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手机翻不了墙
71岁的方励第一次听说里斯本丸的故事是2014年。当时,他和导演韩寒正在舟山东极岛海域为电影《后会无期》勘景,无意中从渔民口中得知这艘船的故事——1942年9月底,载有1800多名盟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号客货船在日本军队押运下,从香港前往日本。其间,货船途经东极岛被美军击沉,828名战俘随船沉入海底,还有384人被东极岛的渔民救起。
取材于这个故事,韩寒在电影同名曲《后会无期》里写下了那句歌词——“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
在海洋调查技术领域从业多年的方励一直喜爱历史与物理探测,但里斯本丸的故事他从没听过。“可见有多鲜为人知。”他对里斯本丸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艘船在哪里?遇难的800多名战俘经历了什么?
2016年,方励利用行业资源,在东极岛搜索到沉船。之后,他和团队多次赶赴英国采访亲历者后代,试图还原那段沉没的历史。没想到一做就是8年。
9月6日,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在国内上映,豆瓣影评分数升至9.3分,几个主创团队成员都很兴奋。
“我做的东西触动了观众,我就很喜悦。”路演中,很多人问方励,为什么一定要做这部片子。方励总说,是人的故事、情感打动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的情感更珍贵的东西”。
光是搜索沉船就花了两年时间。此前,香港一支水下考古队曾去搜索残骸未果。方励解释,因为当时航海定位技术不够先进,日军记录的里斯本丸沉船坐标有误。
搜索沉船还要用昂贵的仪器设备。方励2016年第一次去东极岛时,在船上装了一个几十万元的声呐,在青浜岛40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搜索到一艘大型沉船,但无法确定就是里斯本丸。
2017年,方励带着更多海陆空的技术装备前往东极岛。通过一艘装有磁探仪的无人直升机,他的技术团队探测出沉船所在位置有一个巨大的导磁体,约为几千吨钢铁。这与里斯本丸7000吨的吨位大体吻合。
之后,他们又用无人测绘艇搭载几百万元的声呐,对沉船做精细的扫描成像,通过几何尺寸对比历史图纸,确定了它就是里斯本丸。
搜到船后,方励听说当年参与救人的渔民只剩一位老人,幸存的遇难者老兵也只有一位,准备马上开启“抢救性采访”。
这时,一位叫阿曼达·克里斯汀(AmandaChristian)的女士在媒体上看到方励搜索到沉船的消息,从英国发来一封邮件。
方励在一个深夜拨通了她的电话。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中,阿曼达语气激动,说自己的爸爸从小学一年级就失去父亲,爷爷的墓没有骸骨。
“这是个催化剂。”第二天,方励就叫来公司的员工、影视界的朋友,说要了解当年船上的年轻人“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准备开机。
摄影师袁则回忆,当时会上有20多个人,听完都应和了几句,但没人鼓掌。“纪录片就是个苦活累活。”袁则说,那时正是电影行业火热的时候,方励却要做纪录片,“必赔”。
2018年4月,方励第一次去英国采访遇难者的后人,接连探访了几个墓地,里面都是空的。还有的战俘连单独的墓碑也没有,只有一行小小的字交代了他可能的结局。“这个列兵也许被淹死了。”
“所有后代子女都想知道自己的爸爸在哪里。这种期盼非常触动你。”那几天,方励每天采访完都会记录自己的感受。他决心讲述这些“充满张力和人文情感”的故事。
但那时,他们只联系到十几个亲历者后代,讲大银幕故事的素材不够。思前想后,方励决定在英国报纸上打广告,寻找战俘后人。但一个多月的广告费高达200多万元,团队成员都劝他算了,“万一没结果,200多万元直接打水漂了”。
他不愿放弃。结果广告发布后,团队陆续收到380多位亲历者后代发来的邮件,还有一封来自加拿大,对方说,自己的父亲威廉·班尼菲尔德(WilliamBeningfield)是当年沉船的幸存者,他还活着。
“当时我们还在车上,听到这个消息每个人都嗨了。”袁则回忆,他们立即马不停蹄赶往加拿大,威廉整个大家族的人也都专程赶来,坐在沙发上听他讲过去的故事。
采访时,方励没有直接跟他聊里斯本丸,而是从老人年轻时当重机枪手的经历聊起,问他枪管没水了怎么办。老人家一下子乐了,说“我们撒尿”!从这句话开始,老人说“自己的回忆回来了”,向方励讲述了在里斯本丸上经历的屠杀和救援。
“你不能光冷冰冰提问,要关心他,进入他的语境和生活里。”为了拉近与后代亲人的距离,方励每次采访前,都会带着用无人测绘艇扫描出的里斯本丸声呐图,给他们讲自己如何因电影知道里斯本丸,又如何搜索到沉船位置,最终决定拍摄里斯本丸的历史。“他们本能地就开始给你讲他们的故事。”
2018年到2019年,摄制组前往美国、日本,找到了执行鱼雷发射命令的机械师加菲尔德(Garfield)、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的后人,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加菲尔德的儿女们说,父亲得知船上押解的都是盟军战俘后,患上了战后创伤应激障碍。很多年后,他专门去参加幸存战俘的聚会,痛哭着向他们致歉,“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们在那艘船里,我能看到的就只是一艘前面装有炮的日本货船……”
经田茂的儿女则丝毫不了解父亲的故事,他们说父亲服刑回国后,两年没有工作,整日唉声叹气,一天抽5包烟,常含着烟睡着,最后因肺癌去世。
方励后来找到这位船长在香港军事法庭上的审判记录。面对法官的审问,船长说,作为一个平民,他只能服从命令。他说如果军官命令他绞死战俘,他会从道德的角度反对,让其他人来完成。他还想过将自己绑在船上,与船同沉。
卡斯伯森(Cuthbertson)上尉在片中令人印象深刻:在2号舱的士兵争相爬出舱外、有人掉下舱底时,他站出来,让大家有序逃生。看到有的战友因受伤爬不出舱外,他又返回舱内,给战友们最后一口酒、最后一支烟,减少他们死亡前的恐惧。
还有中国渔民救援盟军战俘的故事。方励特意查阅过资料,当年岛上不到100户人家,没有良田,靠鱼虾维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渔民们冒死将384个盟军官兵安顿到一个庙里,拿来小咸鱼,煮饭给他们吃。
“看看人间的情感有多动人,这是我最想分享给观众的。不光是珍惜和平,也要珍惜家人,珍惜自己的所爱。”
2019年,方励完成了对120多位亲历者后代的采访。采访到最后一个家庭时,团队都说素材够了,不用再加。但一个美国年轻人两次发来邮件,说奶奶当年离开香港时只有14岁,很希望方励能去采访她。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方励带着摄制组又飞了一趟美国。
2020年,眼看不断有老人离去,后期制作人员都感觉到紧迫感。但庞大的素材量让他们犯了难:该如何讲述这个故事?从什么角度切入?
讨论后,大家都觉得应该以方励的主观视角进入,但方励很抗拒。“他觉得这么大的历史事件自己太无足轻重了。”摄影师陆一帆却觉得,微观视角恰恰动人。“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有条件、有责任感去做这个事,反而能让观众感觉到态度。”
几个主创团队成员说,实际上,这个片子能做出来,并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方励本人的决断和坚持。
比如耗时、耗资金最多的动画制作部分。动画师钟德宏说,为了还原历史场景,他们起初找真人实拍,进行三维建模,但做出来后,方励觉得人物太过写实,影响历史感。
他们又选了9位军人的照片,请雕塑家雕成三维的立体雕,然后用光学扫描,再数字建模,以呈现出一种“油画般的质感”,并试做了两分钟的动画,但大家一看,发现注意力都被动画吸走了。
剪辑时,方励想呈现幸存战俘最后一次看到战友在水中的样子,“最后一眼是最触动我的”。但联合导演和剪辑师都觉得太碎片化,不同意。多次争吵后,方励最终还是赢了,但代价是又增加几十万元的动画制作费用。
“他很轴。可以为自己要做的事不顾一切。”陆一帆说,他接触的很多制片人都会考虑一场戏投入的成本,但方励不会,“他可以非理性地在这个事上花非常大的力气、钱和时间”。
方励自己也说,“我是个很感情用事的人”。2016年,他在直播宣传导演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时突然下跪,引发网络热议。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下跪是情绪所致,“话赶话”到了那个爆发点,“只要你们愿意周末增加排片,让我钻桌子也行”。后来,《百鸟朝凤》的票房从不到400万元飙升至8000多万元。方励把票房收入都捐给了吴天明基金会。
也是出于感情用事,2019年秋天,方励自费60多万元,邀请遇难战俘的直系后代前往东极岛,参加“同父亲告别”的悼念仪式。
现场来了14位老人。看老人们行动不便,方励特意为他们订了头等舱,并专门向影片的历史顾问咨询了英国退伍军人的悼念仪式流程,在活动现场摆上遇难军官的照片。
当时唯一健在、参与过救援战俘的渔民林阿根老人也被请到了现场。悼念仪式结束后,老人们又被请上船,前往里斯本丸沉没的海域,见父亲“最后一面”。
袁则记得,当屏幕里一点点显示沉船的声呐图像时,船舱里安静肃穆,紧接着是一段段抽泣声。往海里撒下玫瑰花瓣时,老人们更是互相拥抱、哭泣,大声同水下30米的父亲告别。“70多年都不知道爸爸在哪,现在知道了。距离这么近。”
采访过程中,方励最动情的一幕是听到二等兵理查德(RichardPenny)的故事:理查德被俘后,给弟弟写了一封信,内容只有三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这个;永远关爱、照顾我们的母亲;她是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唯一的、最好的人。”
收件人当时还不到5岁,哥哥为了让弟弟看懂,信里全都用了大写字母。后来,理查德的侄子说父亲将这封信放在钱包里很多年。
还有一位叫罗恩·布鲁克斯(RonBrooks)的老人:他5岁时与在香港的父亲分离,和哥哥、妈妈被疏散到澳大利亚墨尔本。1942年,母亲从一位军官那里获知丈夫登上里斯本丸的消息,哭倒在门槛。1945年,母亲收到丈夫死亡的正式通知书,之后积劳成疾,不到4年就离开了人世,当时罗恩才14岁。
“他的童年少年经历了3次痛彻心扉的打击。”采访时,已是白发老人的罗恩读着父亲寄给妈妈的信泣不成声,摄制组的人也都落泪了。“我看到他就想起我父亲。”方励说。
方励的父亲也是5岁时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那是一段沉痛的家族往事:1927年,方励唱扬剧的奶奶因不被爷爷西安的家族接受,在扬州一带绝望投江。方励的父亲曾多次前往扬州寻找母亲的坟墓,都没有找到。
2020年年初,眼见98岁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方励借鉴在英国登报寻找亲历者后代的经验,在扬州一家媒体登了整版广告,替父寻母。
“家父平生最大心愿就是找到奶奶家族后人,获知奶奶安葬地点,亲自前往祭拜,并望百年后合葬。”他在广告里说,如直接协助找到奶奶家族后人和墓地,他愿以重金酬谢。
最后,他根据一条线索,找到了疑似奶奶的坟墓,只是限于技术原因,还不能确定墓主身份。但为了让父亲安心,方励谎称找到了奶奶,并设计了一个落有自己、父亲、奶奶名字的墓地图,打印出来一张大照片给父亲看。当时,方励的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但眼睛还能看到。
照顾老人的阿姨说,老人家去世3天前,曾嘟囔道,“妈妈回来了”。方励感到欣慰。“他认为我替他找到了,能够安息了。”
2023年8月,纪录片在英国伦敦试映。当时,影片的动画部分还没制作完成,团队先用黑白画面填充了动画缺失的部分。“为了让老人们尽快看到。”
那天,近400位盟军战俘的后代从中国、美国、加拿大赶来观影。年少时经历3次打击的罗恩·布鲁克斯也带来了儿女、孙辈,一家8口。“我的脸快被亲肿了。”回忆那天的场景,方励至今仍觉得感动。
很多人回去后给他写感谢信。罗恩·布鲁克斯的感谢信最晚发来。这位老人说,看完电影后他久久不能平静,沉浸在对父亲的想象、怀念中。今年1月,他离开了人世。
得知这一消息,方励彻夜未眠,悲伤的同时又感到欣慰,“老人家生前回顾了爸爸当年在运输船底舱的遇难真相”。
除了情感,驱动方励做完这部片子的更大动力是“历史”。“个人的情感很重要。但是它转瞬即逝,只有历史是长久的、永恒的,永远不会流逝。”
他认为历史对人的世界观建构至关重要。19岁那年,他正赶上历史动荡,对世界感到幻灭,活不下去的时候,历史救了他。芬兰史、瑞典史、丹麦史、荷兰史,《艾森豪威尔传》《肯尼迪传》《戴高乐传》,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读了这些书,他在字里行间拼凑出“这个世界的真相”。
历史让他获得穿越古今的自由。在西安碑林,他摸那些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碑石,想象每一块碑石背后的历史故事。看到一个山头,他想的是“造山运动、岩浆喷发,多少亿年前这山头怎么形成的”。
这也是他喜欢做编剧、从2000年起参与制作了十几部电影的原因,“编剧就是天南地北穿越,遨游世界”。
在他的世界里,同人、历史一样重要的还有自然。1981年,他在东华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专业读大学,一次去浙江衢州实习,他坐在山头上,看到旁边石头摇摇欲坠,“几万年都没掉下去”,人间却换了一代又一代。卡车在山脚像蚂蚁一样,他觉得“人太渺小”。再回头一看,几百万年没有风化的矿山,被“一个石头能砸成肉酱的人”炸成碎块,他又感到人的伟大。
36岁时,他顺着墨西哥荒原自驾,一路走一路吹着暖风,看着远处壮丽的晚霞、旁边雄伟的科罗拉多高原,他感觉就像“被地球母亲拥抱”。2003年,他去夏威夷,岩浆流到马路上,同行人害怕,他心怀感恩,想到生命的起源,“(一种假说认为)海底的高温热液是第一个单细胞转换的地方”。
“你用时空的宏大和你的生命体相比较,这个坐标建立以后,你就觉得人间没什么大事。你活那么短,有什么好纠结呢?”
感受到历史与自然的魅力,方励一直痴迷于探测物理空间的未解之谜。2002年,他利用自己在行业的人脉和资源,找厂家建造了一台声呐信标定位仪,又找到全球有名的深海打捞和定位专家,帮助搜索到大连“5·7”空难的黑匣子。
20世纪90年代,方励还想过去探测秦始皇陵,并专门为此找过陕西省文物局。他还想搜索20世纪80年代消失在罗布泊沙漠的科学家彭加木的遗骨,寻找在巴基斯坦泥石流中被掩埋的士兵的遗体。
方励说,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他最兴奋的时刻是找到第二个幸存老人威廉·班尼菲尔德,因为他是被中国渔民救起来的。“这就跟中国的历史挂钩起来了,这个故事的说服力也更强了。”
威廉曾说过,被救上船后,渔民们切萝卜给他吃。前年去东极岛时,方励无意从渔民口中得知,东极岛土壤薄、岩石大,从未长过萝卜,威廉吃的应该是白番薯。方励一遍遍公开讲述这个细节,为验证一个白萝卜的历史开心不已。
他还为两块瓷砖跑去法国,寻找背后的故事荣耀手机翻不了墙。那是当年被救到岛上的一个战俘留下的,其中一块保存在今天东极岛的博物馆里,还有一块放在渔民家里。方励研究了瓷砖背后的法文,得知这是一个法国小镇的名字,便带着团队去了法国。
他找当地历史学家,见当地砖瓦厂的前员工,又去被英军改造的医院看砖块的材质,都没找到有关这块砖的下落。
后来又过了一年多,方励发现,有人在网上拍卖4块一模一样的砖,他特地找到拍卖者,得知这4块瓷砖来自一个法国老奶奶的地窖。但线索也就止于此。
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方励举着这块瓷砖的照片,想象这块砖如何跨过英吉利海峡,远渡重洋到了香港,又上了里斯本丸,经过沉船、落水,最终到了东极岛渔民的手里。
还有一枚戒指的故事。这枚戒指是当年留在岛上的3个战俘送给渔民的纪念礼物,经过3代人的传承,还完好保存在渔民家里。方励通过寻访伦敦珠宝鉴定商,采访战俘的朋友,最终确定戒指的主人是一位叫吉姆·法伦斯(JimFallence)的士兵。
他“一战”时在皇家海军陆战队当号兵,战争结束后跑到上海、天津的租界当警察,20世纪30年代又到香港当警察,会说上海话、粤语,这也是他没被日军带走的原因。
其中一个故事一直令他念念不忘。它发生在遇难士兵最多的3号舱。3号舱位于船尾,船被击沉后,这里最先进水,舱内舷梯断裂,200多个士兵被困死在这里。
士兵罗伯特·比林厄姆(RobertBillingham)幸运地逃了出去,但他的好朋友哈里·梅斯(HarryMace)因为肥胖卡在舱口。危急时刻,罗伯特顾不上日本人的疯狂射杀,一次次深呼吸,扎入水中,想把好朋友拉出来。但水却越升越高,直到淹没哈里的脖子。罗伯特不得不放弃,并在最后时刻握了握朋友的手。
限于影片篇幅,团队还有200多个亲历者后代家庭没有采访,方励希望,未来能采访完这些家庭,建立一个数字纪念馆,永久保存他们的故事。
2018年,方励去英国海军陆战队俱乐部采访,一个老人听说他们要拍纪录片,追出来,给了他们10英镑。“那是我们收到的唯一一笔捐款。”如今,这张纸币被裱起来,挂到了公司墙上。
为了制作这部纪录片,方励声称卖掉了房产,几家参股的影视公司也因资金不够停止运营。“我现在租房住。”
观影人群里,方励最好奇00后的反应。“他们被短视频轰炸这么厉害,我好奇我们的影像还能不能抓住他们。”在武汉两个大学路演时,听到很多00后发言说“泪奔”,他“特别开心”。
他在路演时公开自己的微信号,通过好友申请时“手都摁酸了”,挨个给人发握手的表情。“人家来看你的电影,你要尊重别人,感谢别人的认同和共鸣。”
方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10年前,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年轻人说,要当自己人生的船长,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我说了算”。很多年轻人被他打动,还有人听完他的演讲第二天就辞职了。
2022年,他又去那里演讲一次。一个女孩说,辞职后,撞了南墙,多年过去,南墙还在,但我们有了故事。“多好的话。不是我一定要爬到那儿才算成功,我们有了故事就有了生命的内容。”
他对年轻人还是那个态度。“不要等,不要犹豫,人生很短,心愿是最珍贵的,钱是最简单的事,要拿钱换情感,换快乐,换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