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偷拍事件频频发生。在新京报昨日发布酒店偷拍黑产调查中，只要花几百元就能获得一组账号密码，登陆加密社交网站，即可实时观看数个房间的直播画面。偷拍行为的泛滥及隐藏其后的产业链，引人担忧。

　　偷拍行为令人深恶痛绝，但依据现行法律，偷拍行为一般属于行政违法，只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才能构成犯罪。在法律界人士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偷拍者的气焰。

　　发现难、取证难、违法成本低，偷拍行为和非法利益链正一路狂奔。那么，面对偷拍，人们该如何维权？又该怎么治理非法黑产？

　　曾处理过此类案件的民警告诉记者，偷拍行为之所以频发，一方面是偷拍者的变态心理作祟，另一方面则是背后完整的黑色利益链驱动。“从制造、出售偷拍设备，到收集视频，再到销售传播，非法产业链的运作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偷拍行为的发生。”

　　那么，打击偷拍行为的难点在哪？该民警介绍，从过去破获的私装针孔摄像头案件可以发现，很多服务器都设在国外，难以查处这些违法网站；此外，一些针孔摄像头从街边小店、地下市场进行交易，很难追踪，也不易溯源整个交易链。

　　但在生活中，小型摄像头的获取并不算困难。记者在购物网站搜索“针孔摄像头”，已经无法查到售卖信息，并且会弹出相关的法律法规，提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侵犯个人隐私，破坏国家公民信息管理秩序，社会危害严重。”但搜索“无线摄像头”“小摄像头”等关键词，还是能找到相关商品，很多都宣称“免插电免打孔”“无线高清”，还有的提供“模组套装”，自己就能轻松组装。

　　“微型摄录设备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不可能从生产销售环节禁止。”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童麟说，很多家庭都会安装相关设备，方便随时关注老人、孩子以及宠物的安全，这些都是正当用途。需要禁止的是不法分子使用这些设备侵犯个人隐私，并以此牟利的行为华为哪款手机能翻墙。

　　对于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行为，我国刑法已经将其纳入打击范畴，涉罪者将承担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多地法院已经判决多起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刑事案件。

　　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生产、销售”是指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擅自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非法生产、销售的行为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扰乱了国家对专用器材的管理，专用器材流入社会，可能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企业商业秘密，严重的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微型摄像头、针孔摄像头等偷拍设备，一些手机的应用软件也能添加偷拍功能，隐蔽性更高。据媒体报道，一些手机偷拍软件，伪装成浏览器、计算器等应用，屏幕不显示为相机，但实际却在进行拍摄，拍摄的照片都储存在独立相册中，手机自带图库里面并无痕迹。还有人会改装手机、家用电器等设备，使其具有偷拍功能。对此，现行法律规范能否“管得住”？

　　“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改装后的设备经鉴定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则涉嫌生产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上述人士表示，改装手机、家居用品和设备以具备偷拍功能，明显是为了非法获取他人的隐私，属于侵犯他人隐私的违法行为。

　　在偷拍链条中，网友们留意到了摄像头安装工。他们会选择入住率高的酒店、民宿，将摄像头装在空调出风口、路由器、电源插孔、花洒、沐浴液、水壶等各种可供隐藏的地方，甚至伪装成螺丝钉，佣金往往高达上万元。

　　“装摄像头能赚这么多，是不是可以发展副业？”有网友甚至认为，只去安装摄像头，不进行偷拍和售卖，就不算违法。

　　“你装了摄像头，却说不知道要偷拍，这怎么可能？举个例子，张三借你的榔头，说要去弄点钱花，他拿着你的榔头抢劫了别人，那你就是从犯。”童麟表示，从法律角度看，在共同犯罪中，每个人分工不同，起到的作用大小也不一样，会以此区分量刑，所以全方位的综合治理势在必行。

　　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经过3个多月侦查，斩断一条跨省偷拍、买卖酒店不雅视频的黑灰产业链。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在消费者看来，去酒店、民宿、健身房等场所消费，却被偷拍，经营者是最应当负起责任的。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经营者是否有这样的义务？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宾馆、商场、娱乐场所等的经营管理者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如果对他人权益造成损害，也要承担赔偿责任，甚至违法责任。”童麟认为，要让违法成本远远大于违法利益，不能把责任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经营者应当将自检作为规范，发现非法安装的针孔摄像头后，应当及时报警，并记录证据、保护现场，协助执法机关调查。”

　　记者了解到，一些民宿、酒店的经营者已经在通过自检来获取顾客信任。比如采用摄像头检测仪和热成像扫描仪，在客人入住前、退房后检查。但这种自检自查更多依靠的是自觉，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行业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经营场所如何防范、告知和及时处置偷拍情况。

　　在一众讨论中，也有网友留言提问“怎么下载这个软件？”“如何充值观看？”这种出于窥私癖的“看热闹”心态，无疑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可是，购买和收看偷拍视频的行为，只有当情节较重时，才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仅能进行道德层面的谴责。

　　法律界人士认为，整治偷拍乱象，不仅要严惩偷拍者，也要依法规制“围观者”，应当增加其违法成本，比如哪怕只是付费点击观看的群体，也可以拉进“黑名单”，采取限制上网等方式，让需求方得到一定惩处。

　　相对于偷拍行为的多发和偷拍者的肆无忌惮，面对此类违法行为，司法部门的取证和被害人维权都显得举步维艰。

　　在处置偷拍事件时，有民警遇到过“找不到被侵害人”的尴尬——“偷拍者手机里都是被侵害人的隐私部位，我们也无法据此找到事主。”有时就算找到了疑似当事人，也说不清被偷拍的时间和地点等，无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

　　“偷拍行为大多较为隐蔽，难以被发现，有的侵权人被发现后立即删除偷拍视频，导致相关证据灭失。违法成本低廉加之受害者的维权无力，难免会进一步助长类似不法行为。”该民警表示。

　　在司法实践中，鲜见被侵害者发起民事诉讼的案例。一名执业律师提到，因为偷拍行为具有灵活性和隐蔽性，证据固定难度较大，对受害者来说，维权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加之隐私保护等原因，很多人并不愿意配合取证，使得完整证据链难以形成。

　　“根据现行法律，单纯的偷拍行为一般并不构成犯罪。”华东政法大学文伯学院副院长吴允锋教授解释，虽然偷拍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但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而情节严重的标准，往往有偷拍视频数量或违法所得金额方面的要求。“所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一两次的偷拍很难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另外，从法律角度来说，偷拍行为的定性和法律适用还存在争议。刑法中表述“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可对什么是“严重后果”，并没有明确解释，导致执法中存在异议。

　　“偷拍者存在民事侵权风险，同时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但违法成本较低。即使被认定为‘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与其造成的社会影响相比，受到的处罚力度也显得过轻。”童麟说，只有提高违法成本，才能有效整治偷拍乱象，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合法权益。

　　“如果先找酒店工作人员，很可能发生争执，破坏现场。我们要保持冷静，不要触碰摄像头，同时对现场进行拍照和录像，记录摄像头的外观、发现摄像头的时间、房间号等信息，为公安机关保护好现场。”童麟还提到，如果第一时间未能发现，但后期发现自己被偷拍的照片、视频已被人传上网，也可以按照民法典规定进行维权，并按照“通知删除”规则要求平台及时删除相关侵权照片、视频。

　　法律界人士也指出，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平台方，也应依法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主体责任。比如，平台可以设置敏感词系统，发现此类信息传播、群组活动或利用信息网络从事非法交易活动后，就应及时关闭相关社交群组或论坛，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