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的40天里，我每天都会路过黄色水马组成的围栏，或长或短，它们是武汉封城后为了实行小区封闭管理设立的，人们的生活轨迹被骤然阻断。黄色是警示的颜色，它提醒人们危险，但它也是自由的颜色，带给人们明亮和快意。我想，在封城的武汉，谈及观感，这样的『黄色长城』是不可或缺的意向。

　　武汉解封在即，市内社区先一步打开了闸门。街上人影绰绰，路面车轮滚动，城市正憋着一股劲，努力回到她应有的样子。手机上的健康码变绿，表示你可以走出那道黄色藩篱，去往超市、商场、地铁站，这一刻，武汉人等了54天。

　　从2月10日开始，为了阻断人际传播，管控人口流动，武汉市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围栏和水马把小区团团包围，黄色长城一夜而起。围栏的高度，恰好一个成年男性的身高，从那一天起，围栏内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最醒目的黄，防着看不见的病毒。

　　但人们依然想方设法继续被围栏切断的社会生活，在看似与世隔绝的小区边缘寻找突破口。我想起从小到大穿过的每一件羽绒服，无论贵贱做工，总会有那么几片鸭毛跑出来，很淘气地在针脚处招摇，令人厌烦，又难奈它何。

　　一个人对着围栏大喊『老板，来包黄鹤楼！』，安静了几秒，从上沿幽幽伸出一只拿着付款二维码的手；一个穿睡衣的嫂子从二楼探出头，对着电话指挥『你停，你停』，外卖小哥一个急刹车，把袋子挂上伸下来的晾衣杆；走着走着，总能在黄色的缝隙里看到或苍老或年轻的眼睛，他们用力瞪着空荡荡的街道，就像我也用力瞪着缝隙里的他们，说不上谁在被观看，大家不过是希望这目光能代替脚步，穿透某种束缚，成为肉体的延伸。人们因为疫情被关在家里，但也因为疫情，看到了自己想要去到的地方，或者说，看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我相信，人大多数时候是在无意识地活着，吃饭，睡觉，走路，并不觉幸福，但总是在这样的时刻，人身画地为牢，边界受到规范，才知自由的可贵。

　　我想起半月前的一天，和几个朋友驱车60公里去往一片油菜花田，春日骄阳晒着，气温刚好，我摘了口罩，一半身体伸出车外，花粉钻进鼻孔，我用力打了几个喷嚏。那是我来武汉以后少有的放纵时刻，没有防护服和酒精，也没有电梯里一直往后退的提心吊胆，不再小心翼翼与身边人保持距离。几个喷嚏打得我差点跌出车外，一群人嬉笑着，随着车载音乐扭动身体，我看向远方，油菜花肆意生长，也恰好一个成年男性的身高，多么熟悉啊，那也是一片明快的黄色。

　　一开始纯粹是因为视觉上的考量，摄影师一定会被场景里的大色块吸引，后来重复的看到这个意象，发现在封城的武汉非常有代表性，就决定按系列来拍。

　　2. 在这组照片里，每张图片都是有着醒目的黄色，你在武汉待了这么久，刚开始看到这个颜色是什么感觉，现在看呢，感受有不一样吗？

　　刚开始挺厌烦的，这个颜色太亮了，不自然，加上又是起到禁锢和限制的功能。后来因为围栏内外的人的活动，看到他们隔着围栏说话，递东西，甚至有的想办法出来，用钻的，用翻的，开始觉得很有意思，感受到了黄色代表的欢快。

　　以前扫街觉得累，走走就想进咖啡馆喝一杯歇着，但在武汉，扫街才是最轻松的时光，在病房里穿着防护服拍摄的时候，精神紧绷，呼吸困难，全身湿透，拍完一场人都虚脱了，能在街上只带个口罩散着步拍照，反而是放松。

　　作为精酿啤酒爱好者，在武汉认识了武汉最大的精酿酒馆的老板，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呢，老板叫光头，他家简直是疫情时期的桃花源。

　　光头家里。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人，包括摄影师，记者，纪录片导演，志愿者，环球旅行家，这里像一个乌托邦，我们一起看电影，喝酒，聊各自的故事，也交换观点和信息。进了光头家的门，感觉疫情好像与我们无关。

　　从方舱医院拍摄出来，要经过半污染区脱掉防护服，这个空间是封闭的，先脱一层，然后给手消毒进入下一个房间脱第二层，为了防止动作过大时带病毒的气溶胶飞散，所以这个空间一次最多进两个人，我有一次一个人进去，没有窗户，没有声音，只听得到防护服褪掉的摩擦声，这个过程很危险，极易感染上病毒，必须严格按照流程规范去做，而且动作要轻。一个密闭空间里，我提心吊胆的独自面对着可能的风险，身边只有空气、酒精和粘着病毒的防护装备，寂静袭来，内心的孤独感在那一刻特别强烈。

　　作者简介：尹夕远，野录影像俱乐部成员。中国目前拍人物最好的青年摄影师之一，长期供稿于《人物》笔记本电脑 翻墙 共享。与葛优喝茶，随姚谦看展，和陈佩斯聊摄影用光，跟潘石屹回老家吃野菜拌面，也跟高晓松在电梯里玩自拍，与“无聊”的王村村一起割水稻。见过无数名人明星，有的成为了朋友，有的也令他抓狂。他说，明星其实都是普通人，但也和普通人一样不普通。同时也是资深旅行作者，号称从不迷路，尤其是找食物的时候；还是PADI认证潜水员，尝过3个大洋的海水，他说，红海的最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