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为此，以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为契机，聚焦识别社交网络大数据后浓缩社会情绪的关键“情结”，对来自网络的冲击与挑战进行科学治理，既避免脱离网络特征的刚性治理，也避免脱离治理而在绝对意义上自由放任，是网络时代提升执政能力，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的大智慧。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网络空间的发展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根据2009年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计算机和网络通讯技术的每一次阶段性变革，都可以看做是一次静悄悄的飞跃，形成一个个彼此间存在小小断层的“周期”，适应这种发展周期与否的判断依据，是行为体能否在不同的周期内创造出海量的财富。对政治主体来说，这种阶段性的跃迁，意味着同时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会，如果有能力顺应发展趋势，有效管控风险，则能够将技术发展转化为社会、国家发展的动力；如果没有能力顺应发展趋势，或者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对风险进行管控，在变革的初期就会被发展的浪潮淹没。

　　自2010年12月至2012年3月初，国际社会出现了“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华尔街之秋”、“莫斯科之冬”等社会冲突事件。这些社会冲突事件席卷了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以及英国、美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本质上都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加剧社会矛盾，强化并显著提升了社会学所说的“结构性怨恨”。

　　这种“结构性怨恨”自然而然地蕴含在由亲缘、姻缘、地缘等人类社会固有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交网络中，并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意见领袖”和普通网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个蕴藏在社交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由于其融合了长期积淀的社交情绪，因而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可信度和驱动力。这些关键节点促成传统的“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的二元结构，正逐渐演化为“意见领袖-活跃网民-普通网民”的三层次结构。我们称这种活跃网民构成的关键节点为网络治理的“情结”。

　　这种“情结”所蕴含的社会情绪普遍蔓延，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激烈爆发，提供了重要的“燃料”。当这种“燃料”与移动互联网这个环境变量结合时，通常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从互联网的移动化发展情况来看，情况也确实如此。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显示2001年到2010年间，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叙利亚手机用户增长了25到218倍，同期美国与中国的手机用户分别增长了2.17倍和5.93倍。

　　进而观察网络推动的一系列社会动荡，仅仅就新媒体（移动互联网里的社交媒体应用）而言，在危机酝酿、爆发与升级的全过程，新媒体主要发挥了“组织者”、“协调者”、“燃料提供者”与“放大器”的作用。全球网络空间内高速流动的信息，各种将人际关系网络化的新型社交网络运用，“职业化社会运动企业家”，即以培训、组织、实施社会运动的职业化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涌现，构成了引发大规模社会运动的“触发器”和“组织者”，并使得社会运动在烈度、组织程度和熟练程度方面，远超以往。

　　前文提及的四场运动，谁是真正的发起者无法澄清。一开始纯粹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他们在社会交往网站抗议、抱怨，然后一批志同道合者组成网上团体，各团体又相互串联，最后从网上走向网下。正因为在网上已经有了广泛的联络、动员，一走上街头，就在极短时间内形成很大规模。一旦形成气候，各种政治势力就参与进来，于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变成怀有政治目的的自觉群众运动。这种互动的复杂性，可见图1描述的五个埃及活跃网络用户在“倒穆”期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图，他们中包含了在国际媒体活跃但在本地并没有牢固群众基础的世俗反对派领袖、活跃在埃及本地主要由本土亲西方的世俗派精英中产阶层构成的非政府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本地支持网络发达且接受过西方专门技能培训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以及在倒穆过程中崭露头角的活跃个人。面对这种全新形式的多中心网络，穆巴拉克政府进退失据，在网络空间失语，在现实空间失能，最终成为历史中被翻过去的那一页。

　　（二）在错综复杂的组织者之间共享信息、资料，生产并传播具有凝聚力的象征符号，特别是提炼能够广泛传播的口号

　　“阿拉伯之春”中表现为要求特定领导人下台，进行政权更迭；“伦敦之夏”借助视频和照片凸显“酷”的行动；“华尔街之秋”明确提出“99%和1%”对立来凸出贫富差距；“莫斯科之冬”强调“公正选举”，反对“舞弊”以及“贪腐”。这些符号、口号成为来自四面八方、怀有不同目的“乌合之众”的共同行动纲领，促使他们聚合在一起。

　　（三）通过自媒体进行针对传统媒体，特别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统媒体的信息推送，借助传统媒体的报道为参加游行示威的人群提供坚持下去的动力

　　“阿拉伯之春”的组织者广泛使用“推特”、“脸谱”、视频分享网站，进行信息发布；“伦敦之夏”的参与者在行动的同时借助具备加密通讯功能的黑莓手机发布实时拍摄的照片；“华尔街之秋”中出现了最具组织化、技术化特点的“媒体中心”，自带发电机，借助移动通讯设备进行高度专业的信息发布，具有典型的自媒体特征；“莫斯科之冬”的组织者与国际媒体保持密切互动，在运动整个过程中都保持了对国际舆论空间的掌控，以至于在普京当选之后，尽管输掉了现实世界中的选举，但国际传媒乃至欧美政要仍然以反对派提供的消息为依据，要求彻查舞弊行为。

　　（四）通过对信息的加工、操控乃至扭曲，人为地放大实际具有的影响力，并借助虚假信息所具有的新闻效应，尝试裹挟乃至绑架国际媒体，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实力

　　在“阿拉伯之春”，表现为大量极具视觉、心理冲击力但又真假难辨的消息充斥舆论空间。突尼斯的“小贩不堪忍受粗暴执法自焚”；埃及的“穆巴拉克之子全家逃离埃及前往英国”；利比亚“卡扎菲下令空军轰炸示威民众”；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出动坦克屠杀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俄罗斯“民众大量唾弃普京”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五个虚假消息。截止目前，被证实的消息是突尼斯警察并无粗暴执法；小贩也非为了抗议自焚；埃及穆巴拉克之子出逃消息纯属捏造；利比亚卡扎菲轰炸示威的消息无法确认；反卡武装虐待平民的消息倒是确认了不少，丝毫不比支持“独裁者”的一方逊色；叙利亚和阿萨德坦克对抗的是疑似被基地组织渗透的叙利亚自由军；据称被唾弃的普京第一轮就拿到了超过60%的选票，动辄组织“数万人”游行的反对派得票率不超过10%。但在动荡出发以及升级爆发的关键时刻，发布足以激化局势的真假难辨的消息，日趋成为精通于新媒体运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基本策略谷歌翻墙2016，也构成了在具体策略层面，各国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首要挑战。

　　根据已有的材料，可以发现，能否以充满柔性、弹性与灵活性的方式，对来自新媒体的冲击与挑战进行“艺术化”的治理，构成影响在新媒体时代能否保持动态政治稳定的关键。其要素大致如下所述：

　　主流媒体介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建构”，指的是媒体遵循“就事论理”，“上纲上线”的逻辑，将具体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小问题，总结为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二是“解构”，指的是将原本可能指向社会制度，要求实施深层次和实质性改革的“大”问题，以“大题小做”、“分化瓦解”的思路，拆解和还原为近似不上台面的“小事”，进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阿拉伯之春”系列事件中，欧美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密切互动，以运动组织者在网络上发布的消息作为信息以及意见的来源，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炒作。“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的最初5天，主流媒体保持了一片寂静，纽约时报迟到9月23日才刊发了第一篇占领华尔街的报道。从报道频率来看，根据初步的抽样统计，10月3日、10月9日、10月10日三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大爆发并开始蔓延全美国之时，全美500份纸质报刊中，头版提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比例在10%~13%之间，出现频率低于在此期间的其他新闻；更为极端的案例包括10月9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周日版可以把几个月之前发生在中国新塘、增城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作为头版头条，也不涉及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方面自行进行的统计显示，其三大媒体在此期间的新闻报道中，“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关键词“失业”仅仅被提及427次，而“债务”则被提及7583次。从报道的方式上来看，“阿拉伯之春”的新闻被报道时，媒体会自觉地进行“抽象”、“概括”、“提炼”，将具体的不满警察执法方式、要求改善就业等诉求“上升”为对现政府的不满和对普世价值的诉求；在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时，则非常严格的从字面意义和具体诉求上进行理解，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深度思考，所有的讨论都在完全不触及美国现行政治制度本质的前提下进行。这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刚性在媒体报道中的体现，是长期以来比较完善和成功的意识形态“规训”的产物。

　　在2010年3月至12月，维基揭秘披露美国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文件，以及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报时，“规训”的成果同样得到了体现：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带着维基揭秘提供的材料，提前到白宫商量报道的口径，最终报道的材料是经过白宫、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情报局、国防部等机构代表连续48小时工作后筛选出来的材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阿拉伯之春”、“莫斯科之冬”等事件中，西方媒体全面排除来自相关国家官方媒体的声音，依据自由主义的基本模板，引用一些完全无法核实甚或是荒谬的信息来源，展开报道。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叙利亚：被西方媒体广泛引用作为消息来源的“叙利亚人权观察”，其实是一个常设伦敦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成员就是一个旅居英国的叙利亚小餐厅老板，其信息来源是叙利亚境内反政府组织成员通过电子邮件或者视频聊天提供的，但如BBC、CNN等西方传媒依然义无反顾的运用其中提及的死伤人数，作为对叙利亚局势报道的依据。这种成熟、复杂、微妙的政府-媒体互动关系，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发达国家政府能力的体现，也是这些国家实施形式上开放、透明政策的真正底气所在。

　　而缺乏应对开放媒体挑战的整体制度安排、应对措施简单且僵化，直接导致了动乱的加剧。相比欧美发达国家而言，阿拉伯之春的动乱席卷中东北非各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播治理策略不当引起的。突尼斯政府长期采取严格封锁互联网的举措，但在各种翻墙工具的侵蚀下，颠覆性信息不但能够照样流动，而且因为政府的封堵政策让谣言也具有了可信度；埃及政府在2006年前后开放国内信息产业，沃达丰等欧美公司掌控了埃及信息基础设施，埃及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挑战时，只能在全面切断互联网与无所作为之间进行选择，处境尴尬；叙利亚政府在2011年2月解除了对脸谱等新媒体的封锁，但没有做好应对冲击的准备，反对派得以乘虚而入，自黎巴嫩大量传输颠覆性信息，而当示威升级成暴乱乃至事实上的内战时，叙利亚政府采取全面禁止外国记者采访的方式，客观上助长了谣言的流传。

　　而同样面临新媒体挑战的俄罗斯，在应对措施方面则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首先是俄罗斯国内初步完善了基于实名制的网络管理制度设计，以后台实名制为基础，允许民众浏览包括脸谱、推特在内的各种传媒，但同时对其网络言行实施以法律为基础的监控；其次，从俄罗斯总统开始，俄罗斯主要领导人，尤其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均在脸谱和推特开设了自己的账号，而且是英语和俄语各自开设一个账号，借助有效地媒体管理团队，在网络空间与俄罗斯民众、国际受众、媒体，展开直接对话，公开而直接的驳斥西方传播的不实信息；第三，在国内选举开始前，遭到密集攻击和质疑的总统候选人普京，借助各种媒体，连续7个小时与民众进行对话，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一次对线个百分点，效果相当显著。

　　（三）各国政府能否建构有利于动态政治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解释框架，是能否有效达成动态政治稳定的核心

　　巩固而积极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解释框架是在新媒体时代维系动态政治稳定的“稳定之锚”。阿拉伯之春被看作是“民主”革命，“伦敦之夏”被定义为“暴乱”，“华尔街之秋”被当作是宣泄年轻人乃至“失败者”“不满情绪”的嘉年华，“莫斯科之冬”被看作是政治强人遭遇民众的挑战，国际社会的这四种不同反应，是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传媒三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整体来看，是否存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解释框架，是不同国家虽同样面临冲击，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的关键原因。比如，相比有关“阿拉伯之春”的解读，在分析“占领华尔街”运动时，主流国际媒体始终停留在零散而琐碎的“政策”和“不满”层面，以《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文章为例，内容就是强调，“占领”运动充其量就是再度提醒人们重视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不足，却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可以替代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更没有一个可以实践这种体系的组织化的力量。这种软性的结构，从根本上消解了社会运动上升成为真正革命的价值动力，确保了西方社会的动态政治稳定。

　　中国，自然不可能在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里置身事外。图2是新浪微博网民社会关系网络图示，展示出了我们所提出的网络治理艺术“情结”。“意见领袖-活跃网民-普通网民”三层次结构的形成，对中国来说，这一方面是网络发展与社会觉醒的标志，另一方面也必然意味着更加显著的挑战与冲击。要应对这种挑战，传统的治理方式只能提供要么无所作为，要么全面压制的尴尬选择方案。为此，整个体系都必须做出有效的调整，建立更加全面系统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到认真对接和理解不同阶层网民的真实诉求，调整政策导向和行为模式，以及最终学会用符合网络空间审美标准的话语系统展开有效的战略沟通。

　　意识形态具有在执政和治理社会过程中其他任何要素不能取代的作用。一旦意识形态混乱，社会一定混乱，这是造成“国家富了，人心散了”的基本原因。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是上下都能接受，都能践行的导向性思想和行为规范，广泛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解释功能、整合功能、引导功能。这是当前执政党重塑软权力的重中之重。

　　意识形态的价值，不是以简单背诵的条文来展现的，传播革命背景下，必须以民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包括符合民众对信息包装、传播形式的审美要求，探索和完善新的“解释框架”，使其能够帮助受众正确理解各种矛盾、问题，并提供合理的解决方式。这种解释框架，不能也不应通过僵硬灌输的方式进行推广，而必须借助意见领袖群体的良性传播。为来自民间的自发寻求网络空间新型动态稳定秩序的群体，提供宽松、有序的制度环境，鼓励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摸索更加有效地能够体现社会责任的服务提供方式等等。

　　（三）建立和完善网络空间与现实政策制定过程之间的“接轨平台”，使其成为民众信任且认可的利益表达平台，是目前需要着重解决的重大目标

　　新媒体的出现与普及，以及民众对于新媒体的信任，对塑造政府威信，实现灵活反应，是一个重大机遇。根据各种政务微博的发展态势来看，能够与民众进行积极互动，发布有效信息，及时作出妥善处理的微博平台，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赢得民众的信任。当然，要完善这一平台，需要在制度和体制层面做出相应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