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些都为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提供了遵循。

　　从国内发展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需紧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安排，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从外部环境看，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是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外部风险的先手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既面临赶超跨越的重大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需在重要科技领域有所作为，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在此背景下，深刻理解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重要意义，进而深入研究面临的主要难题和应对之策，十分重要。

　　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首要的是“摸清家底”，及时有效评估“缺什么”“差在哪”等现存难点问题。

　　一是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卡脖子”问题主要表现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方面，既有面向产业发展的问题，也有基础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具体来看，在行业层面，一些产业链的部分关键环节依赖国外供给，存在产业链、供应链断链风险。在基础材料、关键元器件等关键共性技术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比较大。比如，工业软件是制造业在材料、工艺、机械、控制、应用等多个层级协同的集中体现，其生命力在于与工业需求的深度融合和应用数据的大量积累，是各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重要领域。由于我国市场需求和数据积累的缺乏、产业生态体系的不完善，我国工业企业“重应用、轻研发”的观念较重，造成了我国工业软件企业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二是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当前，我国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方面的瓶颈依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可以说，越往产业链、价值链上游延伸，我们的自主可控能力就越弱，一些环节的自给率就越低。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持续加大基础科学研究，力争在新架构、新材料等方面实现突破。

　　三是内需潜力难以有效转化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动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巨大内需潜力能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新技术实现快速迭代和产业化规模化应用。但是，如何用好用足这一优势是个重要问题。现实地看，当前我国巨大的内需潜力尚难以有效转化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动力。一方面，出于对新产品新技术可靠性的担忧，一些企业对使用新产品新技术的意愿不强。这些新产品新技术难以获得市场认可，也就难以在国内市场实现迭代和发展成熟，创新企业也难以通过新产品新技术获得接续研发的资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国内产品聚集在中低端、研发长期处于跟踪状态的局面。另一方面，一些领域的相关政策和管理方法尚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的判断受到影响，进而直接影响企业的整体利润、研发投入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是科技创新的组织方式面临新的要求。如何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新技术新趋势对科技创新的组织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新环境下，科学的组织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也越来越取决于产业链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开放性。特别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科技创新的范式和组织模式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数字化发展的大趋势促进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变革，交易活动的非中介化和网络化使“用户”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形成了“用户参与”的新价值创造模式。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高流动性、高度依赖数据以及多层次交互性等特点，使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可以实现资源要素的跨地区跨领域跨组织无障碍流动，这也极大地挑战了现有资源配置的组织模式、协调模式、管理流程和评价标准。

　　科研选题是科技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立足我国现有优势，着力解决实际问题。

　　第一，要用好用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供支撑。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重点在推动内需潜力有效转化为科技创新动力，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推动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的作用十分突出。超大规模市场有利于稳定技术产品的销售收入，能有效保障持续创新，有利于激发新技术应用创新，促进技术快速迭代。对此，需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通过不断培育和拓展国内大市场，着力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堵点、补齐短板、摊薄成本，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营造良好环境。同时，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能聚集全球优质资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提升。

　　具体来看，要加速对市场的培育，高度重视“高势能客户”的引领作用。按照“以新应用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带动新技术”的思路，瞄准对普通客户有示范性、影响力、权威性的高势能客户的需求，为有影响力和产品应用意愿的行业领域提供试用机会，有效引导、释放、扩大对关键产品的消费需求。同时，要积极落实扩大内需战略，继续加大政府部门的先行示范力度。针对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国外市场需求竞争激烈等突出问题，以一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创新应用场景发布为支撑，分阶段、按步骤合理有序推进关键环节、关键领域的关键产品应用，激发客户采用关键产品的积极性，强化供需对接，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第二，针对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的问题，优化扶持方式，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的整体效能。需坚持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科技问题出发，进一步加强对未来科技发展和应用趋势的研判，确定、部署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多元化，引导创新资源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倾斜；着力推动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坚，通过增强源头供给能力，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以改革红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具体来看，要注重统筹兼顾，从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角度出发，结合不同区域发展实际，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的过程中，为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为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提供支撑；要以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应用方向为重点，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水平，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我国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前沿引领技术、战略高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要围绕重点行业领域的产业链、生态圈，充分发挥现代技术手段的辅助作用，仔细梳理产业链上下游每一环节、生态圈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情况，汇集和整理行业需求、重大成果、特色资源、重要主体和科技政策等信息，整理影响行业领域创新发展的关键技术清单、配套缺项清单和重大问题清单，清晰把握我国产业链电脑 翻墙 ps4、供应链的突出优势、薄弱环节、明显短板和关键需求，提出优先次序，评估并组织力量开展集成研究、协同攻关。

　　第三，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强供需保障方面的互利合作，强化政策保障。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点在于建立市场化、多层次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组建研发联盟攻克技术难关，同时还需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

　　具体来看，要建立促进产学研有效衔接、跨区域通力合作的体制机制，加紧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与此同时，科技创新的相关政策要注重“接地气”，做到决策时运筹帷幄、落实时如臂使指，多从创新主体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出发，使相关政策举措精准适度、落实到位。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