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贸易在推动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衡量国家或地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制度型开放是一种基于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法治经济，将大幅提升国际市场对中国开放高稳定性的预期，进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上海服务贸易规模一直居于全国前列，在深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一是深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改革。上海加强服务贸易发展顶层设计手机能翻墙电脑版，成立上海市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加强对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的领导协调。推进“放管服”改革，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照后减证”“一业一证”等试点，企业在享受“一业一证”的改革举措后，平均审批时限压减近90%，申请材料压减近70%，填表要素压减超60%。

　　二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上海聚焦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等8大重点领域，分类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比如，在科技服务领域，开展科创企业专利保险试点。试点向境外人士开放会计、通信和机动车检修等职业资格考试，探索建立本外币一体化账户体系，实施停居留及永居新政策等一批服务贸易创新试点政策。支持专业服务业走出去，持续推动律师事务所“走出去”，通过联营、合作、加盟等形式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三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资金进出便利化，支持企业搭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促进人员流动便利化，为外籍高层次人才提供便利政策。推进国际数据港建设，探索数据跨境流动。临港新片区发起成立“航运贸易数字化全球合作伙伴”，推动碳足迹检测认证、原产地溯源及供应链融资等多元场景运用。

　　四是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加快保税维修、进出境集散分拨、重点行业再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探索推动电子提单、电子发票、数字身份互认等领域的合作项目落地实施等。支持跨境电商发展，建立上海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全流程”的服务。推动文化贸易发展，从文化产品通关便利、文化产品保税仓储和展示等关键环节着手，打造快捷高效的文化产品进出境通道。

　　五是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无纸贸易，推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单证应用，打造全面高效一站式全球通关服务体系。加快推进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合作，推动优化认证检测服务环境。鼓励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助力“上海价格”逐步成为世界市场的“晴雨表”。加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浦东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改革协同，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打造人力资源、地理信息等国家级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一是加强服务贸易发展的顶层设计。服务贸易涉及行业多、管理部门多、资源分割、协调难度大，相互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尤为重要。要建立高效统一的协调工作机制，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破除服务业外资企业准入后的经营资格、经营条件、业务许可、管理人要求等“准入不准营”制度型壁垒。打造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链条、协同发展集群和开放发展生态。同时，深圳应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二是聚焦重点领域扩大开放。提升服务业开放合作层级是深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深圳具有科技创新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庞大的制造业基础，对接全球高端服务业，围绕科技产业需求做强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贸易，进一步推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总部经济、生产性金融服务、会展服务等相关领域开放，细化不同领域开放措施。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制定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扩大现代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

　　三是促进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深圳要主动对标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减少服务业边境后限制措施，加强规则衔接。持续推动深圳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由口岸通关向口岸物流、贸易服务等方面拓展，实现“单一窗口”与服务贸易相关的海关、检验检疫、税务等部门的数据和监管融合。优化服务贸易营商环境，增强对全球服务贸易企业的吸引力，促进内外资服务企业公平竞争。

　　四是发展数字贸易等外贸新模式新业态。深圳要加快完善数字贸易发展顶层设计和制度框架，释放数字贸易发展动能；借助过境免签等政策，争取实施更加便捷的离境退税政策；积极推动世界顶级IP旅游项目落户深圳；聚焦知识产权服务、云服务和数字内容进出口；支持保税维修、进出境集散分拨、重点行业再制造等服务贸易发展。

　　五是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发挥前海、河套等重大合作发展平台作用，探索建立与港澳对接的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度体系，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建设以企业为核心、软件产业园区等平台为载体的数字服务出口集聚区，推动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协同发展，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中进一步探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新路径，充分发挥不同平台政策的叠加效应。

　　目前，服务业领域制度型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还存在不少挑战。对此，深圳需着眼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侧重在“边境后开放”，特别是要根据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适应服务业、服务贸易开放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推进制度型开放。（本文系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专项课题“深圳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