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Books（谷歌图书）的全球图书馆计划遭到了许多质疑，但反对声音几乎全部出自出版商和部分畅销书作者，广大的普通读者的意见很难见于主流媒体――事实上，他们绝大部分是这一构想的坚定支持者，拥护的声音广布于互联网世界的各个角落。

　　Goolge联合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10月8日在《纽约时报》的评论版OP-ED刊文，解释该公司与美国作协和出版商协会达成的和解协议，其中已就备受中国部分作者指摘的部分，即先行扫描、索偿时限和“垄断”问题做出了澄清。布林写道：

　　有些人说这个协议类似一种强制许可证，就像集体诉讼和解一样，如果会员在某一规定日期之前不提出退出，那么该协议将对所有会员有效。而事实是，版权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设定图书价格及访问权或者从“谷歌图书”退出。对于那些版权所有人尚未出现的图书，将会为其制定合理的默认价格和访问规则。这既让读者能够读到尚未找到版权持有人的“孤品”，也能为版权所有者不断累积资金，直至成为他们“不再隐身”的动力。

　　其他人对于协议在竞争方面的影响产生了质疑，或者断言这会限制消费者对绝版图书的选择。事实上，这项协议根本没有限制其他公司或者组织作出类似的努力。此协议在绝版图书方面对消费者选择的限制，也只不过像是限制消费者选择传说中的独角兽那样。如今，如果你想要得到一本绝版图书，只有一个选择――飞到美国几所一流的图书馆，并期待着能在书架上找到它。

　　在很多Google的支持者看来，这是一家与资本主义大企业有别的21世纪新技术公司，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有体力，敢想敢干，冲锋在前。而在反对者眼中，Google无异于洪水猛兽，他们担忧，它将破坏出版业现有的赢利链条和利益格局，Google给他们描绘的是一幅不稳定的前景。

　　必须看到的是，即使没有Google，现有体制也已日薄西山。传统的发行格局早已被亚马逊破坏，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版界呼吁对现行稿酬制和版税制进行大幅改革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就中国作家群体而言，我看不出有太多拒绝Google的理由。一方面，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读书频道”上，充斥着大量新书的文字内容，且多为整章甚至整本书的“合法”转载――此番站出来挑战Google的作家们也有不少作品在内。另一方面，我不晓得其作者们从中分得了多少利益，我知道的那些作家通过网络转载所获，要么是分文未得，要么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网站却在收取大量的广告费（有时还有会员费）。

　　我认为，Google这份协议的最大好处，是细化到每一个作家、每一本书、每一次付费浏览，都保证有收入分成，一切都一目了然。作家们经常抱怨无良出版商瞒印数，但Google理应不会胆大到隐瞒销售数字，况且没有哪家书店或出版商会向作者支付六成以上的版税。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许多冷门的学术著作，在断版以后，亦可通过这一数字平台继续销售，从而达于有需求的读者。而换作现行的纸质出版，则必须达到数千本的起印数，对于学术著作而言，这往往是非常难以企及的条件。许多好书与读者再次见面的机会因此变得极为渺茫，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公共图书馆系统不发达的国家。

　　我理解那些畅销书作家们的担心，GoogleBooks的出现或会影响他们的销售。然而，中国可能有1000个畅销书作家，而非畅销书作家、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学者数以十万计，他们的作品无法年年重印，或隔几年就换一家出版社，重新包装后推出新版，那么，又有谁来为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读者考虑呢？

　　从晨光微露到夕阳西下，天坛的古柏见证着这支银发乐团的坚守。他们用布满老茧的手弹奏岁月，用永不褪色的热情对抗时光。在这里，年龄不是隔阂，专业不是壁垒，唯有对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热爱才能吟唱出生活的诗意。【详细】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是推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也是强化县域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途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谷歌只能翻墙吗、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详细】

　　在“伟大、光荣、正确”话语的历史叙事、价值叙事和理论叙事中，中国共产党彰显了百余年奋斗成就，表达了奋斗的初心使命，也在奋斗中实践了真理力量。【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