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重心上移至乡镇，使底层乡校规模日益增大，但学校管理却面临现实压力：一方面建有教师周转房的县更可能将房子建于县城——既可形成集约效应，又可吸引新教师留任，而没有周转房但撤并后重心移至乡镇的县，愈来愈多的教师在更为便利的县际交通和更为优越的县城居住条件的刺激下，居住的县城化率逐年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空编率、教师借调等导致西部乡校日常人手不够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生活教师配备等问题依然严重不足。

　　云乡学校同样面临现实困难。芥县在县城建有教师周转房，一部分已申请到周转房的云乡中老年教师，每天往返于乡县之间，而另一部分年轻教师，则因为恋爱等各种现实因素也在县城租房。35位教职工中，仅有4人真正留在云乡场镇，其中就包括邓畅和张丽。云乡学校并没有专职的生活教师，在校长的多次游说下，邓畅和张丽才兼职做起了生活教师。邓畅负责男生宿舍区98名男生的日常管理，张丽则负责女生住宿区83名女生的日常住宿管理。

　　181名住宿生却只有两名生活教师从事住宿管理的现实，使云乡学校这些底层的孩子们白天在痛苦的时间、空间、关系、知识多元规训后，晚上熄灯就寝后，积极寻找似乎难得的自由机会，而黑夜提供了白天学校空间密集监控所不具备的现实条件，再加上对学校夜间管理人手不足的自信和侥幸，云乡学校住宿生晚上违纪率显著高于白天。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住宿的云乡孩子们悄悄向笔者透露了他们的秘密：“抽烟、喝酒、打牌其实都不算什么，晚上一帮兄弟偷偷翻学校围墙出去走10里路，到隔壁朝镇网吧打游戏也经常发生……夏天比冬天偷偷翻围墙次数多，因为太热就偷偷溜出去到校外不远的河沟里游泳，凉快了再翻回来……冬天翻出去会少一些，主要是冷，但也有，前几天隔壁宿舍九年级的才翻出去爬树捅了个马峰窝下来。”

　　当笔者问住宿的女生是不是只有男孩子才这样调皮时，不少女生居然集体发出嘘声：“这算什么，他们是住平房，要翻墙出去分分钟的事，我们出去都是要先跑到二楼厕所边，然后顺着墙外的水管往下滑到一楼才能翻墙出去，前几天才干过。”

　　邓畅和张丽向笔者证明这种状况的确存在。正是因为如此，邓畅才向学校申请一定要尽快装上夜间效果好的摄像头，清晰监控学校围墙周边的情况。

　　面对住宿生屡禁不止而强度每况愈增的日常违纪，邓畅还是会动用打手板、罚站、抄写作业、面壁思过等常规性的直接惩戒手段，目的是制造直接的肉体疼痛。按邓老师的话讲，叫做让他们“痛并快乐着，长点记性”。

　　为防止被学生贴上体罚的标签，老师一般都不会直接动手，而是让违纪学生之间展开“自我教育”：违纪学生中的一方扮演教师的角色，对另一方展开像秀场一样的“训斥”和“打骂”，而另一方则显然需要积极假意配合，不时发出尖叫，以示直接惩戒的程度激烈，表示自己会“长记性”不用翻墙上谷歌的手机。但事实上，违纪学生达成巧妙的共识，表演与事实之间的惩戒差往往恰到好处，因为过一会儿就会轮到彼此角色互换。

　　后来，因为双方互利的博弈表演，打手板这样的直接惩戒发生事实上的修正，特别是在三人以上的违规事件中，往往采取交叉惩戒的方法来“长记性”，如第一人打第三人，第三人打第二人，而第二人打第一人。而两人间的违纪处罚则多采取罚站，特别是在夏日和冬夜，借助于强烈的阳光和刺骨的寒意，这种疼痛更利于“长记性”。

　　抄写作业、面壁思过往往也是重要的直接惩戒备选项，但多被班主任教师所利用。邓畅采用这两个惩戒项时，仅仅限于自己所担任语文科任老师的八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