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铺天盖地的短视频，别说是儿童和青少年，就连成年人有很多都难以抵挡诱惑，一刷刷几个小时也屡见不鲜——这种基于算法的视频时长（通常在十几秒到几十秒），恰好刺激了大脑内多巴胺奖赏通路，它让人们不断产生“再来一次”的期待，从而诱发成瘾行为。

　　不仅仅是短视频，各种社交软件也占据了日常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根据复旦发展研究院2022年公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在5000多名14岁至35岁的受访者中，半数多受访者有焦虑问题，近三成有抑郁风险，近一成有抑郁高风险。这些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增多究竟是怎么造成的？Z世代的人正在经历怎样的人生？

　　对于青少年来说，2010年代初，一些事情忽然出现了可怕的问题。你可能已经看到了统计数据[1]：2010年到2019年，美国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在2000年代相当稳定）在许多研究中上升了50%以上。10岁到19岁青少年的自杀率上升了48%。对于10岁到14岁的女孩来说，这一比例上升了131%[2]。

　　这个问题不仅限于美国：加拿大、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等，几乎同一时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依照不同国家的各种衡量标准，Z世代（Generation Z，通常指1990年代中后期作为出生年份，将2010年代初期作为结束出生年份）成员患有焦虑、抑郁、自残和相关疾患的程度，远高于我们有数据的任何其他一代。

　　精神健康状况下降只是诸多问题中的迹象之一。美国青少年孤独无助、缺少朋友的现象在2012年左右开始激增[3]。学业成绩也有所下降。根据“美国国家教育报告卡”（The Nation’s Report Card，是目前美国国内唯一连续、长期的中小学生学业成绩测量体系，首要目标是向美国公众报告学生的教育状况。编者注），2012年之后美国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开始下滑，改变了几十年来缓慢但总体稳步增长的趋势[4]。

　　“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是教育趋势的主要国际衡量标准，它显示，全球范围内，数学、阅读和科学方面成绩都出现了下滑，这种情况也是从2010年代初开始的。

　　和上一代人相比，Z世代的约会和性生活更少，对于生孩子也没什么兴趣[5]。他们更有可能和父母住在一起。Z世代在青年时期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较小，公司经理们表示与他们共事更困难[6]。虽然许多趋势始于前几代人，但其中大多数随着Z世代而加速。

　　调查显示，Z世代成员比以前的一代更腼腆害羞、更厌恶风险，而这些可能使他们缺乏雄心壮志[7]。去年5月，OpenAI的联合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和Stripe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在一次采访中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硅谷的顶尖企业家中，首次没有人年轻于30岁。

　　“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奥尔特曼说。在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行业中，他对20多岁的伟大创业者的突然消失感到困惑。

　　当然，代际之间并不能一概而论。许多年轻人正在茁壮成长。不过，就整体而言，Z世代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并在许多重要指标上落后于上一代。如果一代人的表现不佳——如果他们更焦虑、抑郁，并且在组建家庭、职业规划上的速度远远低于上一代——那么其对于社会和经济结构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2010年代初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改变了青少年的发展，使心理健康状况开始出现恶化？对此的理论解释比比皆是，但鉴于全球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这意味着，仅仅特定于美国的事件和趋势不能成为其主要的解释。

　　我认为答案可以很简单地概括，尽管其内在心理学基础是复杂的：那些年，富裕国家的青少年把翻盖手机换成了智能手机，并把他们的社交生活大部分转移到了线上平台，特别是那些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病毒式传播和容易上瘾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一旦年轻人可以随身将整个互联网装在口袋里，它们随时可用，昼夜不断，就会改变他们的日常体验和各个方面的发展路径。友谊、约会、性、锻炼、睡眠、学业、政治、家庭动态、身份认同——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影响。

　　对于更小的孩子来说，生活也迅速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开始接触父母的智能手机，随后在小学时拥有了自己的iPad、笔记本电脑，甚至是智能手机。

　　作为一名长期研究社会和道德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家，我多年来一直参与关于数字技术影响的讨论。通常，科学问题的构建相对狭窄，更容易用数据来解决。例如，使用社交媒体较多的青少年是否会有更高水平的抑郁？睡前使用智能手机是否会影响睡眠？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尽管关系的大小通常在统计上较小，这导致一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即，这些新技术并不是造成2010年代初心理和精神疾病激增的主要原因[8]。

　　但在评估任何一个潜在危害途径的证据之前，我们需要退后一步，提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什么是童年——包括青春期——当智能手机成为孩子生活的中心时，他们的童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我们对童年是什么，以及儿童和青少年需要做什么才能成长为有能力的成年人有更全面的看法，画面就会变得清晰了起来。事实证明，基于智能手机的生活改变或扰乱了许多成长发育进程。

　　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侵入并不是导致童年扭曲的唯一变化。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故事，可以追溯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我们开始系统地剥夺儿童和青少年的自由，以及没有家长监督的玩耍、承担责任和敢于冒险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是促进能力、成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2010年代初期，童年的改变加速了：已被剥夺独立性的一代人被吸引进入一个新的虚拟世界，对父母来说这似乎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它在许多方面比现实世界更危险。

　　我的观点是，大约12年前形成的基于智能手机的新童年正在让年轻人生病，并妨碍他们向成年的正常发展。我们需要进行一次重大的文化纠正，而且需要现在就做。

　　人类大脑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异常巨大，人类的童年期也十分漫长，这样的目的是为了给予大脑足够的时间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发育。一个孩子的大脑，在大约6岁时已经发育到成人的90％大小。

　　接下来的10到15年，是学习规范和掌握各种技能的关键期（身体、分析能力、创造力和社交技能）。随着儿童和青少年寻求经验并练习各种行为，频繁使用的突触和神经元被保留下来，而那些不经常使用的则会消失。正如脑科学家所说，一起被激活的神经元会连接起来。

　　大脑发育有时被称为“经验预期”，因为在动物生命中的特定阶段，大脑的某些部分表现出增强的可塑性，这时大脑可以“预期”某些特定类型的经验。你可以在雏鹅身上看到这一点，它们在孵化后不久会把任何与母亲大小相仿的物体认为是自己的妈妈。你也可以在人类儿童身上看到这一点，他们能够快速学习语言并掌握当地口音，但只限于青春期之前；在那之后，想要学习语言和发音像母语者一样就变得困难了。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文化学习也存在敏感期[9]。上世纪70年代，在加利福尼亚的日本孩子，只有是9岁到15岁之间在美国学校念过几年书后，才会在身份和交往方式上感到“美国化”。如果他们在9岁之前离开，就不会有持续的身份影响。如果他们直到15岁才来，那就太晚了——他们始终不会觉得自己是美国人。

　　人类童年是一个延长的文化学徒期，各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任务，一直持续到青春期。一旦我们这样看待它，我们就可以确定，促进或妨碍每个年龄段正确学习的因素。

　　对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学习最强大的驱动因素之一就是强烈的玩耍动机。玩耍就是童年的工作，所有幼年哺乳动物都有同样的任务：通过积极而频繁的玩耍来锻炼他们的大脑，练习他们成年后所需的动作和技能。小猫会扑向任何看起来像老鼠尾巴的东西；人类孩子会玩“捉迷藏”的游戏，这让他们可以练习捕食者和逃离捕食者的技能。

　　青少年会以更高的强度参加体育运动，并将俏皮话融入他们的社交互动中——调情、挑逗，并创造出能够将朋友凝聚在一起的内部笑话。关于鼠、猴子和人类的数百项研究表明，幼年哺乳动物都想玩、都需要玩，当他们被剥夺了玩耍时，其社交、认知和情感上都会受到伤害[10]。

　　玩耍的一个至关重要方面是身体冒险。孩子必须学会在环境中冒险，这其中当然会有不断的失败，而失败的代价往往并不高。这是他们拓展能力、克服恐惧、评估风险，并在学会合作以后承担更大挑战的方式。

　　四处乱跑、探索、打闹，或与其他群体真正发生冲突时，受伤的可能性时刻存在，这增加了刺激感，而刺激的玩耍似乎是克服童年焦虑、建立社交能力的最有效方式[11]。青少年时期，对冒险和刺激的渴望增强，因为失败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需要在特定时刻选择他们应对的风险。

　　人类的童年和青春期是在户外度过的，从一个充满危险和机遇的物理世界中演变而来。其核心活动——游戏、探索和密集社交——大部分都不受成年人监督，允许孩子们自己做出选择、解决自己的冲突，并互相照顾。共同的冒险和困境将年轻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友谊群体，使他们掌握了小群体的社交动态，为以后面对更大挑战做好准备。

　　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于互联网的出现，当时许多美国父母开始担心，如果让孩子独自出去玩会受到伤害或遭到绑架。这类犯罪一直极为罕见，但在父母心中却显得尤为突出，部分原因是街头犯罪水平上升，再加上有线电视的出现，使得失踪儿童案件得以全天候的报道。

　　社会资本——人们了解和信任邻里和机构的程度——的普遍下降加剧了父母的恐惧。与此同时，大学入学的竞争加剧使得家庭教育也越来越多见。上世纪90年代，美国父母开始让孩子们待在室内，或坚持要求下午参加由成人举办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自由玩耍、独立探索和青少年聚会的时间减少了。

　　最近几十年，在户外看到没有监护人陪着的孩子已经变得如此罕见，以至于当有人发现这样的孩子时，一些成年人觉得报警是他们的责任。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13]，父母们普遍认为，孩子应该至少到10岁才能在他们家门前无人监护地玩耍，而孩子在公园无人监护的玩耍年龄应该是14岁。而这些父母中的大多数在七八岁时就享受过快乐的户外无人监护的玩耍。

　　从更独立的童年过渡到现在的情况，是在数字技术稳步提升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使得孩子们更容易、也更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最终，科技公司得以全天候（24/7）接触到孩子。

　　他们开发出令人兴奋的虚拟游戏，旨在“引发兴趣”，这与年轻人大脑进化所期望的现实世界体验完全不同。

　　如今主宰着年轻人生活的互联网，是通过两波相关技术的到来而实现的。第一波对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年至1995年）的伤害微乎其微。而第二波则完全吞噬了Z世代。

　　第一波浪潮始于1990年代，随着拨号上网的到来，个人计算机已经不仅限于文字处理和简单游戏。到2003年，55%的美国家庭拥有了互联网接入的计算机[14]。在这第一波浪潮中，青少年抑郁、孤独等心理健康不佳的情况并未上升。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这些情况反而稍微下降了一些。千禧一代的孩子是第一批通过互联网进入青春期的群体，平均而言，他们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要比他们的年长兄弟姐妹或X世代的父母好。

　　第二波浪潮在2000年代开始涌现，尽管其全面影响直到2010年代初才真正到来。它最初是从一些帮助人们与朋友联系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推出而开始的。随着Friendster（2003年）、Myspace（2003年）和Facebook（2004年）等网站的出现，发布和分享内容变得更加容易。

　　青少年很快就接受了社交媒体，但在一开始，他们在这些网站上花费的时间是有限的，因为这些网站只能从计算机上访问，通常是客厅里的家用计算机。年轻人不能在校车上、上课时或在户外与朋友一起玩耍时访问社交媒体（以及其他互联网内容）。

　　在2000年代初至中期，许多青少年拥有手机，但这些手机是基本款手机（其中许多是翻盖手机），没有互联网接入。在它们上面打字很困难——它们只有数字键。这种手机是帮助千禧一代彼此见面或进行一对一交流的工具。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基本款手机对千禧一代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伤害。

　　直到iPhone（2007年）、App Store（2008年）和高速互联网（2007年已覆盖美国50%的家庭）的推出，以及许多社交媒体、视频游戏和色情提供商转向移动平台之后，青少年几乎可以每时每刻都在线上。这些技术创新之间非凡的协同作用推动了第二次技术浪潮。2011年，只有23%的青少年拥有智能手机。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飙升到了73%，四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自己“几乎总是”在上网[15][16][17]。

　　他们在小学的弟弟妹妹通常没有自己的智能手机，但自从2010年发布以来，iPad迅速成为了年幼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在2010年到2015年这个短暂的时期内，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儿童童年被重塑成了久坐、孤独、虚拟，并且与健康的人类发展不相容的形式。

　　第二波浪潮创造的基于手机的童年——不仅包括智能手机本身，还包括各种联网设备，如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视频游戏机和智能手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后不久，互联网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将成为民主的盟友和暴君的克星。当人们彼此相连，并能接触到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时，独裁者怎么能压制他们呢？

　　在2000年代，硅谷及其改变世界的发明是美国自豪和兴奋的源泉。世界各地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希望搬到西海岸，成为数字革命的一部分。史蒂夫·乔布斯和谢尔盖·布林等科技公司创始人被誉为神，或者至少是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了神一般的力量。

　　2011年，在Twitter和Facebook等去中心化社交平台的帮助下，“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当专家和企业家谈论社交媒体改变社会的力量时，这听起来并不像一个黑暗的预言。

　　你必须让自己回到那个令人兴奋的时代，才能理解为什么成年人如此轻易地默许了童年的迅速转变。即便如此，那时的许多父母仍然担心他们的孩子在网上做什么，特别是因为互联网能够让孩子接触到陌生人。但这个全新数字世界的好处也着实令人兴奋。如果计算机和互联网是进步的先锋，如果年轻人（被广泛称为“数字原住民”）的生活将与这些技术交织在一起，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开端呢？

　　记得在2008年，看到2岁的儿子在我的第一部iPhone上触摸和滑动界面，我感到特别兴奋。和被动地看电视或缓慢搭一座积木桥相比，我觉得他的神经元由于手机带来的刺激而更快地连接在一起。我甚至可以看到他未来的工作前景大有改善。

　　对于忙碌的父母来说，触屏设备也是救命稻草。只要给孩子们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我们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我们就可以在餐厅、长途汽车上、在家做饭或回复电子邮件时享受片刻的宁静。我们看到其他人都在这样做，认为这一定没什么问题。

　　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样。他们渴望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与朋友们交流，虽然法律规定了注册账户的最低年龄为13岁，但并没有研究来确立这些产品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性。因为这些平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现在仍然如此）来验证新账户申请者的年龄，所以任何10岁的孩子都可以在没有父母许可或知情的情况下注册多个账户，而且很多人确实这样做了。

　　Facebook和后来的Instagram成为许多六七年级学生社交的平台。如果父母发现了这些账户，为时已晚。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孤立，所以父母很少强迫孩子停用他们的账户。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在1854年反思简单生活的《瓦尔登湖》（Walden）中写道：“一件物品的代价，就是为它而牺牲的生活，不论是即刻还是长期的。”

　　这是经济学家后来对于任何选择机会成本的一个优雅表述——一旦你将金钱和时间投入到某件事情上，你就无法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因此，我们需要明白，现在一个年轻人的一天中，有多少时间被他们的智能设备所占用。

　　这些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最新的盖洛普数据显示，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花费约5个小时（包括在TikTok和YouTube上观看视频）。加上其他所有与手机和屏幕相关的活动，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平均每天7到9个小时之间[18]。在单亲和低收入家庭，以及黑人、西班牙裔和美国土著家庭中，这些数字甚至更高[19]。

　　这些非常高的数字不包括在上学或做作业时花在屏幕前的时间，也不包括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只是部分关注真实世界事件时所花费的时间，思考着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错过了什么，或者等待手机响铃的时间。皮尤研究报告显示[20]，2022年，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表示，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主要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而近一半的青少年表示他们对互联网整体情况也是如此。对于这些重度使用者来说，几乎醒着的每个小时都被他们的设备完全或部分地占用。

　　为了消费大量的内容，以及通过短信、帖子、评论、点赞、快照和回复为数以百计的“朋友”、“关注者”和其他网络联系人提供服务，青少年一天中的其他事情都必须被挤压或完全被排除。

　　最近，我对纽约大学学生进行了调查，他们中的大多数报告说，早上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他们的各类短信、消息和社交媒体动态。这也是他们晚上闭上眼睛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而且这几乎就是他们之间的主要事情。

　　2010年代初期，青少年的睡眠时间有所减少[21]，许多研究将睡眠不足与睡前使用移动智能设备直接联系起来[22]，尤其是当他们习惯于浏览社交媒体时[23]。运动量也减少了[24]，这很不幸，因为运动和睡眠一样，可以改善身心健康。几十年来，受数字替代品的影响，纸质图书阅读量一直在下降，但与其他许多情况一样，这种下降在2010年代初加速了。由于被动的娱乐活动唾手可得，青少年的思维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天马行空；沉思和想象可能未被列入必要事项清单中。

　　不过，智能手机时代童年最为毁灭性的代价，也许是与他人面对面互动的时间大幅减少。一项关于美国人如何打发时间的研究发现[25]，2010年之前，年轻人（15至24岁）报告称，他们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老年人多得多（平均每天约两个小时，不包括在学校一起的时间），而老年人只有30到60分钟。

　　年轻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从2000年代开始减少，2010年代加速下降，而老年人几乎没有变化。到2019年，年轻人与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减少到每天仅有67分钟。事实证明，Z世代多年来一直在保持社交距离，而在COVID-19来袭时，这一过程已经基本完成。

　　你可能会质疑这种下降的重要性。毕竟，很多在线时间都是通过短信、社交媒体、多人在线视频游戏与朋友互动的，这不是一样挺好的吗？

　　其中一部分肯定是这样，虚拟互动也具有独特的好处，尤其是对于地理上或社交上孤立的年轻人来说[26]。但总体来说，虚拟世界缺乏许多使人类在现实世界中互动“有营养”的特征，尤其是对于身体、社交和情感发展而言。特别是，现实世界的关系和社交互动具有四个特征，而在线互动则扭曲或抹除了这些特征。

　　首先，现实世界的互动是具体化的，这意味着我们使用手和面部表情来沟通，并学会回应他人的肢体语言。相比之下，虚拟互动主要依赖语言。无论提供多少表情符号作为补偿，消除我们具有亿万年进化编程的沟通渠道，可能会导致成年人在面对面互动时感觉不太自在，也不擅长面对面交流。

　　其次，现实世界的互动是同步的；它们同时发生。因此，我们学会了关于时间和对话轮流的微妙暗示。同步互动使我们感觉与对方更亲近，短信、帖子和许多其他虚拟互动缺乏同步性。如果评论没有立刻得到回应，误解的空间就会增大，压力也会增加。

　　第三，现实世界的互动主要涉及一对一的沟通，有时是一对多。但虚拟交流许多是面向大量潜在受众的。在线上，每个人都可以同时进行数十个异步互动，这会影响到每个互动的深度。发送者的动机也不同：受众众多，一个人的声誉总是岌岌可危；稍有错误或表现不佳就可能会危及声誉。因此，这些交流往往比一对一的对话更具表演性和焦虑感。

　　最后，现实世界的互动通常发生在具有高门槛的社群内部，因此人们通常会积极投入其中，并在发生裂痕时修复关系。但在虚拟网络中，人们很容易屏蔽他人或在不满意时取关对方。这种网络中的关系通常更脆弱，也更容易被随意支配。

　　这些不满和焦虑的线上特征，应该是大多数成年人都能认识到的。在线互动可能会激发出人们在现实中从未表现出的反社会行为。在线生活对成年人都会造成如此影响，那么可以想象它对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会产生什么影响吧，他们“经验预期”的大脑正根据社交互动的反馈进行重塑。

　　经历青春期的孩子们在网上可能会遭受更多的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指每个个体在缺乏客观的情况下，利用他人作为比较的尺度，来进行自我评价。编者注）、自我凝视（self-consciousness）、公开羞辱和长期焦虑，而这可能会导致发育中的大脑进入一种习惯性的防御状态。

　　大脑中包含应对机遇（当机会出现时）和逃跑（当威胁出现或似乎有可能出现时）的系统。人们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处于我们所说的“发现模式”或“防御模式”中，但通常不会同时处于两者中。这两个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机制，可以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就像一个恒温器，在温度波动时可以激活加热或制冷系统。

　　有些人的内部恒温器通常设定为“发现模式”，只有在明确的威胁出现时才会切换到“防御模式”。这些人看待世界更倾向于充满了机遇。他们更快乐，焦虑感也较轻。而有些人的内部恒温器则设定为“防御模式”，只有在感觉十分安全时才会切换到“发现模式”。他们通常觉得世界充满了威胁，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抑郁。

　　理解Z世代与前几代之间的一个简单方式是，1996年及之后出生的人的内部恒温器已转向“防御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从2014年左右开始，Z世代步入大学校园后，校园生活发生了如此突然的变化——学生们开始要求“安全空间”并触发警告。他们对“微侵犯”高度敏感，有时声称言语就是“暴力”。在当时，这些趋势令我们这些年长一辈的人感到很费解，但回过头来看，一切都说得通。Z世代的学生发现，与之前的学生相比，他们对言语、思想和模棱两可的社交遭遇感到更具威胁性，因为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心理发展。

　　关于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争论通常围绕着心理健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此突然和不经意地童年变化所造成的危害，其实远远超出了心理健康的范畴[26]iphone mac翻墙浏览器哪个好用。我已经谈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社交尴尬、自信心下降，以及久坐不动的童年。以下是三个额外的危害。

　　对于一个前额叶皮层发育完全的成年人来说，坐在电脑前继续完成工作已经足够困难了。对于青少年来说，在电脑前做作业则更加困难。他们可能缺乏继续完成作业的内在动力。鉴于他们的前额叶皮层尚未发育完全，他们的能力无疑会较差，因此任何拥有应用程序的公司都很容易通过提供社交验证或娱乐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他们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一项研究发现[27]，青少年现在一般每天会收到237条通知。持续的注意力几乎对于做任何有创意或有价值的事情都至关重要，但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被各种信息通知切割成了碎片。

　　甚至在课堂上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研究证实，当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时，他们会发短信和查看社交媒体信息，成绩和学习会受到影响。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基准测试分数在2010年代初（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开始下降。

　　对社交媒体或视频游戏行为成瘾的神经基础，与对可卡因或阿片类药物的化学成瘾并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它们都涉及多巴胺神经元和奖赏通路的大量异常且持续的激活。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脑会适应这些高水平的多巴胺。

　　当孩子不参与数字活动时，他们的大脑就没有足够的多巴胺分泌，于是就会出现戒断症状。这通常包括焦虑、失眠和极度烦躁。患有此类行为成瘾的孩子常常会变得乖戾、好斗，并远离家人，躲在自己的卧室，沉迷于电子设备中。

　　男孩的主要成瘾风险似乎是电子游戏和色情内容。“网络游戏障碍”（Internet gaming disorder，IGD）于2013年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条目被添加到精神病学主要诊断手册中，描述了生活中诸多方面的“严重损害或痛苦”，以及成瘾的特征[28]。

　　据估计，青春年轻男性中IGD的患病率为7%至15%[29]。至于色情内容，2019年发布的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的全国代表性调查发现，7%的美国男性同意或强烈同意“我沉迷于色情内容”这一说法，而且年轻男性的比例更高[30]。

　　女孩对视频游戏和色情的成瘾率要低得多，但她们比男孩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31]。一项涵盖29个国家的青少年研究发现[32]，约有5%至15%的青少年存在所谓“有问题的社交媒体使用”，其中包括专注度、戒断症状、忽视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以及向父母和朋友在关于社交媒体使用时长上撒谎等症状。该研究没有按性别细分结果，但许多其他研究发现，“有问题的使用”比率对女孩而言更高[33][34][35]。

　　我不想夸大风险：大多数青少年并不会对他们的手机和视频游戏上瘾。但是在多项研究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有问题的使用率大致在5%至15%之间。如果父母知道大约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会形成强迫性使用智能电子产品的习惯，这种习惯会破坏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看起来非常像成瘾，他们还会让孩子相对自由地使用其他任何消费品吗？

　　9到15岁是文化学习的关键敏感时期。然而，大多数孩子都会在那时获得他们的第一部智能手机并进行注册（无论是否经过父母许可），以消费来自随机陌生人的海量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其他青少年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内制作的。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老一代人隔绝，也与人类累积的智慧——包括如何过上充实生活的智识——相隔绝。Z世代沉浸在了解本国文化历史中的时间正在变少。他们正在一个令人困惑、无地域感、无历史感的漩涡中成长，这个漩涡由30秒的视频算法构成，其核心就在于迷住他们。

　　没有对过去历史的牢固认知，以及从一众观念中排筛出有害言论的能力——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代人共同努力——年轻人更容易轻信他们身边流行的任何糟糕的想法，这或许可以解释，去年秋天在TikTok上，数十位年轻人对本·拉登表示同情的视频会成为热门。

　　令这一切变得更糟的是，数字公共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无休无止的，通常讲述的是在我们这个拥有3.4亿人口国家的某个地方，某个人做了一些可能引起众怒的事情，但很快，就被下一个事件迅速覆盖了。它没有任何意义，留下的只有对人性和事物的扭曲感。

　　美国高中生中同意“生活常常感到毫无意义”这一说法的百分比。© Monitoring the Future

　　当我们的公共生活变得分裂、准瞬即逝且难以理解时，就会导致秩序的失范。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很久以前就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以某种共同的神圣感和对规则规范的共同尊重来团结人民，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充满了个人自由的伟大社会；相反，这是一个让个体迷失、难以设立人生目标并为之努力实现的社会。涂尔干认为，秩序失范是欧洲国家自杀率的主要驱动因素。现代学者继续借鉴他的著作来试图理解当今的自杀率[36]。

　　涂尔干的观察对于理解201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至关重要。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长期调查发现[37]，从1990年到2010年，高中毕业生对“生活常常感到毫无意义”的说法的认同程度略有下降。

　　但是，一旦他们开始过起了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生活，许多人便掉进了社交媒体的漩涡，在那里找不到任何确定感，所有的绝望指数都在增加[38]。从2010年到2019年，认为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的人数增加了约70％，达到五分之一以上。

　　我如何确信青少年心理以及精神疾病肇始于拥有手机的童年呢？质疑者指出其他事件也可能是罪魁祸首，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2012年桑迪胡克校园枪击事件、不断上升的学业压力以及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尽管这些事件可能是某些国家的促成因素，但没有人能够解释这场灾难的时间跨度和国际范围广度。

　　另一个证据来源来自于Z世代本身。在关于监管社交媒体、提高年龄限制和让手机远离学校的讨论中，你可能会期望找到许多Z世代成员反对的言论和文章。我寻找过这样的论点，但几乎找不到。相比之下，许多年轻人讲述了毁灭性的故事。

　　弗蕾娅·印迪亚（Freya India）是一位24岁的英国散文家，她解释了社交媒体网站如何将女孩带入不健康的处境：“表面上，你的孩子似乎只是在看一些化妆教程，关注一些心理健康影响者，或者尝试着塑造自己的身份。但我告诉你：他们正在被送往某个糟糕的地方。无论他们正与什么样的不安全感或脆弱感抗争，他们都会被进一步推向更糟糕的境地。”她继续说道：

　　“Z世代是这个失控的全球社会实验中的小白鼠。我们是第一批将自己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感输入到一台机器中的人，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谁之前，机器一直将它们放大并折射回我们身上。我们不仅仅是在算法中长大，它们把我们抚养成人，它们重塑了我们的面貌和身份，让我们相信我们是有病的。”

　　“对于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成年的人来说，如今典型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Zoomers（Z世代的人）每天平均花费9个小时在这个屏幕时间的毁灭循环中——试图忘记他们正在流失的巨大空虚，即使只是一天…… 9个小时。尴尬的沉默可能是用来思考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就这么痛苦的时间。用算法的白噪音来淹没它要容易得多。”

　　“我在生活中错过了很多事情——很多社交活动。现在我感受到了影响：结交新朋友，和人交谈。我感到我的交往不如我预期的那样顺利和流畅。我缺乏对世界（地理，政治等）的了解。我没有花时间进行对话或学习体育运动。我经常感觉自己像一个空洞的操作系统。”

　　或者看看Facebook在涉及青少年焦点小组的研究项目中发现的情况。这是由弗朗西斯·霍根（Frances Haugen）于2021年披露的：“青少年将焦虑和抑郁率的上升归咎于Instagram，”一份内部文件称，“这种反应是自发的，并且在所有群体中都是一致的。”

　　因为智能手机，尤其是社交媒体，将Z世代的成员及其父母置于了一系列集体行动陷阱中。一旦理解了这些陷阱的逻辑，逃脱的路径就变得清晰了。

　　Meta、TikTok和Snap等社交媒体公司经常被拿来和烟草公司进行比较，但这对烟草行业并不公平。确实，这两个行业的公司都向未成年人推销有害产品，并不断调整产品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客户（即上瘾），但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大量青少年确实可以选择不吸烟。即使在1997年青少年吸烟高峰期，也有近三分之二的高中生不吸烟[39]。

　　相比之下，社交媒体对非用户施加的压力更大，而且开始得更早，方式也更为隐蔽。一旦任何一所中学的几名学生在十一二岁时谎报年龄并注册账户，他们就开始发布关于自己和其他同学的照片和评论。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纷争。其他人的加入使得压力越来越大。

　　一个女孩即使意识到了Instagram可能助长美貌崇拜、焦虑和饮食失调，她也可能愿意承担这些风险。事实上，如果她抵制Ins，而大多数同学没有，她可能就会被边缘化，随之而来的是面临焦虑和抑郁的风险——与那些社交媒体重度使用者可谓殊途同归。通过这种方式，社交媒体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壮举”：它甚至伤害了不使用它的青少年。

　　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利昂纳多·伯斯腾（Leonardo Bursztyn）领导的最新研究精确捕捉了社交媒体陷阱的动态[40]。研究人员招募了1000多名大学生，并询问他们，如果停用他们的Ins或TikTok账户四个礼拜需要多少钱作为回报。这是经济学家常用的问题，旨在计算产品对社会的净价值。

　　平均而言，学生们表示他们需要大约50美元（TikTok为59美元，Ins为47美元）来停用任何一个被问及的平台。随后实验者告诉学生，他们将尝试让学校中的大多数人停用相同的平台，并向他们支付报酬。然后问，如果大多数人这样做了，你需要多少钱才会停用平台？平均而言，答案是少于零。

　　社交媒体的关键在于网络效应。大多数学生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在用所以才使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宁愿没有人使用这些平台应用。在研究的后期，学生们直接被问及：“你是否希望生活在没有Ins [或TikTok]的世界？”大多数学生回答是肯定的——每个应用都有58％的学生表示同意。

　　这是社会科学家对“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Action Problems）的典型定义[41]。当一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采取特定的行动，那么整个群体都会受益。重点在于，除非别人也都采取同样的行动，否则个人成本将超过收益，就得不偿失了。考虑限制捕捞量以避免当地鱼类灭绝的渔民也是如此：如果别人都不这么做，那么他只会蒙受利益损失。

　　香烟让一些吸烟者成瘾。社交媒体让整整一代人陷入了集体行动问题。早期的应用开发者有意识地利用年轻人的心理弱点和不安全感[42]，迫使他们消费一种产品，而许多人在反思之后，希望能尽量少用，甚至不再使用。

　　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至少陷入了四个集体行动陷阱。对于单个家庭来说，逃离是很困难的，但如果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协调和行动，逃离就会变得容易得多。这里有四个规范可以扭转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时代。我相信，任何采用这四种方法的社区都将在两年内看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显着改善。

　　这里的陷阱是，每个孩子都认为他们需要一部智能手机，因为“其他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于是许多父母屈从了，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感到被孤立。但如果其他人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即使孩子的六年级班上只有一半的人拥有智能手机——父母也会觉得提供一部基本的翻盖手机（或者根本不提供手机）会更舒服。将全天候互联网接入推迟到九年级（14岁左右）作为国家或社区规范，将有助于在青春期最初几年保护青少年。

　　根据2022年英国的一项研究，这几年是社交媒体使用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最相关的年份。有关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和视频游戏机的家庭政策应与智能手机限制保持一致，以防止过度使用其他屏幕活动。

　　与智能手机一样，这里的陷阱是，每个青少年都强烈需要在TikTok、Instagram、Snapchat和其他平台上开设账户，主要是因为这是他们大多数同龄人发帖和闲聊的地方。可如果大多数青少年直到16岁才允许使用这些账户，那么家庭和青少年就可以更轻松地抵制注册的压力。

　　延迟并不意味着16岁以下的孩子永远无法在TikTok或YouTube上观看视频，只是他们无法开设帐户、发布自己的内容，以及让算法了解他们的偏好。

　　大多数学校声称禁止使用手机，但通常这只意味着学生在课堂上不应该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研究显示，大多数学生确实在课堂时间使用手机。他们还在午餐和课间休息时使用手机——这些时候学生本应该与同学面对面交流。

　　唯一能让学生在校期间不再盯着手机的方法是要求所有学生在一天开始时将他们的手机（和其他能发收短信的设备）放入储物柜中。已经实行无手机政策的学校似乎总是报告称这种做法改善了校园文化，使学生在课堂上更加专注，与同学的互动更多。已发表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43]。

　　尽管近几十年来儿童遭受谋杀、酒驾和其他身体威胁的比例已经大幅下降，许多父母仍然害怕赋予自己的孩子独立性和责任感。这种恐惧部分来自于：父母们会相互观察以确定什么是正常和安全的，而他们很少看到现在有家长让9岁的孩子独自去商店买东西的情况。

　　如果许多父母开始让他们的孩子出去玩耍或办事情，那么对于什么是安全和可接受的规范会迅速改变，什么是“好的育儿方式”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更多的父母信任他们的孩子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例如，要求他们的孩子多做一些帮忙或照顾他人的事情——那么如今在高中生调查中普遍存在的无用感可能会开始消散。

　　请不要忽视这第四条规范。如果父母没有用真实世界的经历来取代屏幕时间，包括与朋友的互动和独立活动，那么禁止使用智能设备会让孩子感觉到被剥夺，而不是开启一个充满机遇和好奇的世界。

　　基于手机的童年如此有害的主要原因是，它把其他一切都抛在了一边。智能手机是体验障碍。我们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完全消除屏幕，也不应该是让童年回到1960年的样子。相反，应该是创造一个童年和青春期的版本，让年轻人能够扎根于现实世界，同时在数字时代茁壮成长。

　　政府的一个基本职能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国会可以协助解决我所强调的问题，例如将“互联网成年”年龄提高到16岁，并要求科技公司禁止未成年儿童访问其网站。

　　然而，在最近几十年里，国会在解决公众关切问题时表现得并不好，因为解决方案可能会让一个强大而财大气粗的行业感到不满。州长和州立法者的效率要高得多，他们的成功可以让我们评估各种改革的效果。但归根结底，要改变规范，我们需要自己在社区团体、学校和其他社区中完成大部分工作。

　　现在有数百个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由孩子的母亲们创办的，她们看到了智能手机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正在努力扭转基于手机的童年，促进更加独立、现实世界的童年（我已经整理了其中许多项目的清单[44]）。

　　我参与创办的一个组织是为家长或学校提供了各种简单的项目。例如游戏俱乐部（学校每周至少在放学前或放学后开放操场，孩子们报名参加无手机、年龄混合、无组织的游戏，作为每周的常规活动）和让成长体验（一系列家庭作业，学生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选择做一些自己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例如遛狗、爬树，去商店买东西或做饭）。

　　即使没有组织的帮助，家长们也可以与孩子朋友的父母协调，打破集体行动陷阱。他们可以共同制定智能手机使用规则，组织没有成年人监督的游戏，鼓励孩子们在家、公园或购物中心聚会。

　　我提出的四项规范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实施，而且它们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明显的伤害，虽然它们可以得到新立法的支持，但即便没有新立法，它们也能够得以落实。今年，我们可以立即开始实施所有这些措施，特别是在学校和家长合作良好的社区。校长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家长让孩子推迟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以支持学校通过无手机环境来改善孩子心理健康的努力，这将催生集体行动并重新定义社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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