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肉眼无法感知的微观世界中，渺小的粒子却能释放巨大的能量，而加速器正是科学家们认识、研究、利用微观粒子不可缺少的工具。

　　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这栋以加速器命名的大楼里，我国第一台4.5兆伏静电加速器自诞生起的四十多年间支持了无数科研理想翻墙看美剧去哪看。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在追逐真理的道路上为后辈挺起的巨人肩膀，也是他科研生涯的一座高峰。

　　在成为高峰前的几十年里，陈佳洱也是一名踩在巨人肩膀上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者。年少时师从王大珩、朱光亚、吴式枢等科学家，陈佳洱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1955年初，党中央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核武器的重大战略决策。陈佳洱随老师朱光亚调到北京，这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

　　当时陈佳洱主要负责招生和实验教学工作，我国“两弹一星”建设中的不少奋斗者便在其中产生。而原子弹研制工作，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对于那时的陈佳洱来说，教授物理实验，连一个小小的计数管都是他要攻克的难题。

　　陈佳洱：一个管能够测量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伽马射线，当时每个实验都需要计数管。计数管车间我负责，还要用乳胶测量射线，乳胶我原来没有碰过，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手把手教我。

　　1963年，陈佳洱被派往英国访学，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卢瑟福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面对英国学者的质疑，陈佳洱沉着应对。他的发现不仅解决了英国研究者无法解决的难题，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诊断以往只在理论中提到的越隙共振的实验判据。也正是在那时，震动世界的巨响从远处传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让陈佳洱在异国他乡挺起了脊梁。

　　结束访学后的陈佳洱带着满腔热情回国，决心要为国家做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加速器。1983年，我国第一台4.5兆伏加速器建造完成，成了北京大学核科学试验基地第一个大型基础设施。此后三十年间，从成功测定文物年代的加速器质谱仪，到我国第一个射频超导实验室，再到医疗、能源领域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小型激光加速器，一个个填补空白、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在陈佳洱和同事们的努力下相继诞生。

　　陈佳洱：我坐火车回牛津的路上，火车上的老太太问我你们中国有了原子弹，你们是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吗？我告诉她不会的，我们绝不首先使用原子弹，也不对没有核的国家使用原子弹。

　　陈佳洱不仅是物理学家，也是一名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1996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如何做好校长？陈佳洱在经过调查研究后做出两个决定：第一，文科生必须修至少四学分理科课程，理解科学是什么，理科生也需要修至少四学分文科课程，树立正确的三观；第二，成立学部，使相近学科更加融会贯通，更有利于学科发展。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适逢国家提出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陈佳洱和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共同推动了深刻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985”工程。

　　陈佳洱：他出不出国无所谓，只要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好他就会回来，我那时候不是一样出国么，出国了我不是回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