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作为21世纪使用最为广泛的新媒介，极大地赋能了个人表达和传播效能，但以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应用却正在遭遇美国的完全封禁管制。博士研究生杨乐和崔保国教授在《传媒观察》2024年第6期刊文，探寻数字时代国家媒介管制及其影响。文章首透过TikTok的三重属性分别对美国国内舆论、数字资源获取和中美博弈产生的影响，分析美国封禁TikTok缘由，从美国打压TikTok的封禁措施扩散、数字媒介的安全化风险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三方面说明国际秩序主导者美国打压TikTok的全球性影响。研究对美国打压TikTok缘由和全球性影响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数字地缘政治时代数字媒介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相互作用，客观评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

　　21世纪之初，社交媒体被视为实现人类自我发展的工具而备受欢迎，然而将言论自由列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美国如今却正在对拥有超11亿用户量的短视频社交媒体TikTok采取封禁措施。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美国为何将作为个人表达工具的TikTok视为国家安全威胁？作为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捍卫者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对TikTok的管制措施将产生何种全球性的影响？

　　美国对TikTok的管制始于2019年其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调查TikTok。2020年特朗普政府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发布行政命令限制 TikTok 在美国境内运营，这将事态推向高潮。2021年拜登政府否定特朗普总统令，签署《政府设备禁止 TikTok 法案》限制TikTok在特定设备中使用，但TikTok仍能继续在美国运营。2024年3月5日，美国对华竞争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迈克·加拉格尔向国会提交《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的侵害法案》，该法案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在法案生效后的180天之内剥离TikTok在美国的控制权，否则将强制在应用商店下架该软件以彻底封禁。目前该法案已经获得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通过。历经两届政府5年时间，美国对TikTok的管制已经从部分封禁向全面封禁演变，本部分将对集媒介、数字平台和科技企业属性于一身的TikTok遭遇美国打压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

　　大众自传播的社交媒体赋予个体情感表达的能力，但对政府行为不满情绪的表达可能将招致管制。全球社交媒体市场自互联网商业化以来一直由Meta（旗下的社交媒体产品包括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Twitter和Youtube等美国社交媒体企业所垄断。2018年由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收购Musically短视频音乐应用程序结合自身算法推荐技术打造的TikTok迅速在全球流行，打破了美国垄断的社交媒体市场格局。TikTok作为新的社交媒体产品为美国民众提供了新的个人表达渠道，同时作为非美国企业产品，也为民众讨论更加敏感的话题提供了平台。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保护以及230法案对社交媒体平台对内容不负责任的豁免权给予美国民众广泛的言论表达和不满情绪发泄的权利，但美国对TikTok的制裁明显体现出其言论自由的有限性，当人们表达对政府立场的不满情绪时，政府会违背其所谓言论自由价值观进行管制干涉。

　　美国政府从2021年出台政策要求政府设备中封禁TikTok的管控上升为2024年要么剥离要么完全封禁的管控，一个关键变量是2023年10月以来爆发的巴以冲突。TikTok作为舆论场充斥着亲巴勒斯坦的言论，与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相违背，同时平台中的反犹主义言论对美国犹太势力造成冲击。犹太有影响力的名人曾多次联名要求TikTok对平台中的反犹言论进行管制，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完全封禁TikTok。同为社交媒体平台巨头的Facebook和Instagram则明显压制了亲巴勒斯坦言论。这使得非美国企业旗下的TikTok更加被认定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2024年4月24日在美国共和党人罗姆尼（Mitt Romney）和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一场对谈中，布林肯谈到了巴以冲突中社交媒体叙事对舆论场产生关键影响，罗姆尼则直接表达了对TikTok的剥离/封禁法案是因为TikTok上有关巴勒斯坦的内容占比太大的观点。可以说，巴以冲突中民众在TikTok平台上表达的对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不满和对犹太人的不满推动了美国政府对TikTok的极端管制。

　　数字时代，数字资源成为国家实力和财富的象征，美国对集成数字资源的TikTok打压旨在占据数字重商主义下的数字金银。作为一款非美国本土经营的在美用户量超过1亿的社交媒体平台，TikTok以其信息传播和经济生产功能已经嵌入到美国社会中。根据Digital Report数据，近三年美国超过18岁的TikTok用户量分别为2022年的1.3亿、2023年的1.1亿以及2024年的1.48亿。2024年2月皮尤民调机构发布的《美国人如何使用TikTok》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1/3的成年人在使用TikTok，并且越来越多的人通过TikTok获取新闻信息。TikTok作为平台型社交媒体已经不仅仅是消息传递的工具，其作为数字平台广泛地联结着当地企业创造经济效益。2024年4月牛津大学经济中心与TikTok联合发布的《TikTok帮助中小型企业成长，为全美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TikTok的1.7亿活跃用户中有700多万家企业，2023年TikTok为美国GDP贡献了242亿美元，提供了22.4万个就业岗位。此外，在美国政治社会的嵌入中，非盈利机构OpenSecrets 的数据显示，自 2019 年开始，字节跳动已在美国联邦游说上花费了超过 2390 万美元。然而，TikTok社交媒体平台在美国的嵌入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威胁，制裁TikTok明显展示出美国在其数字重商主义思维下对数据资源的保护。

　　首先，通过数据本地化措施将TikTok美国用户的数据封禁在美国国内。2020年特朗普政府时期，因怀疑美国用户数据被中国政府使用，曾通过行政令要求TikTok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为打消美国对TikTok数据滥用的质疑，TikTok与科技企业甲骨文达成协议，将美国TikTok用户数据全部迁移至甲骨文的服务器中，甲骨文云在美国托管TikTok平台包括算法和内容审核功能，所有美国数据流量都将通过甲骨文云进行路由。此外TikTok还花费15亿美金打造德克萨斯计划（Project Texas），专门对美国用户数据进行本地化保护。其次，美国通过法令限制数据跨境流动。在出台要么剥离要么封禁TikTok法案的前一周，2024年2月28日，拜登政府发布《保护美国人个人敏感数据免遭“受关注国家”利用》行政命令，对美国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进行限制，所谓“受关注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朝鲜、古巴、委内瑞拉和伊朗。社交媒体平台作为用户个人数据的主要收集者，在美国推进数据本地化中将受重大影响。最后，不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提出了TikTok与其中国母公司剥离的要求。针对合规经营的数字平台的这种剥离要求无疑缺乏合法性，对TikTok拥有的海量用户资源和强大的算法资源的占有，实则是剥离要求的最终目的，并成为数字重商主义下一种极端的数字金银获取手段形式。

　　中美科技领域竞争性的增强，使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海企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首要打压目标。据统计，TikTok目前拥有超过11亿用户分布在160多个国家/地区，月活用户量为10亿，语言覆盖逾75种，TikTok的全球广告收入已经超过Twitter和Snapchat的总和。TikTok在海外市场的风靡成为中国近年来成功出海的科技企业代表，但中国企业的身份和科技企业的属性使TikTok成为中美科技新冷战中美国打压中国的对象。美国对华遏制的范围从经贸到科技不断扩大，但这种打击范围的扩大并非基于贸易和技术本身的客观判定，而是以贸易和技术来源方的身份属性作为评判标准，其核心是削弱中国竞争力，维护美国霸权地位。

　　“TikTok国家安全威胁论”的核心是TikTok母公司为中国企业的国别身份。2020年8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国家紧急状态法》以及 《贸易法301条》发布了《关于解决TikTok威胁的行政命令》，行政令开篇就表明“中国企业开发和拥有的移动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传播持续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并且认为TikTok的用户数据会被中国政府用于获得美国公众和联邦人员信息，TikTok受中国政府内容审核的控制，以及TikTok成为中国政府信息操纵的工具。此后，在美国议员提交的封禁TikTok提案中以及TikTok CEO周受资出席的听证会中，TikTok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政府是否能获取TikTok用户数据，TikTok平台上虚假信息的传播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周受资个人与中国的关系等，成为美国议员反复质疑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点。拜登政府通过法案禁止TikTok在政府发放的设备中安装和使用，在个人数据保护层面发布《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不受外国对手窃取的行政命令》和《防止受关注国家访问美国人的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行政令》，以所谓“外国对手”和“受关注国家”等限定表明了其对中国的针对性。而事实上，TikTok对美国用户的数据保护已经通过“德州计划”做了最为全面的技术性保护，但其仍旧遭受美国政府对TikTok数据安全性的质疑。在这种所谓安全威胁质疑中，客观的技术评判已经难以作为标准，对中国与TikTok关系的主观推测成为其判定标准。在美国对中国敌对性增强的双边关系背景下，美国对TikTok的打压更多是缘于其中国企业的国别政治身份。

　　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对TikTok的强势打压势必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美国主导的塑造TikTok威胁论对其盟友国家已产生较大影响，其对TikTok的管制措施在同盟体系内迅速扩散。而在数字博弈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兼具媒介属性和平台属性的社交媒体因其显著的内容和数据特征，极易成为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他国数字媒介的缘由，成为数字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场域。此外，中美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强国，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压和数据跨境的针对性限制不仅将影响两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翻墙 打不开youtube网站。

　　2021年拜登政府否定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出台的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的总统令，但仍以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署了《政府设备禁止使用 TikTok 法案》，这一针对TikTok的部分封禁管制措施在其同盟体系内不断扩散。截至2023年12月，已经有20个国家采取了与美国在政府设备中封禁TikTok相同的管制措施。以军事同盟关系为美国盟友测量标准，在20个采取部分封禁TikTok的国家中，美国军事盟国有17个，占85%之多。同时，这些采取部分管制措施的国家中也有受欧盟的影响，20个国家中欧盟成员国为14个，占比70%。

　　美国政府在2022年12月颁布《政府设备禁止使用TikTok法案》，欧盟在2023年2月出台政策禁止在欧盟职员手机中使用TikTok。2024年3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要么剥离要么完全封禁TikTok法案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4月也公开表示欧盟“不排除”禁止TikTok。可以说，作为最先出台政策禁止政府设备中安装TikTok和正在推动全国范围内禁止TikTok的美国，其管制政策在此后西方国家对TikTok的管制中引发了效仿作用。采取部分封禁TikTok的国家其管制理由与美国所谓的TikTok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相似，以保护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的理由居多。部分美国盟国在禁止TikTok在政府设备中使用的声明中直接表明是受到他国影响。例如，加拿大的声明中“这与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做法是一致的”；法国的声明中“法国的几个欧洲和国际合作伙伴已采取措施，限制或禁止其政府下载和安装TikTok应用程序”；比利时的声明中“其他几个国家最近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这些声明进一步反映出其对TikTok的管制措施受其伙伴国影响，而这些国家最为重要的盟国是美国。因此，从管制TikTok的国家中美国盟友国的占比及其国家声明可以看出，在TikTok遭受的全球性管制中，美国主导的塑造TikTok威胁论对其盟友国家产生较大影响，其对TikTok的管制措施已经在同盟体系内扩散。

　　社交媒体的媒介属性和平台属性使其具有显著的内容和数据特征，而这两种特征在国家数字博弈日益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极易被国家安全化从而成为打压他国数字媒介的合理化缘由。安全化理论强调“安全”不再是简单的言语概念，而是人们根据自身认知所主动“设定”的某种目标。安全主体通过对议题的安全化包装从而将其纳入安全威胁应对框架，并赋予采取相应“安全行为” 的合理权限。内容生产是传媒产品的核心，社交媒体也一样，其特殊之处只是其内容为用户生产的内容，商品化不仅是内容的商品化也包括社会网络关系的商品化。对于国家而言，信息内容的安全化风险主要来自媒介的影响力，例如他国或行为体可以利用传媒产品传播信息，影响公众认知，甚至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美国国防部已经将社交媒体视为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计算和机器人同等级别的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新技术。在美国将TikTok安全化的过程中，其包装性安全话语就强调TikTok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可能成为中国政府信息操纵和进行宣传的工具。

　　平台属性的传媒产品具备强数据属性，在数据安全的话语下容易面临安全化风险。当前大数据挖掘技术日益精进，传媒产品承载的用户个人日常行为数据一旦通过机器学习等计算方法进行汇总、处理和分析，也会变得具有战略意义，可能成为国家情报分析的来源。特别是平台型的传媒产品，其跨越国界运营汇集全球用户数据，正日益成为国家监控和地缘政治施压的主要目标。部分封禁TikTok 的美西方国家都认为 TikTok 可能被用作所谓间谍工具。在美国塑造TikTok威胁论中TikTok的内容和数据是其不断强调的风险点，这种安全化的塑造很可能延伸至与内容相关的游戏产业、网络文学等，与数据相关的平台型企业电商平台“SHEIN” “TEMU”等。2024年4月媒体报道的中国电商拼多多国际版“TEMU”可能因内容问题面临欧盟的审核。这一事例已经初显内容和数据属性的产品极易被安全化的风险。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TikTok开展全方位安全化虽然推动了其国内封禁TikTok议程，但极大地渲染了数字安全威胁论，内容和数据属性极强的数字媒介可能在新一轮的监管压力下首当其冲，不利于全球数字产业发展和合作。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数字经济第一和第二大国，数字经济的相互依赖使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必将影响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之一，其提供的多元化平台型经济应用场景为全球中小型企业提供创收机会，但美国对TikTok的打压以及愈发严峻的对中国科技领域的遏制不仅影响中美两国科技企业，全球性用户可能都将受到影响。《TikTok帮助中小型企业成长，为全美消费者创造价值》报告显示，TikTok支持了美国700多万家中小企业，超过一半的小企业主表示，TikTok让他们能够与之前无法接触到的客户建立联系，增加销售额，提供就业岗位。然而，美国对TikTok的全面封禁管制将直接影响这些小型企业的经济利益。美国是经济全球化嵌入最深的国家之一，供应链和人才的全球化使得这种封禁对美国中小型企业造成的损失也将波及全球。

　　此外，美国封禁TikTok的管制措施升级还伴随着美国针对性地遏制中国科技领域发展政策，这也将带来全球性影响。2022年美国议员Marco Rubio曾提出《避免中共互联网监控、压迫性审查和影响以及算法学习的国家威胁法》（ANTI-SOCIAL CCP Act），禁止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社交网络在美国开展业务。2023年3月的《限制法案》（Restrict Act）旨在识别和减轻对ICT产品和服务（包括社交媒体）的外国威胁，被认为是重点针对中国的限制。2023年8月9日，拜登总统签署《关于处理美国在特定国家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问题的行政令》旨在限制包括中国的“受关注国家”在美投资。2024年2月28日，拜登政府发布行政命令对美国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进行限制，“受关注国家”包括中国。美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中国数字领域的限制极大地影响了两国数字产业的发展。中美均为数字经济发展强国，中国是世界网民第一大国，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压和数据跨境的针对性限制不仅将影响两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将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作为数字平台的TikTok成功嵌入美国社会，海量的用户使其成为数字资源的生产者和占有者。但在当前国际社会数字重商主义兴起之时，各国以数据本地化的形式争夺数字资源，美国对TikTok提出的要么剥离要么封禁的要求是数字重商主义下一种极端的数字金银获取手段形式。与此同时，作为科技企业的TikTok深陷中美科技地缘政治博弈中，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的打压使母公司为中国企业的TikTok成为美国重点打压目标。

　　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对TikTok的强势打压必将产生全球性的影响。首先，目前美国在政府设备中封禁TikTok的措施已经在其同盟体系内扩散，若之后美国对TikTok采取完全封禁措施，可能使TikTok面临更大范围的完全封禁压力。其次，在美国合法化对TikTok的打压中，对TikTok内容和数据双重属性的安全化将加大具有媒介和平台属性的数字媒介产业被安全化的风险，与内容生产和数据驱动的相关产业极易卷入数字地缘政治博弈。最后，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一和第二的经济体，美国对中国科技领域不断加剧的遏制政策将阻碍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总体而言，美国对TikTok的打压是客观威胁小于主观威胁认知的决策，充分展示了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数字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集媒介、数字平台和科技企业三重身份于一身的中国社交媒体为何容易被卷入政治博弈之中。

　　（载《传媒观察》2024年第6期，原文约12000字，标题为《三重属性下的社交媒体：美国封禁TikTok缘由及全球影响》。此为部分章节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