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4年8月发布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之策，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推进绿色转型取得了哪些成效，全面绿色转型应关注哪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如何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和政策激励作用，本期“光明青年论坛”邀请相关领域青年学者，围绕“全面向‘绿’”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刘梦：自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将“双碳”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并不断完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重点领域、行业的实施和保障方案不断出台，31个省（区、市）已制定本地区碳达峰实施方案，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绿色转型。2023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作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关键时期”的判断，提出了“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的要求，标志着我国正向着更加科学、精细的排放控制体系迈进。

　　伦飞：绿色转型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转型、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一是我国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积极发展绿色产业、循环经济，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转型。二是我国能源结构转型明显，传统的化石能源使用比例逐步下降，绿色能源的占比稳步提升。截至2023年，我国风电和光伏发电总装机容量已居世界首位，装机容量双双突破3亿千瓦。此外，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也快速增长。三是我国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国空气质量显著改善，PM2.5浓度大幅下降，主要流域水质显著改善，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刘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挑战。从国内来看，党的二十大进一步阐明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战略安排，为了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合理经济增速，这势必带动能源消费量进一步攀升。受资源禀赋限制，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转变，统筹能源安全供应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难度正在不断加大。从国际来看，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加速实施绿色壁垒政策，环境和气候议题政治化的趋势凸显。在此背景下，亟须通过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推动绿色技术突破、培育绿色生活方式等方法，把绿色转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好发展与减排、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从全领域、全地域推动全面、协同、创新、安全的绿色转型。

　　董骁：资源环境问题并非孤立的问题，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密切关联、相互交织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降碳减污任务艰巨。如果延续原有发展路径，即便不断加大生态环境整治力度，也难以达成治理目标。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把绿色转型的要求融入区域发展、产业结构、能源、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各个领域，不仅是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多重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

　　董骁：在5至10年内，碳减排潜力最大的依旧是生产环节，尤其是高耗能制造业。六大高耗能行业（火电、钢铁、非金属矿产品、炼油焦化、化工、有色金属）的总能耗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0%以上，碳排放量占比接近80%。为此，不仅要通过先进节能减排技术推进生产环节的绿色低碳转型，更要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

　　伦飞：生产环节占比最大，并不意味着其他环节不重要，因为最终消费环节在引领着生产。传统的消费模式以资源的高消耗和高排放为特征，过度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因此，通过生活消费的绿色转型，可以引导绿色生产、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流通和消费环节的绿色转型不但能够在消费端促进减排，还可以倒逼产品供给端减排，进而促进各个环节的系统性减排。

　　刘梦：能源生产和消费活动是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能源全面绿色转型需要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安全和绿色转型之间的平衡。全面转型方面，需要将绿色转型融入能源活动全链条，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开发和利用，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在经济成本可接受的前提下稳步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协同转型方面，我国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差异较大，如部分西部省份经济发展对煤炭资源依赖度依然较高，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合理制定绿色转型路线图，转型节奏应有所差异。创新转型方面，我国在氢能、储能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领域的部分环节技术水平与国际发达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绿色技术创新还需进一步突破。安全转型方面，目前我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在风电、光伏发电装机量快速增加的情况下电脑uc浏览器 翻墙 2016，需加快推进智能电网建设，提高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保障电力体系平稳运行。

　　董骁：制造业依旧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无疑也是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主阵地。《意见》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以碳排放量仅次于电力行业的钢铁行业为例，从工艺流程更新升级角度而言，我国大多数钢铁炼制采用的是以铁矿石为原料的燃煤高炉工艺，而非以废钢为原料的电炉工艺。推动钢铁行业减排，需要逐步淘汰以煤炭为基础的工艺生产方式。

　　此外，部分新兴领域的耗能及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例如近年来大力发展的各类数据中心，其本身也是耗能大户，行业规模迅速扩增，耗电量年增长率远高于其他耗能行业，而单体能效又参差不齐。为此，此类新兴产业的绿色低碳发展也需要及时关注并进行有效引导。

　　伦飞：农业应该在绿色转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国传统的高投入、粗放式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如水、土地、能源等），导致了土地过度开垦、地下水过度开采、土壤酸化、水污染、生态退化等问题。开展农业绿色转型，既能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还会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福祉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意见》提出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的目标，您认为实现目标的关键举措是什么？

　　董骁：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不可能放弃发展，这就要求推动发展的引擎必须是绿色的。所以最关键的是要摒弃以高能耗、高碳排放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旧引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布局包括新兴产业、循环经济、绿色能源、绿色交通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建筑等在内的绿色转型新赛道。

　　刘梦：能源是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排放之源，这也使得加快新能源发展成为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向。其核心举措，就是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加快构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为新能源发展“松绑”。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明确了建立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下一步，还需要因地制宜合理制定本地碳排放指标规划和评价考核体系，提升地方碳排放双控工作管理水平，完善各行业碳排放核算机制，为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保障。

　　董骁：绿色化和数字化的协同发展，能产生“1+12”的产业绿色转型赋能效果。根据中国信通院预测，至2030年，数字技术助力我国全社会总体减排量将可达12%到22%。近日，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指南》，明确了推动数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绿色化转型等双化协同两大发力方向，构建了数字化绿色化基础能力、融合技术体系以及融合产业体系等双化协同融合创新布局。在双化协同过程中，尤其需要针对大量中小企业对绿色化和数字化技术的认知、资源与投入不足的状况，加以必要的引导和政策支持，让其真正理解并感受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的降本增效成果。

　　伦飞：从技术层面来看，目前农业绿色转型的主要措施有：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和生物多样性农业等），减少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水资源的监测和管理，合理分配农业生产中的水资源；推动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建立农业循环经济体系；加强农民培训，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和理念，等等。

　　董骁：全面绿色转型，需要财政税收、投融资、技术标准、资源环境权益交易市场等一揽子政策的支持。各类政策的出台，主要是解决“两头”的问题。一头是投入问题，好的政策手段有助于解决绿色转型资金“谁来投、投给谁、怎么投”的关键问题。另一头是产出问题，转型的效益如何体现、如何分配，也需要科学的政策设计。

　　上面提到了传统制造业依旧是我国碳减排潜力最大的行业，而其绿色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仅靠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绿色金融工具的力量撬动社会投资，为钢铁、炼油、冶炼、化工、水泥等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例如，以重化工业为主的浙江衢州市，构建了覆盖工业、农业、能源、交通、建筑等多领域的企业碳账户体系，并将碳账户金融系统和衢州市范围内所有的金融机构核心系统打通，银行在企业授权后可获取企业碳征信报告，并将贷款利率与企业单位能耗、单位碳排放等绿色经济指标挂钩，制定差异化绿色信贷政策，为解决传统高碳行业绿色转型普遍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政策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