始皇帝陵展开。其中八座墓葬已经发掘，墓皆不大，均有棺椁壁龛，金、银、铜、铁、陶、玉、贝、骨的陪葬品中，有秦少府工官制作的御物，自然使人联想到墓主与皇室宫廷的关联。关于埋葬的墓主尸骨，考古学者有报告书如下：

　　第15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头、身、四肢分离，置于椁室头厢盖上，头骨在椁室外乱土中，头的右颞骨上插有铜镞一支。

　　第16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上半身尸骨在椁室内，头骨在椁室头厢的盖上，下肢骨在填土中。

　　第17号墓，墓主为女性，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头、身、下肢分离，左脚与胫骨分离，两臂伸张作趴伏状。

　　八座墓中，出土七具尸骨，五男二女中，六人身首四肢分离，显然是被酷刑肢解而死，一人尸骨完整但上下颌骨错位，显然是被绳索缢死，不由不使人想起诸位秦公子和公主被二世戮死矺死的那段悲惨往事。戮死，处死后陈尸示众；矺死，分裂肢体而死，都是秦的酷刑，正可以由七具尸骨的惨状验证。

　　著名的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是八座墓葬的发掘者之一。他推断其事说，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死于公元前210年，享年五十岁，他的子女，年龄正当在二十到三十岁左右，与七具尸骨的年龄相符。诸位公子和公主，是在公元前209年同时被杀，也与十七座墓葬同时修筑埋葬的情况相合。诸公子和公主被杀的时令，是在二世元年春天，秦历当在一至三月的寒冷时候，发掘中发现有修墓人烤火的炭迹，又是一条确凿的旁证。诸公子和公主都是二世的兄弟姐妹，属于宗室显贵，虽然被杀，仍然给予棺椁葬具，集中于始皇帝陵东侧陪葬，也合乎情理。至于只有铜剑一把、未见人骨的第18号墓葬，有人推断可能是长子扶苏的衣冠冢，他当年受遗诏赐剑，自杀于北疆上郡，所以只留下一座有剑的空墓，令人感到神奇而有无穷尽的回味。

　　历史是昔日往事，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存在。当今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历史，是因为往事留下了信息，我们可以根据信息回忆，复原往事的映象。往事的信息有口述、有文献、有遗物。最不可思议的是遗物，实实在在地穿越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遗物既属于当今，可以把玩触摸，又属于既往，可以牵连回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最为可靠而有实感。

　　我曾经为寻求历史的踪迹去过上焦村一带。落日黄昏之际，山阴地冷之时，飕飕然间仿佛有鬼哭神泣，不散的千年冤魂，浸染得月冷星寒。有诗人感慨得好：“奈何家天下，骨肉尚无恩。”天地人世间，对于生命来说，最紧密的莫过于亲情。人世间的统治，要由骨肉相残来维系，当是何等的悲哀。

　　亲情的沦丧，对个人而言，是人性的丧失；对家族而言，是承传的断绝；对团体而言，是内部的崩溃；对国家而言，是失序的毁灭。亲情尚且不能容忍，还能包容他人乎？亲情沦丧的统治，能不速亡乎？亲情沦丧的统治，宗庙祭祀能不断绝乎？亲情沦丧的统治，子孙后代能不绝灭乎？

　　阿房宫已经比照天极，始皇陵则要比照帝都。皇帝统治着远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帝国，始皇陵也被扩建成古往今来最大规模的陵园，宛若秦都咸阳的缩影。

　　秦帝国的五大交通干道，皆因始皇帝的巡游出行而整备兴作。五大干道之外，尚有北边道和直道，都是为用兵匈奴而修建的。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马车，已经失去了控驭；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

　　陈胜是古代陈国贵族的后裔，他自比鸿鹄。陈胜的鸿鹄之志，当是古代贵族精英意识的残留，想要改变当下沦落的处境，恢复祖上出人头地的荣光。

　　陈胜、吴广起义有两个口号，一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是“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他们为举事所策划的大义名分来看，他们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注，而且相当有政治头脑。

　　张楚政权建立后，陈胜起义军与秦王朝间的斗争有了质的改变。由于有了王国政权，由屯戍兵引发的兵变变成了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复兴的楚国对抗暴虐的秦国。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项氏一族，虽然沦落为寻常百姓，楚国贵族、王侯将相的意识未曾泯灭，依然矜持地维持着战国分封的流风余韵。

　　沛县人中，刘邦最早在秦政权的体制外拉起队伍，武装割据一方山头，做了草莽英雄。他敢作敢当，由他来领头，最能为各方接受，无疑是最佳人选。

　　秦末历史回到战国，历史进入后战国时代，列国并立纷争，诸子百家、游侠豪杰重现，王业—霸业—帝业转移的种种历史特点，延续变迁约有六十年之久。

　　唐人杜牧著有《阿房宫赋》，淋漓铺陈阿房宫之瑰伟壮丽，赋文说：“始皇帝灭六国而海内一统，伐尽蜀山林木修建阿房宫。宫室错落叠压三百余里，阻断眼前天日，建筑起自骊山之北，折向西去连接咸阳，有渭水、樊川两河，溶溶流入宫墙之内。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游廊环曲宛若丽人折腰，房檐整列好像群鸟下啄，地势高下自持，结构钩心斗角，曲曲盘盘，宛若蜂房水涡，高低矗立的庭园，不知几千万落。”何等光亮辉煌的杰作！

　　阿房宫的修建，开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设计集天下宫室修建之大成。始皇帝攻击列国，每攻灭一国，就在咸阳北郊塬上仿建该国宫殿，彰显功业，夸示天下。天下统一后，仍然大事兴作，土木不休，一年甚于一年。从统一天下到病死沙丘的十二年间，始皇帝五次巡游天下，修驰道，建长城，凿灵渠，筑骊山陵，连年不断。三十二年，派遣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指使方士入海求仙取药。三十三年，派遣五路大军征伐南越。三十四年，征发五十万男女戍守五岭以南，焚烧诸子百家之书。三十五年，开通直道，将首都咸阳与九原北部边境以军用高速公路连通……始皇帝愈发烦躁不安，他嫌咸阳都城人多，先王以来的宫殿狭小，难以匹配上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皇帝之声威，于是下令在渭水南岸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

　　关中地区，经过历代秦王数百年的经营，宫殿庙堂，离宫别馆，苑囿庭园，星罗棋布，连绵瞩望不断。大体说来，西起雍城（今陕西宝鸡）、东过骊山的关中一带，宫观数量以三百计数，著名者有甘泉、兴乐、望夷诸宫，以咸阳宫为正宫，都是先王时代的遗留。关中地区以外，分布于各地的行宫，数量更在四百左右，北至燕、赵有沙丘行宫免费翻墙vpn服务器，东至辽东有碣石行宫，并海有琅邪行宫，多是六国旧有的建筑。

　　暴发成功的人，没有满足的幸福，永远在欲望的驱使下折腾翻滚。人到晚年，难免想留下超越短暂生命的恒久，始皇帝没有德行文章可以久传于世，功业建筑也许成了他对恒久的寄托。阿房宫的设计构想，仿照天象星宿，追求古今天下第一，气势磅礴，壮丽辉煌。庞大的工程，由前殿开始，前殿东西长七百五十余米，南北宽近一百二十米，八万平方米以上的宽广正殿，数层建筑环绕分筑，可以容纳万人席坐，屋檐高敞叠连，可以并列十一二米的旗帜。

　　阿房宫在渭水南，咸阳宫在渭水北，始皇帝以渭水比况天汉，以阿房宫比况天极，以咸阳宫比况营室，在渭水上修筑复道连接两岸，比况为出天极渡天河抵达营室。天汉又称天河，就是分断长空的银河。天极，又称北极紫宫，就是北极星，是天帝泰一的居所。营室，又称室宿定星，即飞马座α、β两星，属二十八星宿的北方玄武。复道，就是上下两层的通道，宛若空中走廊。依据占星家的解说，天帝出行，由北极紫宫出发，渡过天汉银河，抵达室宿定星。按照新的建设规划，始皇帝居阿房宫，出行北上，由空中廊道渡过渭水抵达咸阳宫，正可比照天帝外出，星辰运行。

　　人到晚年，难免想留下超越短暂生命的恒久，始皇帝没有德行文章可以久传于世，功业建筑也许成了他对恒久的寄托。阿房宫的设计构想，仿照天象星宿，追求古今天下第一，气势磅礴，壮丽辉煌。阿房宫之设计构想，巧夺天工，神奇精妙，然而，由于始皇帝的突然去世，阿房宫开工不久就告停工。

　　阿房宫周围，又修筑阁道环绕。阁道，就是长廊通道，上有顶檐，两侧有围栏。阿房宫东西北三面，筑有围墙，南面开敞，从前殿一直到南山筑有阁道相连，匠心独运，意在取景南山之巅以作宫城门阙，虚图远山应近景，既是风水也是理念。始皇帝又听信方士们的真人之说，行踪秘不示人，用复道阁道连接咸阳四周的宫观苑囿，方圆两百里范围，复道行空，长桥卧波，有宫车经过，如雷霆乍惊，辘辘轮声可以远听，渺然身影不知所踪。

　　阿房宫之设计构想，巧夺天工，神奇精妙，然而，由于始皇帝的突然去世，阿房宫开工不久就告停工，仅仅完成了地基的夯筑和三面围墙的修建，巨大的空间，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帝国的人力物力，一时全部集中于始皇帝陵园。

　　始皇帝陵园的修建，开始于公元前246年，也就是秦王嬴政即位的时候。即位时的嬴政，刚刚十三岁。十三岁的少年，正急于盼望长大成人，何曾预期过自己的死，何曾有兴趣关心葬身的墓室。不过，即位开始之日，就是修建坟墓之时，是古来的制度，连接着古来的传统。比照先王先公的规矩成例，始皇帝陵园修建之初，规模不大，也没有过多的铺张装饰。

　　然而，统一天下以后，一切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公元前221年，臣下们议论秦王的称号说，古来的王号已经不能称应天下一统的伟业，五帝的尊号也无法比及海内归一的成功，古来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为尊贵，请陛下上泰皇称号。秦王政尚未能满足，他下令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定称号为“皇帝”。皇帝，统治人间和神界的上帝，功业超越三皇五帝，意志凌驾人间，指使鬼神，煌煌然追及天高地厚。天高不可及，地厚似可掘，天空地上地下，始皇帝要作贯通的比照。阿房宫已经比照天极，始皇陵则要比照帝都。皇帝统治着远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帝国，始皇陵也被扩建成古往今来最大规模的陵园，宛若秦都咸阳的缩影。

　　始皇帝陵园，究竟有多大，至今没有最终边际的肯定结论。多少年来，考古学家们找啊找啊找啊找，挖啊挖啊挖啊挖，似乎越找越大，越挖越多，根据最近的发掘调查结果，大致可以为始皇帝陵描绘一幅示意的草图。

　　始皇帝陵园，比照秦都咸阳建筑，上下有两层，内外分三重，东西南北十五里见方，总面积达56.25平方公里之巨。地下层是冥城地宫，地上层是内城、外城和外城外的陵域。冥城地宫在地表坟丘之下，比况始皇帝居住的皇宫修成。冥城外围，由一道地下城墙环绕，城墙南北长460米，东西宽392米。冥城内是一地下宫殿，南北长145米，东西宽170米，地下宫殿的中央是墓室，墓室由石灰岩筑成，南北长50米，东西宽80米，高15米，四周筑有厚达16到22米的围墙。始皇帝的棺椁遗体，就安置在这里。《史记》记载始皇帝陵冥城地宫说：“挖通骊山，深及地下水排堵的极限，椁室以黄铜装饰镶嵌，四周象征性地建有宫室别馆，金银珠玉满藏，珍宝重器具列。彩绘日月星辰于地宫天穹，又以水银仿筑百川江河大海，高低起伏以机械驱动，可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鱼油制作灯烛照明，希求永久不灭，命工匠制作弩机暗箭，防备盗贼侵入。”据文可以想象，那是何等奢侈的极乐世界！

　　冥城地宫之上是坟丘封土，高115米，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形状如同一个倒放的斗，凛然耸立于骊山脚下的平野当中，成为陵园的地上标志。坟丘在内城南部，内城比况咸阳宫城修成，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围筑有10米厚的城墙，墙垣巍峨，有长廊环绕。内城西、南、东三面各有一门，北面有二门，门阙耸立，以曲阁相连。内城内筑有寝殿，为墓主魂灵起居生活的公馆；又筑有便殿，为墓主魂灵休息闲宴的场所，一切比照始皇帝生前，将宫城内院，模拟于其中。

　　内城之外是外城，外城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周围环绕6至7米厚的城墙，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外城比况咸阳都城修建，城内筑有百官府寺，武库仓储，膳食厨府，又筑有珍禽异兽苑，百戏娱乐场，始皇帝出行所用的车马仪仗，也折半缩小，以青铜铸成，掩埋于此。外城西侧北侧，有武备守卫，相当于卫尉庐舍环绕宫墙驻防。

　　外城外的陵域，宛若秦都咸阳郊外的关中。兵马俑在陵域东，庞大的军团，摹拟的是驻守关中、守卫秦都的中尉京师军；青铜水禽坑在陵域北，栩栩如生的飞鸟，当是御用苑囿的写照；至于数以百计的马厩坑，无疑是京郊的皇家马苑。陵域西北有官邸，当为奉侍园陵之官吏的居所。更远有骊邑，特为奉侍始皇帝陵而修建的新城，有数万移民。

　　始皇帝下葬之时，二世下令秦始皇后宫没有子女的妃嫔全都殉葬。又听从人言，怕工匠泄露陵墓里的机关秘密，待葬事结束，下令封闭陵墓里的神道外门，将工匠全部活埋其中。

　　始皇帝是喜好旅游的人，历代皇帝巡游天下，由他开风气之先。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算起，他一共做了十二年皇帝。十二年当中，他五次巡游，西到陇西北地（今甘肃、宁夏、陕北一带），东到胶东琅邪（今山东半岛），北到九原辽东（今内蒙古、辽宁），南到会稽、长沙（今浙江、湖南），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及帝国各地名山大川，直到公元前210年死于第五次巡游途中，方才停止驰行的脚步。

　　古代交通，天上无飞机，地上无铁道，路面无沥青水泥，驰行无空调大巴。百姓出行，背负盘缠行李，两条腿走路。皇帝巡游，乘舆马车，虽说是饮食使唤，呼拥迎送，可以极尽帝国奢侈之极限，然而，泥土修筑的道路，木材制作的马车，雨雪风霜，寒冷炎热，一路都是尘土飞扬，颠簸晃荡，至于沐浴方便，更是有种种难处。用我们当今的旅游标准来衡量，始皇帝巡游也绝对称不上是舒适的出行，如果没有强烈的欲望动力，断然难以频繁远行。

　　天下统一以后，为了巡游出行，始皇帝开始对秦帝国的交通作大规模的整备修建。他下令用驰道将全国主要地区连接起来。驰道，是不同于普通道路的高速行车道。大体说来，驰道路宽五十米左右，高出地面，由多层夯土筑成，宽阔平坦。驰道是三车道，中间道是皇帝专用道，未经特别许可，他人不得擅自使用，两边为旁行道，可供吏民使用。驰道两旁植有树木，用青松杨柳、槐柏榆桧，绵延间隔，壮观秀美通畅。

　　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沟通帝国东西南北，与其他道路辐射连接，西去有陇西北地道，东进有三川东海道，南北有河内广阳道，东南有南阳南郡道，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又有辽西会稽道，四通八达，纵横交错。

　　陇西北地道。由咸阳沿渭河西去，过雍城（今陕西宝鸡）沿汧河北上，越过陇山，进入陇西郡，南下抵达西县，然后北上进入北地郡，再沿泾水河谷回到咸阳。公元前220年，始皇帝第一次巡游，走的就是这条道。西县是秦的发祥地，秦国的第一座国都，也是第一代秦公襄公的陵墓和宗庙（秦之祖庙）所在。雍城多年是秦国的旧都，有23座先王的陵墓宗庙。始皇帝统一天下后，专程前往西县雍城，将伟业之成功，告慰先祖，进而祭祀沿途山川神祇。

　　三川东海道。由咸阳沿渭河东出函谷关，并黄河南岸行，经三川郡洛阳，走陈留（今河南开封）过砀郡，经泗水郡彭城（今江苏徐州），一直抵达东海郡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大体走今天陇海铁路的方向，是贯通帝国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公元前219年，始皇帝第二次巡游天下，就是沿三川东海道一路东去，途中北上东行，抵达泰山封禅祭天。三川东海道上的函谷关是进出关中的门户，荥阳是控制关东的要塞，至于彭城，则是连接魏、楚、齐间的要冲。

　　南阳南郡道。由咸阳东郊沿灞河东南行，走蓝田入商洛出武关，经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南下穿越江汉平原，抵达南郡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带。大道至此，再沿长江东下，水陆交错，过衡山郡和九江郡，可以一直抵达长江下游的会稽，将帝国的东南连接起来。公元前210年，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就是沿南阳南郡道抵达云梦（今洞庭湖一带），再东下渡江抵达会稽（今浙江绍兴），在会稽山刻石纪功而还的。

　　河内广阳道。河内郡地处黄河、漳河之间（在今天河南省新乡、焦作、安阳一带），由河内北上，走安阳（今河南安阳），到邯郸（今河北邯郸），过恒山郡东垣（今河北石家庄），至广阳郡蓟县（今北京），大道南北纵贯华北平原，东西与太行山平行，大体沿行今天京广线的方向，延伸东去右北平郡之无终（今天津），进而抵达碣石一带（今河北乐亭）。河内广阳道是帝国南北交通的主干道，这条道上的蓟县是燕国故都，邯郸是赵国故都，安阳是魏国要地，沿道由河内渡过黄河进入三川，直接连接帝国的东西交通大动脉——三川东海道。战国以来，魏国、赵国、燕国之间的往来，多由该道。公元前215年，始皇帝第四次巡游天下，或许就是先走三川东海道，然后再沿这条路线北上抵达辽西郡的碣石，访燕赵，观沧海，刻石纪功而还。

　　辽西会稽道。始皇帝五次巡游天下，其中四次至海，往往沿海岸线周行，行迹北至碣石，南至会稽山。辽西会稽道大体沿始皇帝行迹，北起辽西郡南部，南下经过右北平、渔阳、广阳、巨鹿、济北、临淄、琅邪、东海诸郡，一直抵达会稽郡，大体沿渤海、黄海、东海海岸线，经过今天的河北东部、山东半岛，南贯江浙沿海。由辽西往东，道路可以连通辽东，抵达秦帝国的东北边极，由会稽南去，可以进入闽中越境。这条道上的碣石、琅邪山、会稽山，都有始皇帝纪功的刻石。

　　秦帝国的五大交通干道，皆因始皇帝的巡游出行而整备兴作。五大干道之外，始皇帝的交通建设，尚有北边道和直道，都是为用兵匈奴而修建的。始皇帝统一天下后，连接秦、赵、燕国长城构筑新的北疆防线，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里。因为施工与布防的需要，沿长城修建了贯通东西的军用交通要道，史家称为“北边道”。公元前215年，始皇帝第四次巡游天下抵达碣石，回程巡视北部边防，经渔阳、上谷、代郡、雁门、九原，由上郡回到咸阳，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九原郡地处蒙古草原，秦军攻击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以后，成为帝国的边防要地，长年驻有重兵。始皇帝三十五年，也就是阿房宫修建的同一年，始皇帝命令大将蒙恬修建直道，以军用高速公路连接九原和首都咸阳。直道由咸阳北郊的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北）起，走子午岭，穿越陕北高原，经过鄂尔多斯东部，抵达九原郡治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全长一千五百余里。秦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帝病死于巡行途中沙丘，胡亥、李斯、赵高车载遗尸绕道北上，由恒山、太原、雁门、云中进入九原，最后由九原经上郡过甘泉抵达咸阳，利用的就是直道。

　　历来史家论及秦帝国的速亡，无不指出其劳民过度是首要原因。始皇帝和秦二世酷使民力，最受诟病的就是阿房宫和始皇陵，纯粹是为君王私欲之满足。直道之建设，出于国防军用，姑且不论，至于为巡行出游而修建驰道，则是公私两论皆有。公务论者说，始皇帝的巡行出游是外出震慑四方，安定新建的帝国；私欲论者说，始皇帝的巡游外出是游山玩水，求药寻仙。这些或许都有道理，然而，家天下个人专制独裁的体制下，君王的个人行动和国家的政府行为，往往是分不清、划不开的，朕就是国家，皇帝的私欲也就是王朝的意愿。阿房宫的修建，既是始皇帝的个人喜好，以其取代咸阳宫作朝议正宫的考量，也是秦王朝朝廷的迁移；始皇陵是秦始皇个人的陵园，其承接先公先王陵园的余绪，也是王朝国家祭祀的要所。不过，不管公也好，私也好，君王欲念也好，王朝意愿也好，国防军用也好，修建阿房宫、始皇陵，整备驰道，建设直道，如此前所未有的庞大工程，其所消耗的巨额财力，其所征发的巨大人力，无公私之别，都是民脂民膏，都要由秦帝国的人民来承担。

　　为修建阿房宫、骊山陵，为整备驰道直道，秦帝国总共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司马迁说，秦帝国曾经动员七十万人，一部分用来修建阿房宫，一部分用来修建骊山陵。至于驰道直道，没有具体的数字。根据最新的研究，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建阿房宫起，直到二世元年叛军抵达骊山陵为止的四年间，阿房宫和骊山陵的工地上，常年有七十万人劳作。七十万人，多是青壮年男子，其中的一部分是服刑的犯人，他们无休止地在工地上劳作；其中的一部分是服役者，由全国各地征发而来，一年定期轮换。秦帝国时代，劳役与兵役等同，做工者按照军队编制，七十万工人常年劳作，相当于七十万军队常年屯驻。

　　七十万人屯驻做工，七十万人生活吃饭，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都要从函谷关外的关东地区转运。古代社会，生产工具简陋，一切依靠人力畜力，远距离运输的效率极为低下。以运送距离600公里计，要维持一个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十五个人专职负责运输，效率仅为6.7％。关中有渭河连接黄河漕运，距离短、效率高。假设以20％的高效率论，要维持一个工人的粮食供应，也要五人专门负责，七十万人的粮食供应，需要动用三百五十万人作后勤转运。秦帝国时代，一个家庭大致有五口人，阿房宫、骊山陵的七十万工人，又关联到全国各地二百八十万人的生活生计。三百五十万专职运输者的劳作，又影响到一千四百万人的生活生计。当是何等巨大的数字！

　　驰道、直道之修筑，想来主要由经行的各地负责，长途转运之苦，或许不及骊山陵、阿房宫，但大规模的财力投入和人力动员，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司马迁实有所感，他说：“我到北疆考察，由直道归还长安，沿途观看蒙恬所修筑的长城亭障，断山填谷所开通的直道通途，痛感秦之酷使民力。”舍此感慨不论，与修建阿房宫、骊山陵，整修驰道、直道并行，始皇帝派遣大军攻击匈奴，连接长城，三十万戍卒常年屯驻北边，又派遣大军攻击南越，五十万戍卒常年镇守岭南。分布在帝国南北两疆的八十万军队，后勤供应要由内郡远距离转运，动员的人力，按照高效率计，要四百万人专门负责。八十万军人，涉及四百万家属；四百万转运劳工，涉及两千万家属，又是何等巨大的数字！秦帝国的人口，估计在四千万左右，根据上述的计算，仅阿房宫、骊山陵，长城南越两疆的人力动员，数量已在九百万，连累家属，已超四千万，几乎牵动帝国的全部人口。

　　如此草草算计，仅由此极不周全的数字，已经可以勾画出一幅秦帝国因为酷使人力物力而面临崩溃的图景。两千二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南到五岭，北到长城沙漠，西到陇西临洮，东到黄海东海，四千万芸芸众生，宛若劳蚁工蜂，往来不停地奔走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劳作死斗于星罗棋布的据点中。关中咸阳的阿房前殿高台上，皇帝高高举旗，指挥宛若蜘蛛网般密布全境的官僚机器，操纵着帝国臣民的一举一动。皇帝挥旗往西，千万人西去；皇帝挥旗往北，千万人北行；皇帝挥旗往南，千万人南下。皇帝旗帜的挥动越来越频繁，四千万人的运动越来越剧烈，移动距离越来越长，道路交通拥塞，守备空虚失衡，民人疲惫不堪。官吏驱赶吆喝的威压，引来庶民躲避逃亡；政府执法刑戮的震慑，引来民众反感抗拒。

　　始皇帝晚年的秦帝国，宛如一辆不断加速奔驰的马车，已经失去了控驭；又宛若一张绷得越来越紧的弓弦，已经失去了制衡。至于马车何时坠毁，弓弦何时断裂，只是时间的早晚和机会的引发而已。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一支前往北方边境的部队困驻在泗水郡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东南）。夏秋之交时节，大雨滂沱不止，河道涨水，湖泊沼泽泛滥，土筑的道路成泥泞，阻断不通。

　　这支部队约有九百人，是从帝国陈郡各县征调的戍卒，受命前往帝国的北部边郡渔阳（今北京市东部密云一带）驻防屯守。这支部队，由两名军官统领，他们被称为将尉，是相当于县尉一级的武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类似于县的武装部长。按照帝国的军制，军队由什伍制编成，士兵五人编为一伍，设置伍长一人统领；两个伍编为一什，设置什长一人统领；五个什约五十余人编为一个屯，设置屯长一人统领；两个屯约百人编为一个百人队，设置百长一人统领；五个百人队约五百人编为一个五百人队，设置五百人长一人统领；两个五百人队约一千人编为一个千人队，设置千人长统领。这支九百余人的队伍，大约相当于两个五百人队，两位县尉，相当于五百人长。在他们手下，有近十名百人长和近二十名屯长，陈胜和吴广，是这支部队中的两名屯长。

　　陈胜是陈郡阳城县人（今河南省商水县），吴广是陈郡阳夏县的人（今河南省太康县），都是家境贫穷的农民，他们被征发入伍，实在是有些异常。帝国以武力立国，军队是国家的根本，从军立功是帝国国民人生出路的主要途径，与个人的土地财产、地位荣誉等直接相关。从军是光荣的事情，帝国的兵士，主要从家境小康的中等人家中选拔征发，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阶级有稳妥的进取心，对于家庭和国家责任心强，最有利于组织的健全和稳定，另一方面，帝国士兵的武器、盔甲等装备，由政府提供，一般的生活用品，要由服兵役者自己负担，没有一定资产的家庭，从军会有相当的困难。多年以来，帝国以军队建设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制度，培育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拥有土地财产、有爵位有尊严的中产阶层，确保了军队有稳定而优秀的兵源，这是帝国之所以强大无敌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无产的贫穷人家，一般不在帝国征兵的对象当中。

　　帝国的法律和制度，确实合理而且公平，有效地维系着秦帝国这架巨大的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不过，到了始皇帝的晚年，这架机器的运转已经过于急促，频繁不断的徭役和军务的征发，使国民困苦不堪，国家和人民共同陷于超负荷的泥潭。二世皇帝即位以后，曾经一时停止了过重的劳民征调，然而不到半年，旧事重开，其势头比先帝晚年有过之而无不及。遵循二世皇帝的旨意，先帝的旧业不但不能怠慢停止，还得加强加紧，骊山陵要快快收尾，阿房宫要大干快上，匈奴要严防，长城要完备，南方远征军的兵源粮草要补充，皇帝出巡的道路要建设，无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力征调。中等人家的征调，几乎已经穷尽，无奈之下，下等贫家的征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时的贫穷人户，被称为“闾左”，闾左当中，夹杂有不少流窜的游民，大规模征发闾左从军入伍，实属罕见异常，相当于置帝国国民于全面动员的紧急状态。以帝国的实情常情而论，不能自立的穷人，难以承担从军的经济负担，被强征编入军队以后，自己困苦，军队也不安稳，大规模地无选拔征兵，不循正道的浪人、不安分的游民大量流入。贫困游民，最容易搅乱稳定，破坏既存的组织秩序，他们一旦武装起来，往往成为叛乱、造反和革命的力量。

　　陈胜其人，关于他起兵以前的往事，记载很少，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受雇为人耕田，对于贫穷有切肤的痛感，当是无田无产的雇农，不在征发之列的无产贫户。不过，陈胜受雇为人耕田，是秦统一天下以后的事情，有关他更早的行迹，特别是他的家世出身，史书上完全没有记载。

　　史书上没有记载的东西绝不等于没有，古史的记载往往是挂一漏万。史书上说，陈胜，姓陈名胜，字涉，司马迁著《史记》为陈胜立传，篇名为《陈涉世家》，就是用的他的字号。我们知道，字号是雅称也是尊称。战国、秦汉时代，有字号的人往往是有身份的贵族，下层平民没有字号。项羽出身贵族，他姓项名籍，字羽。刘邦出身平民，他姓刘名季，就是俗称的刘老三，没有字号，刘邦是他当了皇帝以后改的名，从经邦治国的大义中取了“邦”字来提高名字的档次。由此看来，有字号的陈胜，不会是普通的平民出身，有可能是贵族的后裔。

　　陈胜是陈郡阳城人，故址在现在的河南省商水县。阳城距离陈郡的郡治陈县（现河南淮阳）很近，这一带地方，过去都是陈国的领土。陈国是西周以来的古国，王族是舜帝的后裔。陈国有五百来年的历史，公元前479年才被楚国消灭，以后成为楚国的一部。陈胜出身于阳城，从历史渊源上看，就是出身于陈国。古代中国，贵族们有用出身国名作姓氏的习惯，比如韩是韩国王族的姓氏，赵是赵国王族的姓氏。陈是陈国王族的姓氏，出身于陈郡阳城县的陈胜，可能就是古老的陈国王族的后裔，是没落贵族。

　　战国时代，是古来的贵族社会走向衰亡的时代，陈胜的家世虽然几经沉浮变迁，但是，他的身上依然保留了古代贵族的流风余韵。史书上说，陈胜既不能殖产，也不能出仕，在为人耕田休息的时候，常常怅恨感慨，他曾经对一起种田的穷哥们儿说：“将来如果发达富贵了，不要互相忘记啊。”种田人多是安分的人，大家笑话他说：“为人耕田取佣，吃饭活命而已，谈什么发达富贵。”同是种田人，心志迥然不同，陈胜叹息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胜自比鸿鹄，他的鸿鹄之志，当是古代贵族精英意识的残留，想要改变当下沦落的处境，恢复祖上出人头地的荣光。

　　陈胜一行抵达渔阳的日期，是比照征调军队的规定预先指定的。根据帝国的法律，军队不能按照预定时间抵达指定地点，将受到军法“失期罪”的指控，如果指控成立，犯失期罪者将被斩首处死。大雨不止，道路泥泞不可通行，日期一天天逼近，大家越来越不安。陈胜和吴广不是顺天安命的人，他们私下商量对策认为，如期抵达渔阳已经无望，为了求生只有逃亡，不过，弃军逃亡是死刑，与其逃亡死，不如干脆举事造反，死是同样的死，与其死于逃亡受刑，不如死于大事国事。走投无路之下，陈胜和吴广决定起兵反秦。

　　陈胜对吴广说：“天下长久苦于秦政的苛暴。我听说二世是小儿子，不应当立为皇帝，皇帝的继承者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劝谏的缘故，始皇帝让他到边疆监军将兵。听说扶苏没有罪过，是被二世冤杀的。老百姓多听说他贤明，知道消息的人以为他是冤屈而死，不知道的以为他尚在人间。项燕是楚国的大将，军功卓著，爱抚士卒，楚国人怀念他，有人以为他已经战死，有人以为他逃亡在世。如果我们利用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一定会得到广泛的响应。”吴广深为赞同，遂决定以秦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举事。

　　凡举事，须有名目。举大事国事，须有大义名分。没落贵族陈胜，虽说家境贫寒，从他为举事所策划的大义名分来看，他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注，而且相当有政治头脑。始皇帝以暴力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秦政长期失于苛暴。始皇帝死，百姓曾经有所期待，盼望主张温和路线的公子扶苏即位，暴政得到缓解。殊不知扶苏不明不白被杀，少子胡亥即位，暴政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压困苦之下，借助于对仁者的怀念，对暴君作隐喻的抗争，正是民情、国情所在。以扶苏的名义举事，不仅顺应民情，而且有利于对秦政府和秦军的动摇瓦解。

　　陈胜的出生地陈郡阳城县和吴广的出生地陈郡阳夏县，过去都是楚国的领土，以旧国而言，陈胜和吴广都是楚国人，故里依然是旧日楚国的乡音习俗，记忆里楚国人的归属意识依然浓厚。大泽乡在泗水郡蕲县，过去也是楚国的领土，十五年前，末代楚王昌平君熊启和楚国大将项燕统领楚军保家卫国，在这里与秦将王翦率领的六十万秦军激战，结果楚军战败，项燕自杀，楚国由此而亡。蕲县，成了项燕及其数十万楚军的国殇之地，楚国人对于项燕的怀念，一直绵延不断。身在蕲县，同行都是出身于旧楚国地方的戍卒，走投无路之下，借助记忆中的英雄，恢复故国山河，最能集聚人心，激发斗志。

　　大义名分确定，二人心里仍然有所不安，悄悄找到卜者算命。卜者是明白人，占卦吉祥，说道：“二位的事情皆会成功。不过，二位何不卜问于鬼？”卜者的话，往往是一语双关，鬼是死者的精魄，问于鬼，死事也。鬼又逼人，问于鬼，以鬼威逼人也。对双关语的理解和选择，在于听者的意图和解读。陈胜、吴广闻言窃喜，心中落定，顺着自己的心情揣摩卜者的话意，决定借助鬼神以胁迫众人。他们用朱笔在帛布上写“陈胜王”三字，放入打捞上来的鱼腹里，混在炊事兵买来的鱼中，士兵们开膛看到帛书，很是有些惊怪。晚上，吴广又偷偷潜入驻地近旁神祠的草丛中点燃鬼火，模仿狐狸的叫声，作“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喊。秦汉时代，鬼神占卜盛行。白天现怪异，夜里闹鬼神，众人惊恐不安。天亮以后，戍卒们见到陈胜，往往目视他而悄声私语。

　　吴广素来善待人，很得部下之心。大概是在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两位将尉也心烦，酒喝得醉醺醺，吴广故意挑起逃亡话题，惹得将尉大怒，命令当众鞭笞吴广。吴广不服，将尉拔剑威吓，吴广借势挺身夺剑，在陈胜的配合下，将两名将尉杀死。混乱当中，陈胜和吴广召集众人道：“大家遇雨失期，失期当处斩刑，即使有幸不被处死，支边戍守，十有六七也是死。壮士不死则已，死要死得大义堂皇。放眼当今天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切合于预期策划，同行的戍卒都愿意跟随陈胜、吴广举事反秦。于是众人以两名将尉的首级作为祭祀的牺牲，设坛结盟，九百人袒露右臂，起誓复兴大楚，宣称呼应秦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

　　大泽乡起义，最初只是帝国屯戍兵的兵变。帝国军队的编制，以郡为基本单位组建独立的军团。郡是军政合一的军事行政机构，郡守称将军，全面统领一郡之军政和民政。郡守下面设有一名或者数名都尉，作为副将专门负责军务。郡军团，由郡所辖各县的县军组成。县也是军政合一的军事行政机构，征兵的基本单位。县军征发集结后，由全面负责一县军政的县令长，或者专门负责县军务的县尉统领，组成县分军团，编入郡军团中。帝国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以郡军团为单位，集结数个或者数十个郡军团作战，战争完结后各归其地解散。陈胜、吴广夺取了部队的领导权后，九百人的屯戍兵，迅速按照帝国的军制重新组织起来。他们将原本相当于县军规模的部队扩大编制为郡军团，以陈胜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开始进攻所在的郡县。

　　陈胜军首先攻占了驻地大泽乡，进而攻占了大泽乡所在的蕲县城。蕲县过去是楚国的领土，也是楚国大将项燕领军抗秦、激战身亡的战场。在民众苦于徭役和暴政的时候，陈胜、吴广以项燕和复兴楚国的名义起兵蕲县，可谓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蕲县民众积极响应和支持陈胜军。攻占蕲县以后，陈胜军得到了第一个可以作为依凭的据点，征兵扩军，整编策划，一一顺利进行。

　　在蕲县，陈胜军作了东西分进的军事部署，以符离（今安徽宿州南）人葛婴为将，统领部分军队向蕲县以东和以南的地区发展，陈胜和吴广统领军队主力向西面进攻。西进的陈胜主力军沿浍河进军，首先攻克蕲县的西北邻县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沿河继续西北行，进入砀郡境内。进入砀郡以后，陈胜军攻占了酂（今河南永城），再折向东南，攻占谯县（今安徽亳县），西向进入陈郡，攻占苦县（今河南鹿邑）、柘县（今河南柘城西北），乘势挥师南下，向陈郡郡治陈县（今河南淮阳）进攻。当时，事出突然，陈郡郡守和陈县县令都不在任上，陈郡副长官陈郡守丞统领秦军进行了抵抗，守丞战死，陈胜军进入陈县县城。

　　陈县是陈胜军攻下的第一座郡治大城，故地在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市。陈县交通南北，贯通东西，连接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的鸿沟就经过这里，是中原地区的一座重要城市。西周、春秋时期，陈是陈国的国都，战国时成为楚国的领土，战国末年曾经一时成为楚国的首都，秦灭楚以后设置陈郡，将郡治设在陈县。

　　正如我在第二章之“韩国贵族张良”中已经详细谈到过的，陈县这个地方，从战国末年以来，一直就是反秦的热土，层累着楚国旧都、韩王迁地、昌平君和项燕的反秦据点等种种历史积淀。

　　进入帝国以来，反秦的暗流也始终在陈县一带涌动。魏国的游侠名士张耳和陈馀，被秦政府通缉后，是逃到陈县做里监门潜伏下来的；张良离开韩国，开始反秦串联时，他的第一个长期停留的地方，也是陈县。陈胜出生于陈县西南的阳城县；与陈胜一道领导大泽乡起义的吴广，出身于陈县北部的阳夏县；九百名首事的戍卒中，陈县附近的人当不在少数。正是出于独特的地理和历史条件，陈县成了陈胜军首先夺取的目标。进攻陈县时，陈胜军已经拥有六七百乘战车，一千余名骑兵，步兵数万人。此时，距离大泽乡起兵不过一个月左右。

　　攻占陈县以后，陈胜延请陈县地方的父老豪杰、有影响的人士，共同协商今后的反秦大事。这次协商会议，吸引了各方人士的广泛参加。会议上，陈县的地方父老们建议陈胜迅速建立政权，称王复兴楚国，以复兴后的楚国的名分号召天下，推翻秦王朝。陈胜和吴广采纳了陈县父老的意见，以陈县为首都，建立了张楚新政权，拥立陈胜为王。陈胜所建立的张楚国号，取“张大楚国”的意思，表示楚国由此复兴，更由此而张大。

　　张楚政权建立后，陈胜起义军与秦王朝间的斗争有了质的改变。由于有了王国政权，由屯戍兵引发的兵变就变成了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复兴的楚国对抗暴虐的秦国。有了张楚的旗帜，天下响应，人心归之如流，关东各国、各地、各阶层、各等人士，或者远道来归，亲赴陈胜麾下；或者就地起兵，呼应张楚的名分。孔子的后人孔鲋，带着孔氏的礼器来归附陈胜，做了张楚的博士官。魏国王室后裔魏咎、楚国的封君蔡赐、魏国的名士张耳和陈馀等人士，也都纷纷汇集到张楚陈胜麾下。两三个月内，以楚国地区为中心，秦嘉、朱鸡石等人起兵于淮北，项梁、项羽等起兵于江东（今江苏苏州一带），刘邦等起兵于沛县，英布、吴芮等起兵于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陈婴等起兵于东阳（今安徽天长西北），都以张楚为号召，共同复楚反秦。

　　建都陈县的张楚政权，迅速作出了主力西进攻秦、分兵四面出击的军事部署：一、秦控制关东各地，荥阳（今河南荥阳）是最重要的军事基地，陈胜以吴广为假王，即代理楚王，统领楚军主力沿三川东海大道西进，直趋荥阳，伺机西取关中；二、南阳郡西部的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是出入关中的南大门，陈胜以宋留为将军，领兵东南攻取南阳（今河南南阳一带），伺机攻取武关，指向咸阳；三、以武臣为将军，领军北上渡黄河，攻取燕、赵地区；四、以周巿为将军，北向砀郡和东郡，攻取原魏国地区（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五、以邓宗为将，领军向九江方向（今安徽、江西一带）进攻；六、以召平为将，领军攻取广陵方向（今江苏扬州一带）。尔后秦楚之间军事形势的发展，大体沿袭了上述方向。

　　长江滚滚，西来东去，至江西九江以后，折向东北流抵安徽芜湖，过芜湖以后，几乎呈正北向流往南京，南京以后，又折向东去，汇入东海。古往今来，长江两岸，以南北划分；唯九江至芜湖，特别是芜湖至南京一段，以东西划分，长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由此被称为江东。

　　江东地区，古来是吴国和越国的土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亡吴王夫差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楚国灭亡越国，从此，这里成了楚国的领土。秦始皇灭亡楚国后，在江东地区设置了会稽郡。会稽郡郡治在吴县（今江苏苏州），下辖丹徒、曲阿、江乘、秣陵、丹阳、娄县、阳羡、海盐、由拳、乌程、鄣县、馀杭、钱唐、山阴、歙县、黟县、句章、诸暨、乌伤、大末等县，是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地区。

　　项氏一族，是楚国的名门贵族。祖上是楚国的王族，分枝下来，世世代代出任楚军将领，有功受封于项，建立封国，取地名作为氏名，一族遂称为项氏。项氏的封地项国本在颍水南，就是现在的河南项城一带，以秦的政区而言，就是陈郡项县。项县本是楚国的领土，战国中后期以来，楚国受到秦国东进的压迫，领土被蚕食侵夺，节节向东方后退。项氏一族，为了躲避秦军的威胁，也随同东迁。他们大概首先迁徙到了泗水郡西部的相县（今安徽淮北）；后来再向东，迁徙到了泗水东岸的下相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宿迁一带。项、相音同，陈郡项县—泗水相县—泗水下相县，自西而东，或许就反映了项氏一族的家世变迁和迁徙路线。

　　项羽，名籍，字羽，于楚幽王六年（前232）生于下相县。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项燕。公元前224年，项燕统领楚军，大破入侵的秦军；次年，秦举国攻楚，项燕被秦将王翦围困于泗水郡蕲县，兵败自杀，楚国也由此而亡。项燕死时，项羽只有九岁，由叔父项梁抚养长大。项梁是项燕的第四个儿子，关于他早年的行状事迹，我们知道的不多。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曾经迁徙六国王族和贵族，或者到僻远之地，或者到关中咸阳附近，项氏一族，大概是没有被迁徙，继续居住在下相故地。不过，同所有的六国贵族一样，项氏一族失去了旧有的封地特权，成为帝国治下的普通编户齐民。

　　项王故居地。项羽的先祖是楚国贵族，历经数代辗转迁徙到泗水东岸的下相县，即今江苏省宿迁一带。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编户齐民，项氏一族沦为寻常百姓，但其贵族意识未曾泯灭，依然矜持地维持着战国分封的流风余韵。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项氏一族，虽然沦落为寻常百姓，楚国贵族、王侯将相的意识未曾泯灭，依然矜持地维持着战国分封的流风余韵。战国时期的六国贵族，正当古来的贵族社会和新兴的平民社会交替之际，旧传统和新风气交汇融合。他们在朝出仕带兵，执政出使，沿袭古来世卿世禄的传统；在府则招聚宾客游士，不问门第出身，俯身低首，结交新兴的平民下士。君臣之间，是同族亲属，由血缘姻亲相维系；主客之间，是恩信侠义，由个人间的然诺义气相连接。六国灭亡以后，各国贵族执政出仕的途径断绝了。懦弱无能的人意气消沉，或者种田，或者放羊，脱胎换骨，变成了普通的平民百姓；强项不屈的人，隐身于民间社会，结交不轨志士，游侠任气，一心一意要恢复故国旧土，变天复辟。项氏一族，属于后者。

　　楚国灭亡以后，项梁成了项氏一族的主心骨和头面人物，抚养项羽，由他一手操持。项梁游踪远，结交广，下至闾里民间，上至县郡官府，所及之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编织起一张严密的关系网。这关系网不仅关系到项梁的一生，对于秦末之乱的历史，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项梁曾经到过关中地区，触犯刑法，被逮捕关入栎阳县（今西安市阎良区东北）监狱。他动用自己的关系网，请托蕲县（今安徽宿州市）狱掾，就是县政府的司法局长曹咎修书一封，送与栎阳狱掾司马欣，将事情摆平，无事出狱。曹咎后来跟随项梁、项羽起兵作战，爵封海春侯，官至大司马，成为楚军的主要将领之一。这位司马欣，也不是平凡的人物，他是关中栎阳人，后来成了秦军统帅章邯的心腹。巨鹿之战后，他促成章邯投降项羽。项羽分封天下的时候，念及旧情新功，司马欣被封为塞王，首都就在栎阳。项氏一族，与关中和秦国人的关系，至少可以追究到这里来。

　　项梁曾经杀人结仇，在故乡下相待不下去，带领项羽一道越郡东南迁徙，定居于会稽郡吴县。江东是吴越故地，民风强悍，逞勇好斗。吴县是江东的中心，会稽郡治所在，战国末年楚国的著名政治家，与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齐名的四大公子之一春申君黄歇，他的封地就在这里。有英雄引领，受世风熏染，当地游侠结交，主从依附的风气盛行。吴中人士景仰项氏名族，久闻项梁大名，对于项梁的到来，归心低首，纷纷依附在他的门下。客居吴中的项梁，隐然成了民间社会的领袖，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其影响和势力之大，连郡县长官都对他另眼相看，他成为会稽郡府、吴县县廷的座上客。吴中地方上有大的徭役征发和丧葬祭祀等事情，项梁往往被推选出来主持其事。受世代名将家世渊源的熏陶，项梁深谙兵法，富于组织能力，他在受托为地方举办事情的时候，暗中用兵法规范组织宾客子弟，有意识地在使用中考察用人。吴中地区人力物力的调配使用，早就在他的掌握当中。

　　项羽跟随项梁来到江东的时候，大概已经成年。他身高八尺有余（在1.85—1.9米左右），力能扛鼎，天生一副武将的体魄，才气勇武，超越常人，接触过他的人，没有不生畏惧之心的。项梁呵护项羽长大，让他去学习读书写字，引导他走文法官吏的道路，但他学不进去。于是又让他去学剑术，引导他走武吏出仕的方向，他又是中途而废。项梁怒其不成材，项羽自有辩解，他说：“学习认字写字，不过可以书写名字而已；学习武艺剑术，不过一对一对打而已。要学，就要学习与万人对敌的本事。”于是项梁教授项羽兵法，项羽大喜，学了个大概，又无意深入下去。

　　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天下，进入会稽郡经过吴县，项梁与项羽一起前去观瞻。万人空巷的盛大行列中，项羽遥遥远望始皇帝的车马行列，冷冷说道：“此人可以取而代之。”项梁大惊，一把掩住项羽的嘴告诫说：“不要妄言瞎说，有灭族之祸！”不过，从此以后，项梁对项羽另眼相看。凭他的阅历眼光，他觉察出项羽非同寻常。此时的项羽，年纪在二十三岁，正当江东起兵的前一年。

　　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起兵，关东大乱，会稽郡也受波及而政局不稳。观望到了九月份，会稽郡代理太守殷通感到秦朝大势已去，天下政局的重新组合已经不可避免。殷通是秦政府直接任命的地方大员，不是当地人，他素来看重项梁的家世和能力，以为要在本郡起兵必须借助项梁的威望。他请项梁来郡府商议大事，说：“整个江西地区，已经纷纷反叛，大概是到了天意灭秦的时候了。有话说先发制人，后发则制于人，我决意举郡起兵，想以项公和桓楚为部将，共同成就大业。”

　　项梁是有用心有准备的人，陈胜起兵以来，他密切关注局势，暗地里筹划行动。他所等待的，只是一举而起的时机。听了殷通的话，项梁心中暗喜，计上心来。桓楚是当地名族，在吴县地区声望极高，当时逃亡在山泽之中。项梁应道：“桓楚逃亡在外，没有人知道他的所在。侄儿项籍与桓楚有交往，知道他的踪迹。要找到桓楚，只有请项籍来打听。”殷通同意了。

　　项梁得到殷通的许可出得府来，见着项羽作了吩咐，命令项羽带剑在门外等候召见。项梁再次进府入堂，入座后对殷通说：“项籍已经在门外听候，请府君召见，然后命令他去找回桓楚。”殷通传令宣项羽进来。项羽进到堂上，询问回答之间，项梁使眼色一声令下，项羽迅速拔剑刺杀殷通，斩下头来，交由项梁一手提持，又将殷通佩戴的郡守印绶取下，由项梁挂在身上，以此号令府中。事出突然，郡府官吏警卫群龙失首，一时大乱，项羽当即斩杀了不听命者数十人。一府当中，人人恐惧慑服，纷纷俯身愿意服从项梁。

　　项梁夺取会稽郡府以后，马上召见会稽郡与吴县的官吏和地方豪杰，晓以之所以杀郡守、起兵反秦复楚的大义。得到他们的支持后，项梁被推为会稽郡太守，全面负责郡政，项羽出任郡都尉，协助项梁统领军队。在项梁的主持下，会稽郡各县动员征兵，经过挑选，得到精兵八千人。这支八千人的军队，成为后来的项氏楚军和楚国政权的核心力量。因为其成员都是会稽郡属下各县的江东子弟，史书上称之为江东子弟兵。

　　项梁和项羽在吴县发动江东起兵，得到秦王朝吴县县令郑昌的有力支持。郑昌后来成为楚军的重要将领，被项羽封为韩王，主持韩国军政，抗拒刘邦的东进，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此是后话。

　　樊哙是沛县人，本是沛县城里杀狗贩卖的狗屠。刘邦押解民工去骊山，樊哙就在被押解的民工当中。刘邦释放民工落草芒砀山，樊哙不愿离去，一直跟随下来。以资历而论，他在刘邦集团当中，可以算是最早参加革命的元勋。樊哙后来娶了吕雉的妹妹吕媭，成了刘邦的连襟，终身与刘邦关系亲密，算是同乡同志，连理姻亲。樊哙是条鲁莽的汉子，勇猛仗义，是个直肠子，不过他粗中有细，忠心耿耿，很得刘邦信任。落草芒砀山以来，刘邦与丰邑家中的联系，与沛县旧交的通信，多由樊哙在两地间往来传递。

　　原来，陈胜、吴广起兵以后，关东各地大乱，秦帝国的统治一时陷于瘫痪。沛县与大泽乡同在泗水郡，近受起义震动，政情不稳。沛县令眼见周围地区纷纷易帜反秦，局势一天天失控，于是有意顺应大势，改换旗帜，响应陈胜。秦帝国政府任命官吏有严格的籍贯限制，郡县主要长官一律不用本地人，由朝廷从他处直接任命，郡县属下的官吏皆用本地人，由郡县长官在当地举荐考选任用，在外来客籍官僚和本地土籍役吏之间实行严格的分断。帝国官制之制定用心深远，役吏用本地人，地方政权的末端直接植根于本土，有利于政令下达，民情上闻；长官不用本地人，以中央任命的方式出守地方，便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和地方长官沆瀣一气，共同欺瞒中央。

　　沛县令不是本地人，当地的事都是依靠本地出身的役吏办理。由于事关重大，沛县令招来手下两位主要役吏萧何与曹参商量。当时，萧何是沛县的主吏掾，相当于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局长，负责人事考核和日常事务；曹参是狱掾，负责沛县的司法，相当于司法局长。萧何和曹参都赞同县令的主意，同时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他们对县令说：“您是秦的官吏，现在有意率领沛县吏民反秦，固然是大家都好的事情，不过，沛县的年轻人能不能如愿听从，实在是没有把握。您的旧部，原泗水亭长刘邦逃亡在外，手下有近百人，多是沛县的年轻人。如果能够将刘邦一行召回来，利用他来震慑众人，怕是没有人敢不听从命令的。”沛县令同意了。

　　芒砀山离大泽乡和陈县都不远，陈胜起义、关东大乱的消息，刘邦已经有所闻。不过，毕竟是在偏僻的山里，难以把握局势，有心回应却不便贸然举动。樊哙的到来，使刘邦极为兴奋，当即传令手下，立即起程，直奔沛县。

　　当刘邦一行赶到沛县城下时，只见城门紧闭，戒备森严，局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当樊哙离开沛县以后，沛县令对于召集刘邦回来的决定后悔了，他怀疑萧何、曹参串通刘邦，意图在于胁迫和危害自己，于是下令关闭城门，禁止出入，逮捕萧何、曹参。萧何和曹参都是本地大户人家，又是在县衙门工作多年的豪吏，耳目多，消息快，在追捕到来以前，已经翻墙出城，投奔到刘邦队伍中来。

　　大家商议之后，由刘邦手书帛书一封，装在箭上射到城上。帛书的内容是告谕守城的吏民和城中的父老兄弟，天下多年来苦于秦政的苛暴，现在各地蜂起反秦，诸侯并立。沛县令是秦吏，是外乡人，反复无常无信，如今不为地方着想，驱使大家为秦守城，一旦诸侯攻来，城破以后，只有身死家亡。我们都是家乡人，为家乡着想，为自己和妻子儿女着想，不如一起诛杀县令，在本县子弟中选择可以守卫家乡的人立为县令，响应诸侯共同反秦，如此一来，家室可以保全，地方可以安宁……云云。沛县吏民，多是刘邦、萧何、曹参的故旧和属吏，得到刘邦的帛书后，里应外合，杀死县令，开城迎接刘邦一行。

　　开城以后的沛县，马上面临重新建立沛县政权的课题。以当时的沛县形势而论，大概有三种力量左右政局：其一是以萧何和曹参为代表的沛县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其二是沛县地方的父老豪杰，即民间政治势力，可以举出名字来的有王陵和雍齿；其三就是刘邦从芒砀山带来的近百人的队伍，主要是沛县出身的年轻人。

　　萧何和曹参是县吏中的头面人物，地位高，人脉广，组织能力强，算是很好的人选。不过，二人都是文法之吏，辅佐型的人物，长于在既有的组织中行动，再说二人家族大，顾虑也多，不愿意承头起事。王陵是沛县有数的豪民，民间游侠社会的领袖，他从来视刘邦为小兄弟，对于萧何、曹参这样的沛县属吏，也是不大放在眼里，承头主事，他敢当敢干，绝不会推辞。不过，王陵不曾出任过官府吏职，不是沛县属吏圈子里的人，役吏们对他有戒心。王陵性格又过于耿直，是炮筒子，办事直杠杠，说话呛死人，托付事情可靠，领导众人求活路怕是不行。

　　推来选去，大家还是觉得刘邦合适。刘邦曾经做过泗水亭长，是武吏，虽然地位在萧何、曹参之下，毕竟是旧日沛县县吏圈子里的人物，役吏们易于接受。刘邦过去是游侠，兄事过王陵，在江湖民间有交往浪迹；如今陈王麾下的魏国名士张耳，当年算是刘邦的门主，由刘邦主事，与内外的民间豪杰便于沟通。况且，如今是举县造反求生存，沛县地方万千老老少少的身家性命，都系于起事后行动的成败；沛县人中，刘邦最早在秦政权的体制外拉起队伍，武装割据一方山头，做了草莽英雄，他敢作敢当，由他来领头，最能为各方接受，无疑是最佳人选。经过议论协商以后，大家一致推选刘邦为首领，主持沛县军政大事。

　　刘邦作了例行的辞让以后，接受了推举，出任首领，重新组建沛县政权。刘邦首先明确起事的大义名分，响应陈胜张楚政权，在张楚的名义下举县武装反秦。他袭用楚国的制度，建立楚制的沛县政权，自己出任长官沛公，以沛公的名义，在全县动员征兵，正式组建军队。沛县是大县，人口在一万户以上，刘邦完整地接受了秦王朝沛县的政权组织，得到沛县地方父老民众的一致支持。征兵动员的结果，他组织起一支两三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都是沛县人，以地缘结成，号称沛县子弟兵，成了未来的刘邦军团的核心、汉帝国政权人事的根基。初期汉帝国政权的大臣阁僚，多是这批丰沛故人。

　　陈胜大泽乡起兵、项氏会稽起兵和刘邦沛县起兵，是决定秦楚汉间历史动向的三件大事。后来历史的发展，大体由陈胜、项羽和刘邦三位英雄主导。这三个人，都与楚国有着紧密的关联。战国末年流传一时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由此可以得到索解。

　　陈胜建立张楚政权，开创诛暴灭秦的大业；项羽消灭秦军主力，决定秦亡的命运，奠定分割天下的基础；刘邦攻入关中，迫使秦政府投降，最终成就帝业。司马迁综述这一段历史说：发难反秦，由陈胜开始；暴厉灭秦，出于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成就帝业，则是刘邦。五年之间，天下政局的主导递次嬗变于三人，自有生民以来，天命之授受移转，未曾如此急切。《史记》将陈胜的一生入于王侯世家，将项羽和刘邦写入帝王本纪，无一不予以高度的评价；司马迁又著《秦楚之际月表》，将从秦末之乱到汉王朝建立之间的这一段历史，视为秦楚之际，强调的是楚国楚人在秦末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陈胜是陈郡阳城人，吴广是陈郡阳夏人，他们在大泽乡起义。这些地方，战国末年都是楚国的领土，随同陈胜、吴广起兵的九百戍卒，也都是出身于楚国地区的贫民；陈胜所建立的政权号为张楚，取“张大楚国”的意义。项氏是楚国的名门贵族，封地在陈郡项县，后迁徙到泗水郡下相县；项梁、项羽起兵于会稽郡吴县，都是楚国的旧土。随同项氏的八千江东子弟兵，也无一不是楚人。项梁后来拥立怀王，复兴楚国王政；项羽统领楚军歼灭秦军主力，自封西楚霸王宰割天下，时时处处都是楚人楚国。刘邦是泗水郡沛县人。战国末年，沛县是楚国的领土，沛县吏民随同他起兵于沛县，也是楚国人起于楚国旧土。刘邦起兵以后，被推举为沛公，是楚制的沛县长官。他始终在楚国的旗帜下奔走。攻入关中收降秦王时，他是怀王楚国的砀郡长。

　　然而，自东汉历史学家班固著《汉书》以来，陈胜和项羽被贬入臣民列传，《秦楚之际月表》被《异姓诸侯王表》取代，秦楚汉之间的这段历史，被视为秦汉之间的历史。在这种对于历史的修改当中，曾经主导天下政局的楚国之存在被抹消，张楚王陈胜和西楚霸王项羽被淡化，刘邦曾经是楚国臣民、汉出于楚的历史也被掩盖。班固综述这一段历史时说：刘邦没有封土王侯的依托，凭借一剑之任，五年成就帝国伟业，有史记载以来，未曾有过。论述同一段历史，在班固这里，只强调西汉建国和刘邦伟业。历史认识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于历史事实的处理。

　　解读历史，有解读者的识见掺入其中；编著历史，受编著者认识的左右。《史记》由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写成。司马氏父子的时代，距离秦楚汉间不过百十来年，时代的遗留尚在，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史记》是私人著作，未受官方的指导限制，能够实实在在地撰写，成就古风信史。

　　《汉书》是班彪、班固父子的著作，写成于东汉，距离秦楚汉间已经有三百来年，王朝循环交替的历史已经固定，正统观念的史观已经形成。《汉书》编成以后，成为官修正史的开端，后代王朝编撰前代王朝历史的义例体裁，天命在前后王朝之间移转的历史观念，也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传统。正因如此，出于统一王朝有序交替的观念，西汉王朝被视为秦王朝天命的承接者，秦汉之间难以容纳承接天命的第三者出现，于是历史被按照既定的型样剪裁。在这种剪裁当中，不仅曾经主导天下的楚国楚人被抹消；伴随这种抹消，秦末之乱的本质是否定秦帝国的统一而回复战国，其历史特点是战国以来七国关系的重演，如此种种时代精神的真相也被涂抹后重新勾画。模糊扭曲的成见，误导国人两千余年。

　　阅读历史，最微妙的是把握时代精神。入史学之门以来，我多年受成见误导，也随时流在秦汉之间迷惘，不知秦汉之间有楚，更何遑想到过连接汉—楚—秦一直到战国时代。1982年，我在北大选修田余庆先生的秦汉史，听先生讲义，眼前豁然一亮，识见洞然开启。1989年，先生《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讨论》一文正式发表，我长年置于手边，反复拜读至于今天。

　　史家治史论史之难，莫过于时代精神论，或流于空泛，教条无物；或陷于浅显，牙慧学舌，多视为畏途，敬而远之。田先生独辟蹊径，着眼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遗留，从出土历书上的张楚年号入手，究明西汉初年陈胜张楚法统的存在，进而钩沉考证，再现秦汉间被抹消的楚国楚人，又索隐推断，连接战国，指出秦楚汉间的历史特点，是战国末年以秦楚关系为主的列国关系的重演和发展；这种重演和发展，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楚承秦重新走向统一。“张楚之立，重新开始了秦楚之争；刘邦灭秦，完成了张楚之军西击强秦所未曾完成的任务。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何等深刻的史论，卓识远见，拨开两千年史识之迷雾，引导我解读秦楚汉间的历史真相。

　　统而言之，在战国以来的秦楚角力中，最后的胜利者是楚人，而成就楚人最后胜利的三位是陈胜、项羽和刘邦，这就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真意义。我由此承继生发，着眼于秦楚汉之际的历史连续性，有后战国时代论。秦末历史回到战国，从秦楚之间一直到西汉初年，历史进入后战国时代，列国并立纷争，诸子百家、游侠豪杰重现，王业—霸业—帝业转移的种种历史特点，延续变迁约有六十年之久。直到汉武帝即位，第二次统一完成，历史才又进入新的统一帝国时代。不过，这又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