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相继到达陕甘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可以说，南梁“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西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吸取甘肃正宁县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创建革命根据地受挫的经验教训，坚持走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他们始终坚持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灵活运用“三色建军”（“红色”就是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灰色”就是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白色”就是派共产党员深入白区或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和“狡兔三窟”等策略，先后发动了清涧、渭华、旬邑、两当、靖远、太白等70多次兵变、武装起义，以“革命意志高于天”的精神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10月创建南梁游击队，1932年2月成立陕甘游击队，12月成立红26军，在陕甘大地建立起我们党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红26军第2团南下失败和照金苏区陷落的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提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安定、南梁、照金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为革命斗争勾画了新蓝图。包家寨会议后，刘志丹率领红26军横扫敌匪，为南梁中心苏区的开辟创造了外围条件。与此同时，习仲勋、张策等人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等组织。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恢复成立，为创建南梁中心苏区奠定了群众和阶级基础。

　　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的进一步成熟。此后，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数次“围剿”，以南梁为中心、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敌据点都被拔除，并成功创建庆北苏区、巩固陕甘边南区、开辟陕甘边东区，红军武装进一步发展壮大。1934年11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1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史称“南梁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经过“豆选”当选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快速扩大并巩固发展。鼎盛时期，根据地辖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数十万。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久，党政军机关随之迁至南梁堡东边的寨子湾，南梁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制定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深受根据地军民拥护和支持。

　　“十大政策”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怎么查电脑翻墙、教育、统一战线等方面。在土地政策上，避免实行过火或“左”的做法，只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来的土地分给贫雇农，同时给地主富农留下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在经济政策方面，发行货币，开设集市，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受到根据地人民的称赞和响应。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兴办列宁小学，颁布禁烟、禁赌，妇女放足等条例，开启了文明的新生活。在统一战线方面，以发展壮大革命武装为目标，区别对待各方势力，能团结的团结，能中立的使其中立，最大限度地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同盟者和支持者。比如，刘志丹、习仲勋始终同国民党将领杨虎城、邓宝珊等保持着联系的渠道。同时，重视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建立回民支队。这些政策特色鲜明、实事求是，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繁荣了当地经济，对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刘志丹“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习仲勋“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凝结着习仲勋的心血和智慧。刘志丹也曾对人说，“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

　　南梁政府建立后实行的“十大政策”，在陕甘边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使根据地建设、军事斗争有了巩固的后方，也是我党早期局部执政的有益探索。

　　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在谢子长等人领导下，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5年1月30日，红27军84师成立，形成了以瓦窑堡为中心，辖清涧、安塞、安定、靖边4个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国民党西北军阀更是对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如芒刺在背，一边推行保甲制，实行“并村”行动，在村镇建筑联防碉堡，严加防守；一边开始部署“围剿”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西北军阀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被相继粉碎后，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对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一面加紧准备对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5年2月，周家崄会议的召开，实现了党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经过数次反“围剿”斗争，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拥有30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区域武装斗争格局。红军主力部队也发展到约5000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陕甘边根据地发展起来的陕北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杨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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