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5年，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抵达中国，在游历17年后，他返回故土，留下了一部《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西方人了解神秘东方古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东西方交流的序幕。

　　七百年后的1975年，一位同样名叫马可的意大利青年，来到彼时尚未开放国门的新中国求学。在这里，他爱上了中国电影。之后，如同马可·波罗首次系统性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物产与盛景那般，他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道路上拓荒，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依旧未曾停止。

　　马可·穆勒曾经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威尼斯电影节的艺术总监。此外，他还担任过佩萨罗电影节、鹿特丹电影节和洛迦诺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对于当时搞不清“总监”究竟是什么职位的中国电影人来说，一概亲切地喊他“马主席”，现在这个称号还挂在他的微信上。

　　对于我们媒体来说，过去他是站在欧洲电影节的红毯上，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影人的“穆勒先生”。近些年来，他跟贾樟柯导演一起创办平遥电影展，成了平遥的荣誉市民；去年，他又定居上海，成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及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习惯用中文交流的他，早就不是“穆勒先生”，也不是老外，而是大家口中的“老马”。

　　在刚刚结束的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马可·穆勒担任了主竞赛单元的评委。此后，他将投入第5届平遥电影展的选片策划工作。日常中，他承担着隶属于上海大学的上海电影学院及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的教学工作。生活里，这位上海女婿还是家庭煮夫，除了让妻子和女儿一饱口福外，不时露一手正宗的意大利美食来款待朋友。日前，赶在老马的百忙之中，澎湃新闻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老马将我们见面的地点，定在了距离他工作的上海大学不远的茶馆里。相比意大利的国民饮品咖啡，老马更爱喝茶。不但爱喝，他也懂经，买茶必去茶城，先观后品再掏钱。对于心头好的这份执着心，或许是根植在他个性里的一部分吧。

　　对于中国电影的热爱，也是如此。可能有人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上，他对祝希娟说自己很喜欢《红色娘子军》的那番话，是老外的客套。哪里知道当年还是留学生的他，为了看《红色娘子军》等国产片，不惜在晚上校门关闭后翻墙回宿舍，为此没少挨批评。

　　谈及谢晋，他说：“谢晋对我的关怀，我真的没齿难忘。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是在1979年，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老外。但是他听说我想跟他见一面，立刻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成了朋友后，我每次来上海，他都会请我去老吉士吃上海菜，总是不忘带上他家藏的五十年女儿红——谢晋不是绍兴人嘛。我们就一边喝女儿红，一边吃着醉虾，一边聊天。”

　　谈及“台湾新浪潮”导演，他说：“我最早在香港认识杨德昌，当时他们正在拍摄一部由四个短片组成的拼盘电影，就是后来的《光阴的故事》。我问他，听说还有一位很有个人风格的导演，拍过《儿子的大玩偶》。于是，他立刻把侯孝贤介绍给我。看了当时他的早期影片后，1988年，我就在意大利佩萨罗电影节做了第一次侯孝贤个人作品展。”

　　谈及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他说：“我们年龄差不多，从年轻时起就认识了，之后一直保持沟通交流，又一起变老，交情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至于贾樟柯导演，他说：“从我在威尼斯电影节时，就对贾导的作品——不论是短片、纪录片还是剧情长片竭力相挺。”他们携手一路走来，从无到有打造出平遥电影展，这份莫逆之情自不必言。

　　而如今在大学任教的老马，还希望通过培养电影修复等中国亟需的专业人员，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尽一份力。在他的第二故乡，他有许多想做的事，也有新的电影梦要去实现。

　　澎湃新闻：你最早来到中国是在1975年。当时中国跟西方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为什么会想要来中国留学呢？

　　马可·穆勒：事实上，经历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后，很多欧洲年轻人都对中国很向往；而且整个1960年代，非宗教性的东方哲学，比如禅宗这类，在西欧非常流行。我自己的话，中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学中文了，16岁开始去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办的夜校，那里汇集了对中国感兴趣的大批积极分子。所以，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意大利留学生，可以说是必然的。

　　当时，我本科已经毕业了，论文是关于人类学的，所以我最早申请去社会科学院继续我的研究。等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社会科学院已经关了——那时还处于“文革”后期。负责接待留学生的老师，就建议我去沈阳的辽宁大学进修大众文学，我感觉这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因为大众文学应该与口头文学、民间文化有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选择，我之后肯定不会那么重视中国电影。

　　到了沈阳后，负责教我们的几位老师都不错，但其中有一位研究古典美学的学者特别杰出，他很快就为我们展开整篇中国文化的画幅。这位老师目前仍然在世，名叫王向峰。我第一次了解到《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就是通过王老师，这种研究在当时还是相当大胆的。

　　马可·穆勒：在辽大时，除了王向峰的课之外，其他课的学习内容不多。当时我的同班同学里，就有我的前妻杜阿梅（Marie-Pierre Duhamel），她比我大一岁，是法国留学生，也跟我一样，一直很喜欢电影，之前在本国参加电影俱乐部。我们一有空就跑出去看戏、看电影。当时“文革”还没结束，能看到的除了样板戏，就是朝鲜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苏联早期电影。

　　我们发现有一部样板电影，一看就跟其他的不一样，叫《磐石湾》。还有一部《青春》，讲的是一位哑巴姑娘想当电话总机，虽然内容是典型的样板片，但还是可以看出它有特别之处。这两部电影是谁拍的呢？就是谢晋。但当时我们不知道，因为那时片头片尾没有导演的名字。

　　后来，我们从辽宁大学转到南京大学。当时，“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有一批解放后的中国电影重新被拿出来放映。有一天——谢晋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杜阿梅听说有个篮球场要放映《红色娘子军》，而且不是芭蕾舞，据说是一部很不错的故事片。于是，我们两人想着一定要去看，就骑个自行车赶过去。我那时留着很长的胡子，因为中国的理发师不知道该怎么修剪胡子，杜阿梅也不怎么高，结果到了那里，看自行车的大娘就跟我说，“老爷爷，你的女儿很漂亮”。

　　当时，我们一看就发现了，这位谢晋导演的审美取向，跟其他中国导演确实不一样。然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我最喜欢的《磐石湾》和《青春》也是谢晋拍的。能将社会主义跟浪漫主义融合在一起，又不失浓烈个人风格的导演，还要属谢晋。

　　1977年春节之后，有更多中国的老电影重新上映。虽然南大的课程相比辽大要更丰富一些，但我跟杜阿梅心心念念的还是中国电影。我们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当时南大的校门晚上八点就关了，晚回来就不得不翻墙了，为此还多次吃到批评。可那时我们电影真没少看，甚至还拟了导演排行榜。排在第一名的当然是谢晋，后面还有谢铁骊和谢添。我们非常喜欢“三谢”。

　　马可·穆勒：意大利最热衷介绍新电影的电影节，可以算是佩萨罗电影节，1980年代的时候，我还曾担任这个电影节的总监。1978年，我刚刚从中国回到意大利的时候，佩萨罗就举办了欧洲第一个解放后中国电影的展映活动。但我发现自己最喜欢的一些作品为什么苹果手机可以翻墙，都不在这次展映当中。

　　那时我资历尚浅，主要负责翻译和陪同，还无法参加选片工作。不过，我跟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团长谢铁骊一直都在聊天，告诉他我很喜欢中国电影，包括他的《早春二月》。他就说：“那你下次来北京的时候，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这样后来才认识了谢晋等许多位中国导演。

　　说回到中国电影的推介，眼看佩萨罗电影节的展映活动里，没有我最喜欢的那些作品，我就在想，一定要再办一次大规模的中国电影展映活动。1979年的时候，意大利最发达的工业城市都灵还没有电影节，我就跟都灵的市长和文化处长谈了我的想法，说都灵电影节一炮打响的活动，就应该是大型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他们拍板同意了，于是我立马从罗马搬家到都灵。花了两年时间，筹备了一个大规模的中国电影回顾展，放映了共计135部影片。其中最早的一部是1922年上映的《劳工之爱情》，是当时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默片。

　　我最早接触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拍摄的老电影，也是在那个时期。意大利电影资料馆的馆长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因此得以跟中国电影资料馆联系上了。后来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代表团来到意大利，表示很希望能交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的拷贝，我就为他们列了一个详细的片单，而且每场放映都由我担任翻译——那时我的中文比现在要流利（笑）。

　　在筹备中国电影回顾展的两年里，我为了找中国电影的拷贝，跑遍了全世界。比如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老影院里，就找到了一些上海1940年代的老电影；还跑到哈瓦那唐人街去，那里的电影院已经关门了，我就想方设法说服对方让我去片库看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从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挖掘出中国电影的拷贝。

　　当然，两年里，也不是说没有留下遗憾。当时，西方首位研究中国电影的电影史学家陈立（Jay Leyda）就告诉我说，有一个美军空军基地里藏了100多个拷贝，从日本战败之后就没人动过，里面很可能会有一些消失的影片。可是，一个意大利公民，也没办法进到美国的空军基地里翻腾，最后这批拷贝恐怕也是不知所踪了。

　　马可·穆勒：这就要从头说起。我从1980年起就担任威尼斯的选片人。当时威尼斯电影节的总监，是新现实主义的导演卡罗·里査尼（Carlo Lizzani）。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在1958年就来过中国，拍了纪录片《长城》。我就毛遂自荐，开始向他推荐中国电影。之后，直到1995年，我都担任威尼斯的选片人，只有一年例外。因为那年换了一位思想偏向右翼的总监，我向他推荐了田壮壮的《猎场札撒》和《盗马贼》，但他都无法理解，所以我就暂时退出了威尼斯选片人的工作。后来，比拉吉（Guglielmo Biraghi）出任威尼斯的总监后，我才又回去。我跟比拉吉聊了之后，他就问起来，“谢晋这位导演特别有意思，为什么西方没人知道他？”

　　其实，我在都灵办中国电影回顾展的时候，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担任法国《电影手册》主编的著名影评人塞尔吉·达内（Serge Daney）来看了之后，也非常喜欢谢晋的作品。1983年，我还去法国做过一次谢晋作品的回顾展。

　　说回到比拉吉，他就决定在1989年邀请谢晋来威尼斯当评委。那一年，最后是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拿了金狮奖，这其中自然也有谢晋的功劳。

　　当时评审团里最有名的是意大利导演普皮·阿瓦蒂（Pupi Avati）以及好莱坞导演约翰·兰迪斯（John Landis），还有拍了《天堂之日》以及许多“新浪潮”名片的古巴摄影师内斯托·阿尔门德罗斯（NéstorAlmendros）。他们也觉得《悲情城市》不错，但电影具体讲了什么，他们看不明白，于是谢晋就发挥他善于说服人的本领，慢慢让这些评委心服口服。

　　说到冲突，这个奖项结果一揭晓，意大利媒体就炸了锅，群起攻击我。其实，早在1980年代初期，凌子执导的《原野》参加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时候，就有媒体对我不满意了。

　　那是第一部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意大利媒体就觉得，一位女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凭什么呢。而这一次是第一次有华语片拿了金狮奖，媒体的反应可想而知。虽然我在1988年就在意大利办过杨德昌跟侯孝贤的电影回顾展，但当时意大利媒体对当代华语片线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拿了最佳影片银狮奖，欧洲的发行商买下来做了大规模放映后，他们才渐渐有所了解。

　　马可·穆勒：当时意大利和中国合拍了连续剧《马可·波罗》，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吉奥里亚诺·蒙塔尔多（Giuliano Montaldo）执导的，于是谢铁骊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又来到了意大利。其实会面是安东尼奥尼主动提出的，然后，我向谢铁骊做了转达。谢铁骊马上就说，“去！但是以我个人的名义，不可能整个中国电影代表团一起去。”到了安东尼奥尼的家，他就说，“老安，我们都非常崇拜你，也非常喜欢你的电影，总有一天你的作品一定会得到平反。”

　　澎湃新闻：虽然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没有华语片，但是“一种关注”单元里有之前在平遥电影展拿下创投项目的《街娃儿》，你看好这部作品吗？

　　马可·穆勒：不是那种官方性质的推荐，就是朋友之间的闲聊。我跟福茂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初我当洛迦诺电影节当艺术总监的时候，他是负责出版电影节相关书籍的出版社的老板。将来我还会继续向柏林、戛纳、威尼斯推荐中国电影。

　　澎湃新闻：贾樟柯导演六月初才宣布要回归平遥，现在距离十月份平遥电影展的开幕，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了，这一届的准备工作，从时间上看会不会太紧张了？

　　马可·穆勒：不会。因为我一直没想过放弃平遥，而且在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有些导演也会把他们作品的初剪版本给我看。我也会去说服制片人和代理方，希望对方至少把亚洲首映留给平遥。虽然我目前已经在上海定居了，感觉似乎离平遥有些距离，但我对平遥有很深的感情，还是平遥的荣誉市民；今年又是平遥非常重要的过渡之年，我一定要帮“老家”的忙。

　　不过，定居上海之后，我跟一些老朋友的走动变得更方便了。你看像张军钊、陈凯歌、田壮壮、胡玫、刘苗苗这些第五代导演，我们年龄差不多，从年轻时起就认识了，之后一直保持沟通交流，又一起变老，交情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当鹿特丹电影节艺术总监的时候，陈凯歌和“香港新浪潮”的导演方育平，就在我家住了几个星期。

　　澎湃新闻：目前，你担任上海电影学院的老师和电影研究中心的艺术总监。这份教学工作对你意味着什么？

　　马可·穆勒：最重要的是，我通过跟年轻人的打交道，能够知道他们爱看什么样的影片，尤其是爱看什么样的华语片，所以每堂课我都会预留15分钟的交流时间。还有一些课堂上不太好意思发言的同学，下了课会过来找我聊天，这也很好。

　　我觉得上海电影学院跟其他电影学校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对电影的热情非常纯粹。之前，我接到了一个任务：观看全上海所有电影院校送来的31部毕业短片，这让我想起1980年看田壮壮的《我们的角落》时的感触。我发现这些三年级的学生探索的方向各有不同，有纯粹的文艺片，也有类型片的尝试。从这里我就发现上海这座城市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氛围。

　　说起这点，回到1979年、1980年，我看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老电影，就发现当时上海电影人已经在拍实验性很强的作品了。比如袁牧之的《都市风光》，我一直希望中国电影资料馆能把这部电影放出去，让国外的电影节看一看。还有像贾樟柯导演和我都非常喜欢的费穆，我在1984年的佩萨罗电影节安排了《小城之春》的放映，那应该是这部电影在海外的首映吧。

　　澎湃新闻：提到老电影的重新放映，我感觉眼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很多中国的老电影还没来得及修复，意大利倒是一直在电影修复上领先其他国家，比如博洛尼亚有专门的电影修复实验室。

　　马可·穆勒：没错，我们意大利人将修复文艺复兴时期壁画和建筑的功力用到了修复胶片上。除了你提到的博洛尼亚电影修复实验室外，柯达在离纽约不远的罗切斯特也有一个胶片修复的基地，主持工作的保罗·谢奇·乌塞（Paolo Cherchi Usai）可以说是当今最伟大的电影修复方面的专家，他其实也是意大利人；包括比利时电影资料馆（Cinémathèque Royale de Belgique）的馆长，也是从博洛尼亚过去的；世界各地还有很多跟电影修复有关的机构都有意大利人的身影。

　　谈到这里，我们上海电影学院的陈凯歌院长和何小青院长，已经决定跟博洛尼亚当地的电影修复机构展开合作，我们会向他们购买设备，希望将来中国电影资料馆也会愿意跟我们合作，他们的片库里值得修复的电影太多了。

　　虽然不可能立刻就开出一个新的科系，但我在跟两位院长讨论学院未来发展的五个方面时，其中就有胶片修复，包含在“电影的保护与抢救”里面。另外四个方面分别是影展策划、文化翻译、文艺片的发行以及艺术影院的管理。

　　之所以想到在上海电影学院开设这些课程，跟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观影氛围有关。你看，除了全国艺术电影联盟之外，还有立足本地的上海艺术电影联盟；服务本地影迷的公众号“电影山海经”我每天都会看，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电影的热情。

　　希望在这五个方向上培养人才还有一个考量就在于，艺术电影的观众是需要培养的。贾樟柯拍完《江湖儿女》后，带着片子在全国走了一圈，回来后他告诉我，在中国，艺术电影的观众少说有6000万。这些观众渴望不断的给养，这就需要在全国有更多的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式的团体。还有就是现在文艺片进入院线有一个尴尬的现实：很多都放在多厅影院里最小银幕的那个厅放映。随着观众群体的成熟和壮大，未来我们希望能看到专门放映艺术电影的多厅影院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