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带给用户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容易让人上瘾。研究显示，智能手机用户平均每天使用１５０次手机。当有人将上瘾归咎于个人意志力薄弱时，前谷歌公司设计伦理学家特里斯坦·哈里斯认为这是手机设计者刻意为之。他呼吁设计师们改变设计理念，让人们不再受技术奴役。

　　当今时代讲的是注意力经济，谁能抓住更多眼球，谁就能获利。哈里斯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用手机上瘾还真不能全怪用户自己，因为不少手机应用程序和网站在设计之初，就以尽可能吸引用户点击浏览为目标。

　　“你可以说使用数码产品时你有责任克制自己，”他说，“但你没有意识到在屏幕另一端有上千人，他们任务就是击垮你的自制力。”

　　哈里斯的论断来自自己亲身经历。他在旧金山湾区长大，从小受硅谷的氛围熏陶。哈里斯自小就对计算机兴趣浓厚，视苹果公司创始人之一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为偶像，还给苹果旗下麦金塔电脑（Ｍａｃ）编写简易软件。他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就读时在苹果公司实习，留校读研后加入实验心理学家Ｂ．Ｊ．福格教授创立的劝说技术实验室。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技术的另一面。

　　福格主张“行为设计”，即企业通过软件引导用户养成符合它意愿的行为习惯。这一理念得到不少企业家支持，包括照片分享社交媒体Instagram创始人。在Instagram上，分享照片后马上能得到别人“点赞”，用户受到鼓励，就会继续分享照片手机不翻墙用谷歌搜索。久而久之，分享照片成为习惯。

　　那些最成功的手机应用程序和网站无疑更能挖掘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需求。例如美国最大的商务社交网站领英网刚推出时，就率先使用中心辐射状图标，将每个用户的社会关系网形象地展示出来。这种做法激发出人内心对得到社会认可的渴求，进而在网站上忙于建立各种联系。用福格的话说，即使“领英网对你没什么用，那个简单的图标也能深入你内心，让你不愿被看作残兵败将”。

　　哈里斯开始意识到技术并不像大家声称的那样是中立的工具，而是能诱骗我们以某种方式行事。而令他困惑的是，福格１０次课上仅有一次谈及这些劝说策略的道德规范。

　　后来，哈里斯中断学业，创立一家公司，为《纽约时报》等上千家网站安装解释性弹出窗口。其间，客户要求他吸引用户在网站上停留更长时间，而他认为公司的使命是帮用户答疑解惑、进而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在为客户服务过程中，他对劝说策略认识更深，他称之为“绑架技术”：快餐巨头麦当劳推出的是高盐高糖高脂肪食品，刺激顾客味蕾、引诱他们暴饮暴食，而社交网站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则推出“随机奖励”，“绑架我们的注意力”。因为不知何时会有人留言、有人分享照片、有人点赞，我们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刷新页面。研究证实，随机发放奖励能迅速、高效强化某一行为。查看朋友圈也许就是几秒钟的事儿，但数据显示，人们手头工作一旦被打断，平均需要２５分钟才能重回正轨。

　　这些网站另一常用招数是同时推出多项服务，如文、图、视频同时展示。也许用户初衷只不过是接受好友申请，但会被页面上新闻推送吸引，浏览新闻时又因自动播放的视频转移视线，一发不可收拾。哈里斯说，这就像一个“不见底的碗”，引诱大家暴饮暴食。先前有人做过一项实验，引入一种可自动加汤的碗，结果发现，人们用这种碗会比用正常碗多喝７３％的汤。

　　２０１１年，哈里斯的初创企业并入谷歌，他负责开发手机版谷歌邮箱。一年后，他发现，虽然谷歌公司没有明确要求增加用户使用邮箱时长，但任何一处看似微不足道的设计改动都可能让用户分心、从而拖延使用时间，而很少人能注意到这一点。当他的团队提出要打造更“愉悦”的邮箱使用体验时，他认为大家有些舍本逐末——为什么要改善邮箱，而不是让邮箱改善生活？

　　半年后，哈里斯在内华达州沙漠旅行时受到启发，制作一份长１４４页的谷歌幻灯片，题目是《呼吁尊重用户注意力、尽量让用户少分心》。在这份呼吁书中，他说：“为数不多的设计师（多为白人、男性，年龄在２５岁至３５岁间，住在旧金山）在（谷歌、苹果、脸书）三大公司工作，却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注意力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应感到责任重大，探究如何正确发挥作用。”

　　起初，幻灯片只是发给他关系最好的１０名同事，但很快在谷歌５０００多名员工中传阅开，甚至引起了时任行政总监拉里·佩奇的注意

　　这份幻灯片将哈里斯推到了“产品哲学家”的职位，研究如何在公司展开合乎伦理的设计。但他在这个位置上遭遇到强大的“惯性”阻力——产品设计必须遵循既有设计路线图，修复一些明显漏洞的任务比反思整个系统的设计原则更重要。时任谷歌设计师克里斯·梅西纳说，幻灯片发布后，公司几乎没什么变化，“不少人点头赞同它的理念，然后接着干活去了”。一些同事甚至误解哈里斯的意图，认为他在建议人们断绝社交媒体，或是认为解决方案无非就是少推送几个通知。

　　为推广自己的理念，哈里斯去年１２月离开谷歌，成立“不负光阴”组织。而美国《大西洋月刊》认为，与其说“不负光阴”是个组织，倒不如说是哈里斯的运动标签，因为目前这个组织只有他一个人。但他身边聚集了不少支持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谢里·特克尔、线下聚会网络Meetup行政总监斯科特·海费尔曼和“点赞”图标发明人之一贾斯廷·罗森斯坦，另外还有不少厌倦了智能电子产品的用户以及其他业内有志之士。不少志愿者表示随时可以听他召唤。

　　“基本上每一个正在操纵用户的大公司都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和哈里斯合作过的软件设计顾问乔·埃德尔曼说。

　　哈里斯将自己的理念比喻成软件界的有机食品运动：围绕核心价值观重建一套软件，首要目标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时间，而不是耗费越来越多时间在这些软件上。从哈佛大学到脸书设计师内部会议，再到技术、娱乐及设计领域著名的ＴＥＤ大会，他抓住一切机会推广这一理念。奥赖利传媒公司创始人蒂姆·奥赖利说，“无疑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开始在倾听、思考”。就连主张设计用户行为的福格也成为他的拥趸。因为不堪接连不断的电子提醒之扰，福格自己已不再佩戴苹果手表。

　　哈里斯说他无意粉碎整个注意力经济，只是希望企业不再单单提供一堆“技术垃圾食品”、以能全天候占据用户注意力和时间为终极目标，而是至少能提供一份“健康点的技术食品”，让用户能与外界建立网络联系却不会上瘾，能断开网络却不会耽误要事，“不负光阴”。

　　他正着手制订一套软件设计规范，称之为软件设计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用于指导初创企业和大公司开发出“尊重人”的产品，至少要让它们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成功标准。

　　他在一次演讲中说，“真正有益的技术”应能帮人们设定边界：例如在收件箱设置我们计划在邮箱上花费的时间，一旦超出时间，收件箱会自动提醒；好的技术应能让我们有能力查阅时间都去哪儿了，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剩余时间，比如一旦自己１小时内１４次打开手机，手机将发出警告；尊重人的技术应能让我们控制自己的关系网，断开网络不会产生焦虑情绪等。

　　哈里斯希望能效仿有机食品标签，建立“不负光阴”认证体系。他曾试着开发一套软件，计算一个人一周内花在手机各应用程序上的时间，列出排行榜，帮这个人调整各软件使用时间。埃德尔曼已发布这款软件的网页应用版，取名“后见之明”。

　　哈里斯认为，推广这种合乎伦理的软件设计最大障碍不是来自技术，而是“意愿问题”。即使是他的支持者也担心，旨在增强用户黏度的硅谷文化可能会本能抵触任何降低用户参与度的做法，“这里的人不会想放慢速度、三思而行或考虑自己行为可能带给别人的影响，而是希望能造出更诱人的东西，把你吸引过来，以获得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产估价和风险投资”。

　　埃德尔曼建议哈里斯从软件设计师那里打开缺口。首先让更多人意识到技术企业劝说策略的负面效应，让设计师们不再以自己的工作为荣，进而在公司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

　　针对当下困在形形色色应用软件中难以自拔的普通用户，哈里斯基于早年对行为心理学的研究，给出了一系列建议：关闭手机软件通知功能；将应用软件浓缩至两页，首页仅保留最常用的４至６个工具软件，如打车软件、地图软件等功能较单一、不易让人上瘾的软件，其他程序放在第二页或文件夹中；找出最容易让你上瘾的应用程序，不要将它们放在首页；为人类短信（如妈妈发来的短信）提醒和非人类信息（如推特推送信息）提醒设置不同的声音或震动；将闹钟或拍照功能设置为免解锁启动，以免使用这些功能时一不小心“顺手”打开其他程序等。（王鑫方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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