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生于1947年，本名约翰·罗斯，英国经济学家，曾任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24年9月30日获中国政府友谊奖。

　　上一次采访在两年前。当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罗思义在英国伦敦的家中接受了记者的线上采访。他剖析了中国在抗疫同时的经济表现，“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

　　这一次采访在上海。圣诞节前夕，罗思义匆匆赶到中国，参加了一场学术活动，接受了几家媒体的访谈邀请。事实上，这些年来，罗思义早已习惯频繁往来于中英两国的日子，“中国已经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没有‘之一’”。

　　2019年至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20%，即每年增长超过5%。我看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相当不错。下半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适度的刺激政策，以确保实现5%的GDP年增长目标。而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约为2.5%，欧洲则略高于1%。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是欧洲的四五倍。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稳步的结构升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新质生产力。这一过程将会持续下去，中国正发展成为一个掌握高科技和核心生产力的国家。

　　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一变化。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当时很难想象，中国在哪一行业的技术水平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0多年前，中国在一两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是领先的，但规模很小。现在，在一系列重要领域，中国不再是技术追随者，而是技术领导者。这样的变化和升级令人惊叹。

　　刚才说到，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超过美国与欧洲。如果中国经济被认为面临危机，那全世界没有国家不面临危机。

　　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适度放缓了？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整个世界经济目前都放缓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尽管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仍遥遥领先。

　　第二个原因更有技术性，是因为中国的固定资产净投资出现下滑。在中国有很多关于内需、消费的讨论，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来看，似乎在投资的占比中并不大。但由于中国资本存量巨大，因此每年固定资产的折旧数额也很大，这拉低了其净投资占比。实际上，这几年几乎所有国家的固定资产净投资都下降了（无论是额度还是比例），因此各国经济增长都在放缓。

　　“中国经济见顶论”根本就是谎言。他们说中国经济放缓，是在同过去的中国相比较，那是不一样的发展阶段。事实就是，美国经济也放缓了，欧洲更是严重放缓。

　　相反，我这30年来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一直表现出韧性和活力。中国这样的发展势头预计还将持续很久。

　　首先，我必须要说，美国是如何与中国竞争的。美国若通过内部改革以加快经济增长，这将非常可取。但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投入了远超世界其他任何国家的军费开支。根据官方数据，美国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事实上，这一数字并不准确，军队养老金等本应列入军费预算的开支都被隐去了。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其年增长率只能保持在2.1%。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统计学游戏。

　　另一方面，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在这一方面，美国曾有成功的记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美国。美国通过迫使这两个国家提高汇率，从而限制它们的出口，成功拖慢了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我认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包括制裁在内的措施都不会奏效。这些措施或许会造成一些短期问题，如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在短期内对华为全球的移动通信、手机业务造成了损害。但三四年过去了，华为克服了困难，研发出了自己的系统。

　　美国无法在与中国的和平竞争中获胜，它或将试图进行一些军事挑衅，比如在台湾省周边、在中国南海海域的挑衅。我虽然不是中国公民，但我必须要说，中国要更加强化自己的防御能力，更重视安全问题，夯实自己的国防实力。

　　第二个挑战来自中国国内。在追随技术时，你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因为科技是成熟的，是百分之百行得通的；但中国成为技术领导者后，意味着需要大量的科研经费开支，包括巨额的试错成本，同时需要持续提高国民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老实说，我认为这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罗思义：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一直在引领全球增长。

　　现在，全球有两股经济力量。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大型经济体正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快速增长；而美国和欧洲则转向保护主义，增长缓慢。我认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区域统一，使国际化分工更加深化，这也将成为中国与全球大型经济体发展合作关系时的真正优势。比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建国之间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罗思义的“中国启蒙”是一本诗集。上大学时，罗思义开始读中国诗的英文译本，李白和杜甫是他最喜欢的中国诗人。1969年，为研究毛泽东政治与哲学思想，他开始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对中国经济也有了一些了解。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罗思义又将目光投向改革开放的中国。

　　也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罗思义深入研究苏联经济。1991年，“见证了苏联解体”的罗思义受邀前往莫斯科，“去撰写关于俄罗斯经济的文章”。他回忆，当时自己“试图阻止俄罗斯采用西方经济机构主张的带有自杀性质的‘休克疗法’”。

　　在莫斯科，罗思义住了8年。这8年，俄罗斯遭受了全球历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从1991年至1998年，俄罗斯GDP下降了40%。

　　与此同时，罗思义也在持续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1992年，还没来过中国的他，就撰写了一篇在其学术生涯中十分重要的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为何落败？》，“神预测”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我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必然会非常成功，因为‘改革开放’符合基本的经济规律。”

　　回到英国后，罗思义任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成为时任伦敦市长的经济政策负责人。2005年，他首次以伦敦市政府官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匆匆访问了北京和上海。

　　现在想来，罗思义还有些遗憾：“根据日程安排，当时我每年只能来中国两次。”而那时，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快车道，这样的吸引力，让身为经济学家的罗思义无法抗拒。

　　2009年，罗思义选择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后来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一名外籍研究员。自此，罗思义开始花更多时间待在中国。他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每天都有与中国学者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这些年，罗思义完成了几本颇具影响力的书。在《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与《别误读中国经济》中，他分析了中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肯定了中国将固定投资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做法云电脑算翻墙。事实上，他早已在书中回应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诸多质疑，“西方媒体根本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是简单粗暴地妄加‘预测’中国经济深陷危机”。

　　罗思义同记者感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快。“我经常往返于北京与上海之间。恼人的是，多年前，这一路要花上大半天时间。你必须从市区去机场，办理登机手续，飞到另一座城市，再从郊区进入城市中心，特别折腾。而现在，我坐高铁，带着电脑，上了火车，插上电源，打开无线网络，就像在办公室一样，十分舒适，并且节省了时间。”

　　“还有一件事情，我似乎没完全跟上中国的发展节奏。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外’，中国的线上支付系统使用起来并不容易，我还是要去银行柜台办理各种事务。我的翻译对我说：‘你看，谁还去银行？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外国人。’”罗思义耸耸肩，笑着对记者说，“我老了，彻底过时了，15年前刚来中国时，我还是‘最前沿’的，哈哈！”

　　今年年初，罗思义带着他的孙子来中国旅行。他们去了西安，看兵马俑。“我们在兵马俑周围闲逛，看了很多东西，还请了导游。当时人山人海，但我们很开心。联系到我的经济学专业，我始终认为，旅游业是国家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我在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任职时，就负责旅游业研究。我认为，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发达时，人们会想去那里看看新的东西，见识新的事物。因此，我是旅游业的忠实粉丝，看到这么多人在中国认识中华文明的奇迹，我非常高兴。”

　　也正是因为在中国待得久了，罗思义与中国文化有了更直接的互动。“50年前，我第一次读到李白和杜甫的英译版诗作时，就被感动了。但我花了50年才明白，中国古诗为什么能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诗中蕴含人类共同的情感。李白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描写了人类普遍的告别经历，是一种直接、悲观却不伤感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感悟又让我反过来思考英国——一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但其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象。它让我更好地思考自己的文化。”

　　今年9月30日，罗思义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授予来华工作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他在微博上分享感悟：

　　“我这一生都想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的事情。当我成年后，我才明白，某个国家的局势在某个时间点对于全人类的进步具有决定性意义。18世纪末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改写了欧洲的历史，1917年的俄国革命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的中国决定了世界的未来……所以，我会尽我所能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无论我的力量多么微小。如果我所做的事情对中国有用，那么意味着对人类也有用。中国政府颁发这个奖项给我，表明我所做的事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有用。因此，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满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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