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由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有限公司（国际视频通讯社，CCTV+）、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2022）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业界人士参加会议，分析全球传播格局和世界传媒发展趋势，研讨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方法路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局长、中国环球广播电视有限公司总裁、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滕云平在发布会上致辞表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作为国际传播工作者和研究者，我们应该追问的是如何增强效果、提升效能，探究的是有力有效的方式方法，积极推动我们的国际传播在全球媒体生态环境中发挥更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王利民在致辞时表示，国际视频通讯社智库在舆论引导能力、发布渠道和沟通平台、专业的对外传播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多年来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课题组深耕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以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为全面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做出了积极的学术贡献，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环球广播电视有限公司副总裁、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蓝皮书主编高伟表示，《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聚焦全球传播热点、生态特点和未来趋势等分析，从国际传播态势变化入手，致力于搭建联结“政、产、学、研、用”交流与合作平台，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为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蓝皮书主编姜飞介绍了《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2022）主要内容，提出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四大类前沿问题：全球平台媒体发展架构将深度重组既有的信息传播基础架构，引来传媒行业持续震荡和深入转型，平台的虹吸效应加剧；平台“Z世代”与数字技术“适老化”双重叠加融入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进程，国际传播“去文化”、娱乐化倾向加剧；元宇宙和数字藏品合力构造数字人文景观，数字技术和平台传播的商业化加剧；在“脱钩”议程下中国国际传播动能加剧。

　　《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2022）包含总报告在内共19篇学术报告和文章，从政策、实践、技术、国别等领域梳理了过去一年以来的业态发展变化、高新技术运用成果、传播理论研究动态，开展了重点案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洪忠、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赵丽芳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高度评价《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出版以来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为蓝皮书下一步编写出版工作提出许多专业建议。大家表示，要加强国际传播精细化、精准化、垂直化研究，强化区域、国别研究和传播效能研究。国际传播工作者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在理念、技术、内容、策略上勇于开拓，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增强重大议题设置能力，抢时效、进现场、强原创、拼独家、重深度、拓广度，扩大合作传播“朋友圈”，积极宣介中国式现代化，大力传播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传播生态蓝皮书》（2022）从传播生态学视角聚焦全球传播格局和世界传媒发展，在复杂的全球社会生态体系内透视人、媒介、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息共生关系，为传播研究和媒介管理提供某种联动、系统化、战略化的思路。

　　报告凝结传媒业界、传播学界和相关官方管理机构的智慧，从政策区域、技术实践、市场案例、国别生态四个维度，全面勾勒了2021年以来世界传媒发展和全球传播格局变迁状况。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界和业界对变局之“变”的认识，变局之“局”的界定、廓清和阐释更加清晰。在此背景下，全球传播生态观测已成学界、业界共识。当下，信息通信技术迭代升级，全球加快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在领跑5G领域关键技术专利方面崭露头角，全球不断加强面向未来的6G核心技术研发与战略合作；此外，卫星互联网建设也被提上全球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日程。

　　2021年以来，全球传播生态呈现以下六大特征：第一，社交媒体平台混战打响，TikTok和抖音赛道领先；第二，全球新闻业加快转型，“数字”与“平台”齐头并进；第三，智能传播再发力，技术+媒介迈上新台阶，交互式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将成为AI发展重点前景，NFT作为新型加密数字代币蓬勃发展，元宇宙辗转虚实勾画人类未来新想象；第四，视频领域角逐激烈，短中长视频同台竞赛，中视频担当后起之秀，流媒体领域再破新局；第五，全球视听业务加快向平台迁移，亚洲地区游戏市场前景广阔；第六，数字治理亟待全球共建，数字反垄断与隐私立法并行发展。

　　展望未来，对全球传播生态前沿问题提出四点前瞻提示。第一，全球平台媒体发展架构将撼动原有的信息传播局面，引来传媒行业持续思考。第二，持续关注全球Z世代与银发群体新动向：Z世代正当时，其数字消费势头迅猛，“懒”经济与偶像经济蓬勃兴起；社会老龄化加速背景下，数字适老开始进入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议程。第三，元宇宙和NFT合力构造数字人文景观，智能传播将进一步助力人类数字化生存。第四，中国国际传播大跨步走向新时代，不断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持续增量来坚定自我，不断进行新知识、新内容、新观点的生产，以新传播理念、新传播方式、新传播实践来应对层出不穷的国际传播挑战，始终坚持捍卫文化边界，朝向构建平衡、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的新国际传播秩序努力。

　　本书在政策层面，深入探讨了中国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三星堆国际传播、北京冬奥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及数字公共外交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创新发展状况；在技术层面，重点分析了5G新媒体在北京冬奥中的应用与创新、元宇宙与深度媒介化、元宇宙产业发展、网红国际传播；在市场层面，对全球新兴视频传播平台、国际传播中的Z世代角色、CGTN国际传播经典案例、全球NFT产业、中国国际传播话语策略实战创新等焦点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国别层面，重点研究了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家传媒生态的现状、趋势与启示。

　　蓝皮书指出，5G连接数呈快速增长之势，全球各国的5G发展在商用投资、用户数量、产业贡献三方面突飞猛进。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Global Mobile Suppliers Association，GSA）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底，全球有145个国家/地区的487家运营商已经投资5G网络，包括进行5G网络试验、获得牌照、规划、部署和开通网络，相比2020年底的412家增加了75家；商用方面，全球已有78个国家/地区的200家运营商推出符合3GPP标准的商用5G网络，其中187家运营商已推出5G移动服务，83家运营商推出了符合3GPP标准的5G FWA服务。此外，5G SA网络继续普及，全球50个国家/地区的99家运营商投资5G SA网络，其中16个国家/地区的20家运营商已在公开网络中开通/部署5G SA网络。5G终端的全球部署也已经实现超高速增长：截至2021年12月底，全球已发布1257款5G终端，而一年前为559款，增长了125%。目前，全球有600多款终端支持5G SA网络。其中5G手机614款，比2020年底的278款增长超120%。

　　用户数量上，2021年底5G用户数已经超过7亿，GSMA预测“2022年全球5G总连接数将达到10亿，至2025年，5G连接数占总连接数的比重将从2021年的8%提升到2025年的25%”。与此同时，4G主要增长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到2025年全球4G连接占比将从2021年58%的高峰值回落到55%。2022～2025年运营商资本支出预计达6200亿美元，其中85%会用于5G发展。随着5G网络部署范围不断扩大、5G手机更加普及以及更多5G服务的涌现，未来几年5G移动服务收入将快速增长，进而驱动全球移动服务总收入持续增长。

　　产业贡献方面，以5G为核心的移动产业的经济贡献率不断上升。“2021年移动技术和服务创造了4.5万亿美元的经济附加值，为全球贡献了5%GDP；到2025年，这个数字预计将达到5万亿美元”。作为信息领域的核心使能技术，5G移动通信将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驱动力。国际咨询公司马基特预测，到2035年5G有望在全球各行业中创造12.3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0～2025年，我国5G商用带动的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8万亿元，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5G还将带来新的就业机会，2030年5G将带动超过800万人就业，间接提供1150万个就业机会。

　　聚焦中国的5G发展，中国企业领跑关键技术成为一大亮点。信息编码技术、新型上行传输技术、大规模阵列天线和核心网关键技术水平的进一步飞升使得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全球企业创新能力排行榜上位列前茅。不仅中国企业重视在中国提交5G相关专利申请，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把中国作为5G专利申请的首要目标国家。中国企业华为在Polar码、无须调度许可的上行接入技术、大规模阵列天线、核心网关键技术方面的专利申请量在全球范围内均保持领先地位。同时，我国5G基站建设和移动服务双点开花：到2021年底，我国建成全球最大5G网，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城区、超过98%的县城城区和80%的乡镇镇区，并逐步向有条件、有需求的农村地区推进。我国5G基站总量占全球60%以上；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到10.1个，比上年末提高近1倍。全年5G投资1849亿元，占电信固定资产投资比达45.6%。2021年是我国5G网络快速发展的一年。截至2021年底，我国移动电线亿户，在移动电线年第三季度有所下降，但较2020年底仍大幅增加1.56亿户，渗透率也增长了10%。2022年2月末，5G移动电线万户，占移动电线年通信业统计公报解读》。报告称，2021年，全行业加快“双千兆”建设，推动国家大数据中心发展，构建云网融合新型基础设施，赋能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蓝皮书指出，2021年以来，全球新闻业不断从实践业务扩展和理论范式研讨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走向“数字”的深度转向和“平台”的发展走向。在理论研究的范式拓展上，全球范围内的新闻学研究促进了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 Studies）新范式的崛起：“新闻学研究正逐渐超越技术工具论的视角，融入更多思辨逻辑；数字新闻学在理念上对经典新闻学，尤其是新闻社会学范式不断延续；对数字新闻伦理研究的讨论仍需进一步深入。”在实践业务拓展上，全球新闻业不断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新闻报道、分发的模式在数字化转向这一方面渐入佳境。2022年是数字媒体品牌的成败之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部分社交媒体平台算法规则的调整，许多数字媒体品牌面临挑战：一方面要跟传统媒体争夺受众，另一方面要跟其他平台竞争广告收入。2022年，更多的数字品牌将通过并购来追求规模效应，增加与广告商谈判的筹码，挑战谷歌和Facebook在广告领域的主导地位；传统媒体也希望通过收购来吸引不同类型的受众，为搭售的订阅产品增加附加值，推动自身增长。此外，“创作者经济”（Creator Economy）的影响也日趋明显，许多平台已推出激励政策，鼓励有影响力的独立作者、视频博主和播客源源不断地产出内容，为平台吸引流量。2022年，在注重个人影响力和明星效应的“创作者经济”下，主流媒体将更加积极地融入人才争夺大战，吸纳更多有影响力的独立创作者，将明星创作者的收入与机构收入挂钩，建章立制以奖励那些能为机构带来最多收益的人。据相关报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2年，在办公室办公和居家远程办公的混合办公模式将成为全球新闻机构的常态，重新设计办公空间、升级技术、与员工协商更新聘用合同都是为此做出的新调整；2022年，为降低成本，吸引人才，新闻机构可能会倾向于削减实体办公空间，构建虚拟新闻编辑部；重新定义办公室角色，将更多的办公空间用于举办活动，增进与受众的互动”。

　　同时，互联网新闻平台和平台型媒体的飞速崛起也预示着全球新闻业在“平台社会”的趋势之下拥抱平台、走向平台。以美国为例，可以看到互联网巨头正在重塑美国新闻业：互联网巨头重构了美国媒介生态，形成了新闻业的“操作系统”；新闻内容分发的权力正从媒体转移到以社交平台、搜索引擎和聚合型新闻应用为代表的平台新闻业手中。另外，苹果、微软互联网两巨头也开始在新闻内容上发力。Apple News已拥有9000万用户，而在Google Play商店，可以看到Microsoft News目前已有超100万的下载量。根据林晓华的研究，当前美国新闻业呈现的“三极”格局以“平台”为核心话题词：第一极是以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为代表的平台新闻业；第二极是平台型媒体，以BuzzFeed、YouTube、VOX为代表，并且，第二极格局中出现了BuzzFeed、YouTube等现象级平台媒体；第三极则是转型中的传统媒体阵营。与美国媒体一样，中国的新闻媒体同样存在互联网巨头的平台新闻业传播格局：“与脸书、谷歌对标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是腾讯（Tencent）、百度（Baidu），它们构建了中国最大的内容分发平台，而另一电商巨头阿里在媒体及广告市场也早有布局。”但是，应该警醒的是，“平台”接入社会尚且存在用户数据隐私权归属不清、“平台”的公共性难以界定和“平台”垄断造成不良社会后果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全球新闻业在走向“平台”的同时依旧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蓝皮书指出，数字化时代以语音为媒介的交互方式正逐步成为人机交互的主流。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突破性创新一直是全球技术研究的焦点。据德勤调查，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到2019年已达到1.9万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超过6万亿美元，2017～2025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0%。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也为人机交互提供了理论和技术的支持。作为人工智能与人机交互的结合体翻墙使用谷歌搜索，交互式人工智能（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AI）将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新一代话题制造者，不仅能够降低交互门槛，拓宽用户人群，还能够在各领域体现出广阔的应用场景与无限的商业价值。当下，正值交互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据《德勤交互式人工智能白皮书》，交互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由打造工作模式、重塑生活方式、构建信息桥梁以及促进人机智联的四大愿景组成，从交互式人工智能开始，人类社会将进一步重塑人与机器的关系，开拓人机交互新纪元。2021年11月，人工智能计算的引领者NVIDIA发布交互式人工智能化身技术平台Omniverse Avatar，集合了NVIDIA在语音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推荐引擎和模拟技术方面的技术，为创建人工智能助手打开了大门，将帮助处理数十亿的日常客户服务互动，带来更大的商业机会和提高客户满意度。此外，NVIDIA还在GPU技术大会上正式发布了模拟和协作平台Omniverse Enterprise，该平台“充当物理上精确的3D虚拟世界的结缔组织”，利用英伟达芯片为企业客户构建强大的计算系统，起售价为每年9000美元，通过戴尔和联想集团等合作伙伴销售。

　　蓝皮书指出，早在2019年，全球Z世代人口已占全球总人口的32%。截至2021年，中国Z世代群体活跃用户规模达到2.75亿，约占中国全体移动网民的22%。2021年是“Z世代”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关键一年，全球Z世代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数字消费习惯的全面养成已经引起全球媒体机构和广告产业的高度重视，全球传媒产业布局早已开辟出一块Z世代的专属地，在内容输出、广告营销、产品研发等多方面为Z世代在互联网空间的数字化栖居提供相应的优质资源。作为移动的一代，Z世代的消费潜力空前巨大。根据研究机构Deep Focus的《卡桑德拉报告》及IBM的调查，美国市场的Z世代的购买力表现令人惊讶（直接购买力为2000亿美元，非直接购买力为1万亿美元）。到2021年，Z世代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在数字消费方面，拥护国潮、国风产品的中国Z世代倾向于场景式体验购物和视频社交媒体的电商直播购买消费。同时，在Z世代的带动下，“懒”经济与偶像经济蓬勃兴起。此外，在儿童市场和银发经济快速成为市场增长点的前提下，“数字适老”开始进入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议程。据数字适老化及信息无障碍联盟于2022年5月发布的《数字技术适老化发展报告（2022年）》，因应国家推进数字技术适老化的战略需求，中国的数字社会建设对数字适老嵌入社会的整体架构有所侧重，不断在政策引领上完善适老惠民顶层设计规划，通信提质上助力保障老年群体信息供给，应用优化上加快互联网服务适老化改造，终端创新上丰富智慧养老终端产品种类，评测闭环上构建常态化监督机制与体系，培训辅导上教会老年群体使用数字产品。未来，数字适老将进一步深度嵌入中国数字社会发展，值得持续关注。

　　蓝皮书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媒体习惯于在自有传播渠道或自己的账号、栏目上发声，不太习惯在“别人的主场”上讲故事。近年来这方面有一些变化，中国媒体正在尝试走出“舒适圈”，以与外媒合作、向外媒供稿、在他人平台发声等方式拓展传播渠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总台积极在他人平台发声，例如，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南非、意大利等多国媒体以视频连线、直播访谈或发表署名文章等多种方式，主动讲述中国真实的疫情故事，驳斥西方媒体的歪曲与质疑。

　　为进一步扩大对外报道传播范围，中国媒体积极扩大“朋友圈”，与外媒合作，通过联合采访、稿件共享、人员交流等合作方式加强对外发声，提升传播效果。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总台北美总站与全美电视节目专业协会（NATPE）、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墨西哥6频道以及苹果TV、亚马逊Fire TV等驻在地媒体机构展开合作，北美总站制作的抗击疫情专题纪录片《武汉24小时》在50多个国家的180多家媒体平台播出。地方媒体也积极利用本地资源，拓展合作加强发声。如《新民晚报》海外版累计向18个国家合作华文媒体输出680余篇抗疫报道；东方网海外中心聚焦海外华侨华人资源，通过“美国头条”等自有媒体平台讲述中国防疫故事，还将部分海外用户的友好回复进行多次传播，打造了合作抗疫的积极氛围。

　　2018年以来，为响应新时代需求，国际传播中心成为地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组织和新形态。多地根据国家与本地发展战略，借助媒体融合发展经验积累，加快当地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强调平台和矩阵建设，结合当地需求丰富传播业务，创新有利于汇聚资源的体制机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多处于起步阶段，亟需破解人力、资金、模式、生态等方面的问题，尽快迈入创新发展新阶段。

　　一是在国家战略下思考地方国际传播独特优势。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整体上的布局和设计。一方面找准自身定位，找准自身的特色、资源和优势，另一方面要依靠自己和借助外力。当下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都出现了从传播导向转变为关系导向的趋势。相较国家层面，地方交流更容易做具体到人的工作。同时，地方可以弱化因国家间关系波动给国际传播和交往带来的影响，创造更宽阔的缓冲地带，通过跨国、跨文化交流为改善和推进中外人文交流提供机会。

　　二是主动抓住文化主线深入推进地方国际传播发展。文化其本质是人与人的交流。把握住文化交流，有助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跳出传统媒体业务，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思考业务拓展。凡是有利于人与人交流的都将被纳入其业务范畴。新媒体技术的表象下流动的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潜流，关注文化、围绕文化，才能充分借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潮流。不少地方国际传播中心都在推动文化交流和文创产品上有所创新，通过设立艺术、文化空间加强国际传播。

　　三是加强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精准传播。相较中央级国际传播媒体和机构，地方国际传播的颗粒度更细，也更容易通过具体文化和生活的交往做深做细国际传播。多地国际传播中心开始关注活跃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红，并主动与之联系。此外，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更容易与在华的外国人建立联系，多地国际传播中心都主动为外籍人士提供服务并吸纳他们加入国际传播过程之中。这都为精准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是强化地方国际传播中关键技术的合作研发。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应将目光从单纯的呈现和传输技术转移到能够聚合关系、赋予意义的技术上来。相对于直接搭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平台，对于地方国际传播中心更加可操作的做法是结合具体交往情境，与技术类公司展开合作，开发满足本地在外人员和本地外籍人士实际需求的应用，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升值，从而凝结成牢固的关系网络。

　　作为2022年最大的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事件，俄乌冲突背后的俄罗斯与美西方的一次激烈地缘战略碰撞，它不仅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对当前的国际秩序产生直接冲击，也对数字媒体和智能传播语境下的国际传播带来新的启示。在俄乌冲突中，国际传播呈现出视觉化、智能化和武器化的生态转型，这一新趋势给当前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应当基于俄乌冲突投射出的国际传播新问题对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与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国际传播的舆论战已经被技术、政治共同驱动的算法认知战取代，应当在跨国公共危机中有效地植入战略传播理念，前置传播过程，注重概念阐释权和议题命名权。

　　在智能传播时代，传统的舆论战正在升级成为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机构媒体和精准推送技术共同驱动的“算法认知战”，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智能传播的时代，国际传播中的“舆论战”逐渐演变成为“认知战”，受众的信息环境很大程度上被能够推送到他们面前的信息所左右。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碎片化传播，使得受众的情感极易被具有情绪化的煽动性信息所操纵，这使得后真相政治更为明显地嵌入到了精准推送算法和社交媒体主导的传播环境中。在短视频社交媒体碎片化传播的特征背景下，“诉诸情感”超越“诉诸理性”成为更加有效的传播方式。在未来的全球危机中，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当善用情感传播的策略，在诉诸事实和道理的基础上，兼顾情感化表达对于信息传播力的提升，善用情感化的修辞和内容传播输出道义政治的观念感召力。

　　在俄乌冲突这样全球性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应当将传播过程前置并纳入到决策的进程中，在战略决策研判的同时设计相应的战略话语，将我们的观点凝练概括成为可以被迅速理解的精炼概念，并及时借助主流媒体在国内外进行发布，通过精炼明确的概念制造和全媒体的传播渠道更为有效地将我们的核心观点与立场传递出去，从而抢占议题的命名权和阐释权。应当广泛吸纳新闻发言人、主流媒体、学者和民间大V参与发声，借助社交媒体的网络化传播逻辑，从多个角度不同方式呈现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以“复调传播”思维型构多种声音、共同立场、面向国际舆论的同频合唱。

　　第二，数字平台是国际传播新的冲突场域，应当进一步加强平台渠道拓宽和生态建设，强化平台基础设施出海的扶持力度。

　　掌握“信息基础设施”主导权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应当进一步推动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驱动的国际传播，重视互联网国际传播中平台的基础设施作用。在当前“内容井喷”的信息过载语境下，与如何吸引受众有限注意力的“说什么”与“怎么说”同等重要的是如何提升渠道建设以使相关内容保持稳定的媒介可见度，即“能否说”，其关键是掌握“信息基础设施”主导权。国际互联网巨头与政府的合谋将使得“借船出海”的国际传播策略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挑战。在技术助力下，这种不确定性的破坏性更强，轻易就可以使一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消失”，完全丧失发声能力。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国际传播社交媒体平台，致使他们在重大议题上被“卡脖子”，无法有效地传播自己的声音和立场。基于此，“造船出海”以掌握“信息基础设施”主导权是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中国应当继续扶持本国数字内容平台出海，从而为社交媒体主导的国际传播抵达海外受众提供更多有效的渠道和路径。

　　在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层面，应顺应国际传播的“视频转向”趋势，深入了解短视频风行背后的受众信息消费习惯变革，充分意识到这一兼具灵活性和互动性的媒介样态在跨越传统国际传播的语言障碍、调动普通民众参与方面的强大传播潜力，抓住以TikTok为代表的中国数字媒体技术形态全球“反向输出”的宝贵机遇，转变既往的机构化传播思维，以“平台化世界主义”的新思路布局设计基于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为围绕涉疆、涉港、涉台议题可能发生的“观念战”奠定进行音视频“议题设置”的战略基础。

　　第三，强化国际传播“在场感”，借助音视频内容积累情感资本，拓展中国国际传播的情感受众群，实现国际传播的情感价值嵌入，有效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从国际传播的层面看，本次俄乌冲突认知战的实质是在传统的全球舆论意见市场之外，聚焦更为广阔的国际舆论“情感市场”，以直观化、感性化的视频影像唤起全球受众情感共情，形塑“情感公众”以累积积极情感资本，引导认知倾向。因此，情感化传播作为社交媒体时代主要的话语内容形态，需要在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中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

　　基于此，中国未来的国际传播与公共外交实践中，应当充分发挥数字化、智能化传播技术的沉浸感与互动性优势，强化国际传播主体在与全球公众互动过程中的“在场感”。在短视频社交媒体碎片化传播的特征背景下，“诉诸情感”超越“诉诸理性”成为更加有效的传播方式。在未来的全球危机中，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应当善用情感传播的策略，在诉诸事实和道理的基础上，兼顾情感化表达对于信息传播力的提升，善用情感化的修辞和内容传播输出道义政治的观念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